剩山圖 黃公望

說到中國詩歌的分類，今人都會想到王維的山水詩，孟浩然的田園詩，李白的送別詩，王昌齡的宮怨詩，杜甫、白居易的諷諭詩，高適、岑參的邊塞詩……的確，從這種分類現象中，是很可以看出中國詩歌的一些門類，或是中國古代出現的一些詩歌創作題材。

其實，不僅詩歌有分類，在中國文學的傳統流變中，一些大的文學品種幾乎都有分類現象，只是分類的名目不同而已。如小說除了在語言行文上有白話與文言之別，又有題材內容上的分類，如講史、公案、武打、靈怪、仙鬼、煙粉，言情中尚有世情小說、艷情小說等。散文中則有序跋、奏議、表狀、游記、墓志銘等，每一文體都與內容門類相關，天然吻合。詩則不然，一首七絕既可詠史，也可詠物，或寫邊塞、閨思，各類題材無施不可。然而，中國詩歌的題材分類究竟起于何時，卻很少有人關注。

雖然中國的《詩經》就有《風》《雅》《頌》三大組成部分，后人或以為三者各有不同作用，“風”為教化之用，“雅”言王政興廢，“頌”美王之盛德；又以為此三者因詩之音調不同而分。總之，皆與今人所說的題材分類相去甚遠。西漢設立樂府機構，樂府詩大興，文人自作的《古詩十九首》等，遠不如漢代樂府詩數量之多。后人所寫的許多樂府詩，如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王昌齡和李頎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等，都是仿漢樂府古題而作。這些不同的樂府雖然有各自不同的主題和情緒，卻有著固定的模式和格局，再加上音樂的摻和，特別是到了盛唐，很多詩人寫古樂府已擺脫了原有的格局，用樂府古題表現當代生活和親身經歷，如《燕歌行》本寫女子思念遠行丈夫，但到高適筆下，卻成了當時唐軍與邊疆少數民族激戰的場面，悲壯激烈，主題內容分明有了變化。故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題材分類仍有區別。

根據我個人的考察，中國詩歌真正有著今天意義上的題材分類，應該起始于漢魏之后的兩晉時期。如西晉之初，先有張華的《情詩》和《勵志詩》，潘岳的《悼亡詩》，傅玄的回文詩，左思的詠史詩和招隱詩，其后又有劉琨的贈答詩，郭璞的游仙詩，孫綽的玄言詩，陶淵明的田園詩和隱逸詩。稍后進入南朝，又出現了謝靈運的山水詩，梁代的宮體詩、艷情詩等。林林總總，加起來也要有十幾個門類，具有一定規模。

之所以如此認定，主要出于以下幾點考慮：首先，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能集中出現這么多以題材分類的詩歌現象，在中國文學史上尚屬首次；其次，這些分類的名目，如田園詩、山水詩、情詩、勵志詩等，與我們今天對詩歌的分類，從指導思想、基本理念、理解和接受，幾乎沒有什么區別，自名目確定到題材內容完全一致；再次，這些被命名的詩歌題材，不僅在后世得到流傳和認可，而且還不斷地被后代詩人所沿用，如潘岳寫悼亡詩之后，元稹就寫有《遣悲懷》《離思詩》等悼亡詩，李商隱也寫過不少。直到清代的朱彝尊，也寫了一些纏綿悱惻、真摯動人的悼亡詩。自左思寫詠史詩，后世的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也多有詠史之作。陶淵明寫田園詩，孟浩然、范成大等也多有之。謝靈運被視為中國山水詩的開山鼻祖，后來的謝朓、王維等也被視為著名的山水詩人。除了游仙詩和玄言詩，其他各類題材幾乎都有傳承和發展。

而事實上，中國詩歌的題材分類，也是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和延伸的，如隋唐之際的邊塞詩、初唐之際的詠物詩，乃至后來的宮怨、閨思、諷諭、節令、送別、懷古等，都是在晉人的開創之下發展繁衍而來。唐朝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不僅各種詩體兼備，同時也是各種詩歌題材眾多繁榮之時。門類從以往的十幾種，一下增加到五十多種。宋、元詞、曲繁興，詩歌題材并沒有太多的增加。

正因為唐代不僅詩體眾多，而且詩歌題材門類豐富，故后人論唐詩也多從這兩種方面入手。如明人焦循就曾說：“論唐人詩以七律、五律為先，七古、七絕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此從詩體著眼者；宋嚴羽則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別離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此從詩的題材著眼。各有高明處。

只要稍加留意，還會發現，后人選唐詩或宋詩，最常見的不外乎兩大體例，或從詩體，或從題材。如坊間最流行的唐詩經典選本《唐詩三百首》，便是以詩體的體例來編排的，先古體，后律絕；另一本同樣流行的唐宋詩合選本《千家詩》，則是以詩的題材的體例來編排的，內分時令、節候、百花、竹木、音樂、人品等十四類，故書名全稱為《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其以詩歌題材分類之意一目了然。更妙的是，倘再往上追溯，中國早期的文學選本，幾乎多以詩題分類的體例來編排的。如中國最早的文學選本《文選》，雖詩文辭賦并選，卻都以題材分，共分為三十八類，其中詩歌分類便有詠史、贈答、招隱、行旅等。究其原因，恐怕當時詩歌的題材品種已有相當數量，不分類不足以厘清個人的強項；再者，彼時已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不少人也有分類的觀念和習慣，即使劉義慶著《世說新語》，也分為德行、豪爽、雅量、任誕、賢媛、汰侈、儉嗇等三十六個門類。這種分類風氣一直延續到宋代。宋人也好分類，中國古代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太平廣記》等均成于北宋。故宋人所編詩集詩選，如《樂府詩集》《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等都以詩題分類，即使是宋元之際方回所選評的《瀛奎律髓》，也是如此，并成為這方面的典范。直至周弼《三體唐詩》的出現，才開始了以詩體為體例的編排模式。到了明代，一些最著名的唐詩選本如《唐詩品匯》《唐詩正聲》《唐詩歸》、李攀龍《唐詩選》等，無不遵照以詩體分類的編排模式，先五七言古詩，后五七言律絕。以致我們今天所見的一些傳統經典詩選《唐詩別裁》《宋詩別裁》《元詩別裁》《明詩別裁》《今體詩抄》《唐宋詩舉要》等，莫不如是。

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學史上，很早就出現過一個以題材分類的詩歌現象和過程，只是由于后來詩體形式的劇增，反把這一分類現象給淡化和湮沒了。中國詩歌自四言而騷體，而五言，而五七言雜體，而五七言律絕，而詞，而曲，而明清時調，而白話新詩，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詩歌藝術形式的發展演變過程，除此之外，其實還有一個詩歌題材門類不斷擴大拓展的過程，而兩晉，正是一個開始。我們只有將這二者綜合起來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國二千多年詩歌發展的整體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