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漫長的傳染病隔離戰持續了兩千年，最終以“天刑病”的銷聲匿跡宣告了我們的勝利。

實際上，古代中國人平均每6年就要面對1次大規模的疫病威脅。

那么，在科技和醫療保障措施都不那么先進的情況下，我們的先人如何“戰疫”？

1.要命！平均6.1年爆發1次！

瘟疫，自古以來就是國家極其重視的大事，稍有規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記錄在冊。

公元217年（漢末建安二十二年），江淮地區發生了一次重大疫情。

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描述了這場災難：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當時站在中國文學高山頂峰的“建安七子”，有5人（徐干、陳琳、應玚、劉楨、王粲）死于這場瘟疫。要知道，瘟疫之前，“七子”中的另外兩位已經先后故去。

可以說，這場大疫在奪走無數人生命的同時也重創了文壇，中國文學史上的這盞璀璨之燈為此轉暗。

那時候，由于醫學知識有限，很多認為瘟疫是鬼神在興風作浪所致，只針對窮苦人家，豪門貴族染病者非常罕見。于是，老百姓為求自保，紛紛插桃符“驅鬼”以防病、求平安。

大文人曹植認為這種說法很荒唐——瘟疫之所以發生，是自然界陰陽二氣失調導致的，根本沒有什么鬼神。

“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更嚴重的一場瘟疫發生在明朝末年。

當時，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積饑荒，百姓四處尋找能吃的東西，樹皮、草根吃完了，饑不擇食的人們就捉老鼠吃。

要命的是，無處覓食的老鼠體質變弱，自身攜帶的病菌較平時增多；加上當時天氣很旱，鼠洞里溫度升高，鼠疫桿菌大量繁殖。

于是，鼠疫爆發，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人口喪生！

當然，古代中國人遭遇的瘟疫絕不止上述兩個案例。

193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是我國第一部較為完整、系統、科學地研究中國歷代災荒的專著。

作者鄧拓根據史籍記載統計出中國古代各時期發生重大疫情的大概數目：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天津中醫藥大學的王玉興教授在200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疫情年表》中列出了更詳細的數據：

從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這2154年里，中國發生重大疫情共352次；

其中，秦漢34次，三國8次，兩晉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

平均6.1年發生一次重大疫情，后期頻率更快，到了清朝，這個數字是2.3。

這個頻率很可怕！

怎么辦？

2.古人的辦法，迅速隔離！

《周易》雖不是醫書，卻最早提出了“隔離避疫”的理論，其中很多卦辭都涉及這方面內容，如：

離卦之九四爻辭：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困卦之六三爻辭：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

大意是瘟疫突發，一定會造成嚴重傷亡，令人恐懼，人們紛紛避開。

節卦第一爻辭：不出戶庭，無咎。

豐卦六二爻辭：往得疑疾。

大意是瘟疫發生后，只要不出門，疾病就不會傳播，也就沒有危險；如果不隔離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孔夫子的得意門生冉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魯國人，為人正派、品德高尚，與顏淵并稱，名列“孔門十哲”。

有一天，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視，然而，到了地方，只是隔著窗戶跟學生說了會兒話就走了。

這可不是孔夫子形式主義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傳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注：出自《論語·雍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黃帝內經》把這種防疫隔離理論闡述得更加具體。

黃帝曾問岐伯：“我聽說五疫發病，可互相傳染，不論大人與小兒，癥狀都一樣，若不用上法治療，怎樣能使它不互相傳染呢？”

岐伯回答：“要想不被傳染，首先要做到正氣存內、增加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氣，避免接觸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傳染病都是通過呼吸傳入的。”

注：出自《黃帝內經·刺法論》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于腦，即不邪干。”天牝，指的是鼻子。

“養內避外”成為古代應對疫情的重要理論依據，一旦發生瘟疫，人們對染疫者通常都要先執行隔離，然后再進行治療。

為了防疫，居家隔離的做法逐漸演變為一種制度。

西晉時有一項規定，如果大臣家里感染瘟疫的人數超過3人，即便他自己即使沒有發病也不能上朝，必須在家隔離，時間不少于100天。

這個隔離期實在太長，誰都會覺得憋得慌。

當然，算盤打得精的官員比較樂觀——拿著俸祿不干活，豈不是美事一樁？

這樣一來，大家都帶薪休假去了，公務就沒人管，要緊事可耽誤不起！直到人事部部長（吏部尚書）王彪之提出縮短隔離期的建議，100天的超級長假才宣告終結。

注：出自《晉書·王彪之傳》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人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3.制度、立法、機構早就有

居家隔離雖然便利，但要做到嚴格執行，必須有其它措施予以保證。

智慧的中國人早就建立起疫情報告制度。

秦朝時規定：鄉里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根據疫情派來醫生檢查和治療，并對相關人員采取隔離措施。

注：出自《云夢秦簡·癘》

“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訊丙，辭曰：‘以三歲時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無它坐。’令醫丁診之。”

典甲，秦朝時的鄉長，管轄范圍約百戶，相當于后來的里正。疕，頭瘡。

患有傳染性疾病的人將會被送往“癘所”進行隔離治療。

注：出自《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

“城旦、鬼薪癘，何論？當遷癘遷所。”

城旦、鬼薪指犯人。

不僅如此，當時還有關于防治“毒言”的立法。

“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傳染病的人。知情者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用同一器皿。

注：出自《睡虎地秦簡·毒言》

（圖片來自網絡）

“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牒背。訊丙，辭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寧毒言，以卅余歲時遷。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來，亦未嘗召丙飲。里即有祠，丙與里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兄弟及它人知丙者，皆難與丙飲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

到了西漢，出現了專門的公立“傳染病醫院”。

公元2年（漢平帝元始二年），朝廷辟出空宅，把病人集中起來給予公費醫療，不僅如此，還賜安葬費以便及時安葬死于瘟疫的人，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另一方面撫恤活著的人。

南北朝時期，齊太子蕭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用來收治需要隔離治療的病人。

在繁盛的唐代，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

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都是樣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明朝時，各州、府、縣普遍設立惠民藥局，抵御疫病的能力大為增強。

4民辦防疫機構發揮大作用

為應對疫情，歷代朝廷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傳染性疾病集中爆發后，需要隔離治療的人成千上萬，僅靠官府力量難以承擔。

于是，各路民間力量就參與到共同救治行動之中。

唐朝時，許多寺院都參與到隔離防疫救治中，其機構一般稱為“悲田養病坊”，宋朝以后，細化為“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安樂病坊”等，承擔著防疫、治疫的使命。

1089年，蘇軾剛任杭州知府，杭州地區就爆發了一場大瘟疫，一些藥鋪、醫館趁機囤積居奇、哄抬藥價，大發不義之財。

人們四處求醫，卻在高昂的醫藥價格之下望而卻步。

這位大文豪意識到，必須盡快創辦一家“貧民醫院”以解百姓之苦。辦醫院需要大筆資金，沒有錢寸步難行。蘇軾拿出自己平時節省下的“辦公經費”2000貫錢和多年積蓄下的50兩黃金作為啟動資金。

還是不夠，他決定搞一次募捐。蘇夫人首先站出來，賣掉陪嫁的首飾力挺老公。

在這對賢伉儷帶動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于建起一所安樂病坊，集中收治病人進行隔離治療。

5古代“隔離期”怎么過？

在古人看來，被隔離起來的病人應該注意哪些地方呢？

飲食宜清淡。

晉代醫學家葛洪認為，隔離治療的病人，飲食方面要特別注意，他在《肘后備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

清代醫學家王學權在《重慶堂隨筆》中則提出：“宣氣之法，不但用藥為然，如衣被宜潔凈，飲食宜淡泊。”

通風得做好。

有些病人一旦被隔離，就關門閉窗，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實際上，古代醫學家早就認識到這樣做是不對的。

明代醫學家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指出：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郁熱所致，投以同圣散，開辟門戶。使陽氣發泄，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煙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接觸要減少。

一旦被隔離，為減少傳染，病人盡量不外出。清人鄭光祖在《一斑錄》中指出：“歷觀時疫之興，必甚于儔人廣眾往來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內院，故養靜者不及也。”

探視須謹慎。

傳染性強的病人，隔離期應禁止醫生以外人員探視；病情稍輕的，也盡量不去被隔離之家，非去不可時，一定要更加注意。

清代醫學家陳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

“凡入疫家視病，宜飽不宜饑，宜暫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遠坐不宜近對。即診脈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病家。”

6麻風病，史上最漫長隔離戰

麻風病在中國流行了2000多年。在古代，這種病極難醫治又極易傳染，所以民間稱之為“天刑病”。

這當然不是什么“天刑”，麻風病是由自然界中一種分支桿菌侵犯人的皮膚和周圍神經系統，從而引起皮膚損害和肢體畸殘所形成的疾病。它的傳染性很強，潛伏期又能長達數年，因此，與結核病、梅毒一起被稱為三大慢性傳染病。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與麻風病作著頑強的斗爭，在特效藥沒有發明出來前，將病人隔離起來幾乎成為各個時期共同采取的一項措施。

唐朝僧人釋道宣所撰《續高僧傳》記載，568年，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耶舍在河南汲郡西山寺設置病坊，用以“收養癘疾”，其中主要是麻風病人，病坊中設“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令周給”。

“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寫出這樣流芳千古之優美詩句的唐朝大詩人盧照鄰就是一位麻風病人，他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

盧照鄰曾作《病梨樹賦》，以樹作比方，傾訴難忍的病痛：

“爾其高才數仞，圍僅盈尺，修干罕雙。枯條每只，葉病多紫，花凋少白。夕鳥怨其巢危，秋蟬悲其翳窄。怯沖飚之搖落，忌炎景之臨迫……”

因為此病，才華橫溢的他不得不放棄大好仕途而早早退職。連醫圣孫思邈都束手無策，結果，他病得越來越嚴重——不僅雙腳萎縮，一只手也殘廢了。最后，不堪疾痛折磨的盧照鄰投身潁水，了結了自己的性命。

不過，先人從未放棄過與麻風病的斗爭，以后歷朝歷代，人們建起貧子院、麻風寮等專門醫院，用以隔離和治療麻風病人。

經過不懈努力，醫學水平快速提高，兩千年后，麻風病最終趨于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