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流感”肆虐的1918至1920年間，藝術家們是否也在家“閉門造車”？當時印象派畫家莫奈、雷諾阿均已至暮年，莫奈在吉維尼花園關門創作并計劃將作品獻給法國。雷諾阿在1919年參觀了盧浮宮，親眼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掛在展廳。而身處奧地利的維也納分離派畫家克里姆特、席勒等卻不幸染病，這也使“維也納分離派”在開始消亡。蒙德里安、蒙克也染上了“西班牙流感”，但自我隔離之中，他們似乎找到了自己。

莫奈為完成《睡蓮全景》而建造的大畫室

莫奈：在吉維尼花園為法國人畫下一處寧靜的港灣

1883年，莫奈與家人移居巴黎以西50英里的吉維尼，他親力親為，并聘用六名園丁打理花園，吉維尼家中的茂密園林景致成為莫奈心之所系。其中，一大片由日式拱橋和睡蓮池等構成的完整的水景庭園成為了莫奈反復寫生之處，據不完全統計，莫奈有大約250件作品誕生于此處風景。

1908年9月，68歲的莫奈與第二任妻子艾麗斯曾前往威尼斯，在此之后，他鮮少離開吉維尼，并醉心創作《睡蓮》系列。

莫奈，《睡蓮池的一角》，約1918-1919年

1918年，莫奈身在吉維尼的花園，79歲他的已非“西班牙流感”的易感人群，而在7年前（1911年），妻子艾麗斯去世、莫奈自己也出現了白內障的征兆。1914年2月10日，莫奈的長子去世，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次子米歇爾參軍。莫奈繪制了一系列垂柳以表達對法國將士的敬意。

莫奈，《垂柳與睡蓮池》，1916-1919年

一戰時期是莫奈的人生低谷，他經歷了喪妻、喪子之痛，視力逐漸衰退，而此時的國際戰爭沖突又相當嚴峻。吉維尼花園內的日式拱橋、睡蓮池、垂柳等也成為垂垂老矣的莫奈反復描摹的對象。

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發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迫結束的原因之一。1918年11月12日，即簽訂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議后翌日，莫奈決定創作“和平紀念碑”，并將之獻給法國，其中包括多幅高2米的巨型睡蓮畫作，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為法國人營造一處寧靜的港灣，將他們帶到繪之不盡的自然面前。

莫奈，《日本橋》，1919-1924年

“希望緊張不堪的神經在此得到放松，就像水面一樣的平靜，人們猶如置身花池中央，在此靜思默想。”莫奈在醞釀這批作品時寫道。其實從1914年開始，莫奈就陸續開始了這批作品的創作，直至1926年。

莫奈，《睡蓮》，1920-1926年

1926年12月，莫奈去世。幾個月后，依照1918年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制定的方案，這組作品獻給法國的大型作品陳列于巴黎杜樂麗花園的橘園美術館至今。這批誕生于戰爭和流感的畫作也是20世紀上半葉畫壇最大型的組畫之一，橘園美術館展示莫奈這批作品的門廳也被譽為“印象派的西斯廷教堂”。從東面的清晨到西面的夕陽，兩個展廳陳列的八幅畫作令人感受到時光的流逝。畫家呈現了“無盡的整體、無邊無際湖水的幻夢”，記錄下了在家國危難之際，自己雖身處“世外”，卻以畫筆留下無法復制的遺產。

橘園美術館展廳

另一位印象派代表畫家雷諾阿，因為罹患關節炎在1907年搬到地中海附近溫暖的科萊特莊園居住，與雷諾阿作品所傳遞出的青春、陽光、歡樂的形式不同，晚年的雷諾阿正在經歷病痛的折磨，1915年妻子也離他而去，好在兩個戰場上負傷的兒子皆回到了身邊，讓他在沮喪中獲得一些安慰。在此期間他依舊堅持作畫。1918至1919年，雷諾阿還畫了《兩浴女》。

雷諾阿，《兩浴女》，1918-1919

1919年8月，因為自己創作于1876年作品《夏潘蒂埃夫人畫像》被盧浮宮收藏，晚年的雷諾阿參觀了盧浮宮，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被懸掛在這座少時流連忘返的藝術殿堂，4個月后（1919年12月3日），雷諾阿與世長辭。作為現代藝術開端的印象派也漸漸走進歷史中。

克里姆特、席勒去世，維也納分離派名存實亡

1897年4月3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一批具有探索精神的藝術家、建筑師和設計師宣布退出主導藝術界的藝術家協會，成立先鋒派組織“分離派”。這些人包括克里姆特（Gustav Klimt）、霍夫曼（Josef Hoffman）、約瑟夫·馬里亞·歐爾布里希（Joseph Maria Olbrich）和科羅曼·莫塞爾（Koloman Moser）等。他們與傳統美學分離，追求藝術的自由。追溯“維也納分離派”的歷史，其思想最早體現在1895年，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出版《現代建筑》中，沿襲其理論，歐爾布里希設計“分離派展覽館”于1898年建成，并舉辦首次分離派畫展。

維也納分離派展覽館

然而，1918年被認為是“維也納分離派”的消亡之年，因為在這一年中，克里姆特、瓦格納、莫塞爾，以及克里姆特最得意的學生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相繼去世，他們的死亡宣告著一段激烈的創造力的終結。其中最為藝術史熟知、也最為人惋惜的是克里姆特和席勒。

維也納分離派創立之初的合影。

雖然，克里姆特和席勒的作品在今天是公認的經典，但在當時，他們的作品并不被理解。

1894年，克林姆特受托為維也納大學創作的《哲學》、《醫學》、《法學》三幅天花板壁畫因為激進的主題與取材遭到排山倒海般的批判并未被使用，到了1945年5月，這三幅作品因為色情等因素被黨衛隊銷毀。

在當時，席勒的藝術更是不被理解。1912年，因為被指控綁架和誘拐未成年人，席勒被投入監獄，而當案件開庭時，被譴責的是他的藝術，而不是他的行為。法官甚至直接以燭火將一幅“令人不愉快”的畫燒毀。在被收押了21天后，席勒被判入獄3天。在監獄中，席勒繪制了12幅畫，這些作品所描繪的不再是維也納的奢侈生活，而是監獄的簡陋走廊，并在畫面上以文字記錄自己的情緒：“我覺得沒有受到懲罰，而是被洗凈了！”

1915年6月17日，席勒與愛迪絲·漢斯（Edith Harms）結婚，婚后第三天，席勒就因為“一戰”被陸軍征召。因其藝術才華，席勒從未被派到前線戰斗，而只是擔任監獄守衛看管俄國戰犯，閑暇之余也從事繪畫創作。

1917年，席勒回到維也納，得以專心繪畫。1918年，席勒受邀參加維也納分離派在第49屆展覽，還以《最后的晚餐》為靈感，設計了展覽海報。此次展覽大獲成功，同年，席勒還在蘇黎世、布拉格和德累斯頓舉辦展覽。

席勒為維也納分離派第49屆展覽設計的海報

然而，幸福似乎戛然而止，1918年秋天，西班牙流感傳染到維也納。懷有六個月身孕的愛迪絲在10月28日因流感去世；三日后，席勒也因流感身故，年僅28歲，這也正是西班牙流感的易感年齡。在生命的最后幾天，悲傷不已的席勒仍掙扎著創作了一幅作品《家庭》（The Family），描繪了一個三口之家，而這就是被流感卷走的席勒一家，也是這場殘酷流感的凄美見證。席勒去世后，他的名聲被同時代的克里姆特等人蓋過，直至1970年代才又“橫空出世”。

席勒，《垂死的愛迪絲·席勒肖像》，1918

席勒，《家庭》，1918

在席勒去世前半年（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也因西班牙流感并發中風而死，席勒還在克里姆特臨終前，繪制了克里姆特病入膏肓時深深凹陷的面孔。

席勒，《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病逝在床上》，1918

與席勒相比，克里姆特像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享樂主義者，他沉迷于自己的欲望與藝術家的幸福，他讓富有的維也納人與他分享這座城市的欲望。女人們的禮服，在克里姆特筆下變成了流動的幻想，他以柔順的線條創造了無限的抽象樂趣。在離世之前，克里姆特正在創作一幅名為《新娘》的作品，這件右側女人體部分未完成的作品也宣告了他的藝術生涯和生命的終結。

克里姆特，《新娘》，1917-1918

維也納分離派的代表人物建筑師奧托·瓦格納和藝術家科羅曼·莫塞爾也在1918年相繼染病去世，至此維也納分離派開始消亡。1932年，維也納工作聯盟關閉。

蒙德里安痊愈出現更好的作品、蒙克自畫像記錄患病的自己

1918年，蒙德里安被證實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傳言蒙德里安是被他的室友傳染的。蒙德里安的病癥持續了數月，而在這段時間里，蒙德里安繼續在他的工作室里進行他的繪畫創作——這段時期也許對他的繪畫產生了幫助。

蒙德里安在1929年給友人的信件中寫道：“當我染上流感時，我注意到一個人可以多么極不情愿地變得全神貫注，而且隨之而來將有更好的藝術品出現。”

蒙德里安，《繪畫I》，1921年

蒙德里安成為大眾熟悉的蒙德里安，或也與患病的數月，他在工作室“全神貫注”的創作有關，雖然，在此之前，蒙德里安提出“造型”意味著呈現有條不紊的思想，是對精確嚴謹和簡明秩序的極致追求，并在1917年《風格》雜志中清楚地闡釋道：“組成現實性結構的不是物體本身而是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所謂這種結構關系，就是用抽象的垂直線和水平線來組成簡略的幾何形體。”同年作品《色彩平面構成·三號》，說明藝術家已進入完全抽象世界。

蒙德里安，《色彩平面構成·三號》，1917年

而后他也逐漸找到直角結構與紅、藍、黃三原色作為表達語言，但卻也發現三原色在視覺上的前景作用，影響了整體的統一。直到1919年他才找到解決辦法：利用貫穿矩形色塊的濃重線條，使結構不受色彩左右。1919年也是蒙德里安藝術上的轉折之年，這些藝術上的發現和精進，或正來自于患病期間心無旁騖地創作。

蒙德里安，《網格構成5》，1919年

1919年，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挪威，將近半數挪威人口染病，多以“疾病”與“死亡”為創作主題的藝術家蒙克也沒有躲過疫情，但他卻躲過了死亡，在患病和痊愈后他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直接表達疫情的是他在“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畫像”。

蒙克，《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畫像》，1919年

醫學史家特蕾莎·索斯蓋特（M。Therese Southgate）這樣描述這件作品：

這人怪異、憔悴、虛弱，或許還在發燒，一個從墳墓里出來的麻風病人，一個在尋找家園的幽靈。在過于寬大的晨袍之下，下坍的雙肩，形成近乎完美的曲線；形似杏仁的眼睛沉重地垂了下來，從深陷的眼窩里向外瞧，卻不相信看到了什么；嘴唇厚實而干燥，頭發蓬亂，胡須也未加修剪。他雙臂懶懶地落在膝蓋上，沉重得舉不起來。兩眼茫然，好像看什么都要費極大的勁。

蒙克在兒時就目睹雙親、兄弟和兩姐妹先后因病死去，他自己也一再受抑郁癥的侵襲，恐懼以一直伴隨著他，但畫面左上方一塊白的矩形色斑，或表明光線從外面進來，也暗示了健康的恢復。

生活依舊繼續，藝術也在發展。1919年4月，在德國魏瑪格羅皮烏斯擔任院長的“國立建筑學院（即包豪斯）”（des Staatliches Bauhaus）正式開學。雖然包豪斯只存在了14年，但其所代表的樸素、節制、優雅影響至今。

杜尚的《蒙娜麗莎》

1919年，杜尚在從紐約回巴黎待了六個月，在探望家人之余在巴黎街頭買了一張廉價的達芬奇《蒙娜麗莎》的明信片，在坐下喝咖啡之余，他從口袋里掏出這張明信片，在蒙娜麗莎神秘莫測的臉上畫上了小胡子和山羊胡，以簽上日期和“L.H.O.O.Q”的字樣。在此之前的1916年，在一戰期間拒服兵役的德國年輕作家雨果·鮑爾在蘇黎世發布了一份聲明，宣告一個新藝術運動的到來——達達主義，1918年一戰結束。旅居蘇黎世的達達主義者們大多返回自己的國家，其中有一些人開始在他們的城市宣揚達達主義思想，杜尚回到美國，邀請他的朋友，紐約達達主義者曼·雷拍下男扮女裝的自己。雖然，“達達主義”的時代與西班牙流感的流行期有所重合，但“達達主義者”似乎沒有與之相關的記載。達達主義雖然一度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終因精神空虛而不持久，1923年，達達主義轉化為超現實主義。而在此之前，1920年春季起，西班牙流感便逐漸神秘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