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學者、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近日辭世，享年81歲。楊新自1965年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十多年時間，對國內國際的學術交流、對博物館的學術建設，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他也曾與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張臨生女士合作主編了兩岸故宮國寶集結的大型圖文集《國寶薈萃》，第一次實現了兩岸故宮的“合璧之作”。

知名藝術史論家、中央美術學院(微博)教授薛永年今天對澎湃新聞說：“對我個人來說，我與他是同班同學，是好友，尤其悲痛，楊新先生的辭世，是中國美術史界與文博界的重大損失！”

對于書畫鑒定，楊新生前曾表示，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體會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鑒”，必須先懂得“賞”，“賞鑒”二字是不可分割開的。

知名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學者、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1940-2020）

對于楊新的辭世，知名藝術史論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極其悲痛，專門撰寫了《悼楊新學兄》的舊體詩：“厲疫逞妖氛，又聞楊新逝。同窗六十春，手足情堪似。英才君早發，鑒畫兼治史。三絕通古今，一眼辨非是。紫垣襄領軍，學術張一幟。海外有高名，著述無虛日。退休人不休，傷腦臥床笫。猶記探病時，尚記當年事。閉關難送別，何處焚香紙？時空有燧道，是耶還非是？”

楊新生于1940年，湖南湘陰人，自幼喜好繪畫，1960年于廣州美術學院附中畢業后，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1965年畢業，到故宮博物院工作，從事中國古代書畫的陳列與研究，師從徐邦達、 啟功先生學習書畫鑒定。1984年作為盧斯基金會訪問學者，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藝術史系研究和講學一年。1985年1月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副主任，1987年9月-2000年12月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在今天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薛永年說，楊新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第一個班的優秀畢業生之一，他多年以來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既對中國美術史的發展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又傳承發展的老一代書畫鑒定家的本領，而且他在擔任十多年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期間，對國內國際的學術交流、對博物館的學術建設，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包括與中央美院合作，與美國學者進行明清繪畫的特展和研討活動，都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對我個人來說，我們是同班同學，是好友，尤其非常非常悲痛，非常非常！楊新先生的辭世，是中國美術史界與文博界的重大損失！”

知名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學者、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

薛永年認為，在書畫鑒定方面，很多人只重視用眼睛看，判斷真偽，而且盡量把偽作找出，保存真的，“而他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在大家不注意的作品與認為不可靠的作品里面。經過充分論證，找出真跡，比如說五代貫休《羅漢圖》（另一本）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他是打通了書畫史與書畫鑒定，把書畫鑒定作為一個可以深入研究的學問，不斷地在有所精進，不斷取得成績。楊新還有一個突出的品質，就是尊敬師長，團結同行。那么幾乎每年春節，他都到母校去看望老系主任金維諾先生，金先生是湖北人，前年就去世了，沒想到沒過兩年來楊新也去世了……”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楊新所著《五代貫休羅漢圖》

楊新題跋的古畫

薛永年說，楊新這一輩人從事美術史研究和書畫鑒定的時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的時代，首先是一個換筆的時代，當時還是寫，后來開始有人才打字，另外古代書畫研究當時還不是一個顯學，美術文物市場剛剛興起啊。那么培養美術史學生的當時也還不是那么太多，在這個歷史條件下。楊新先生等人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把學校學習的長處與博物館老專家的長處結合起來，而且由于在故宮博物院，掌握與面對大量的原始作品與技術材料，所以在古代書畫研究方面很多具體的突破，包括對揚州八怪、項圣謨等的研究都非常明顯的。

楊新與薛永年等1992年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薛永年供圖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余輝對澎湃新聞說，待疫情過后，故宮將舉辦楊新先生的追思會，“楊新先生自1965年到故宮博物院工作，到去世已經55個年頭了，他是在撥亂反正后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研究館員，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是徐邦達先生的助手兼弟子，1987年他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業務副院長，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展覽和對外交流以及學術發展等留下了許多重彩之筆。特別是在上個世紀之末，楊新先生是故宮博物院文物出版與學術發展的帶頭人，1992年，他與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張臨生女士合作主編了大型圖文集《國寶薈萃》，第一次實現了兩岸故宮的合璧之作。在世紀之交的10年間里，他帶領故宮博物院的業務人員完成了《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六十卷），先后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使故宮博物院各種文物的出版量超過了臺北故宮，并在出版中培養了一批中青年學術英才。在他患病的前兩年，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出版英文版《故宮博物院精品集》（十卷，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2015年出齊，英文名The Palace Museum‘s Essantial Collections），增強了世界對故宮、對中國的了解。”余輝說，據他的老師薄松年先生說，楊新先生少小聰慧克儉、敏而好學，在廣州美術學院附中學習時就相當突出，“他從徐邦達先生那里得到了系統化了的真傳，廣泛運用到書畫鑒定中，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他關于揚州八怪、項圣謨、清初四僧和清宮繪畫的研究成果以及對一批晉唐宋元書畫的研究啟迪了一兩代學人，引起了港臺地區和日本、歐美的積極關注。楊新先生學識廣博，文史功底深厚扎實，他擅長書法、繪畫和詩詞等，其美術史研究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與其人一樣：平易實在。其著述頗豐，發表學術專著有十多種之多，去年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楊新先生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二十五講》，今年該社將出版《溪山臥游：楊新論中國書畫》。”

據悉，楊新先生主要學術成果有《楊新美術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畫家叢書《項圣謨》、《程正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揚州八怪》（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國傳統線描人物畫》（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大型畫冊《文徵明》、《項圣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繪畫三千年》（合作，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等。主編有：《龍的藝術》、《國寶薈萃》、《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均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它論文有：《明人圖繪中的古物市場》、《文物》、《中國畫的得意、寫意和會意》（《華學》第三輯）、《八大山人三題》（《文物》1998年第10期）、《四僧小議》（《故宮博物院院刊》等。他對古代書畫鑒定與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對《出師頌》《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羅漢圖》等畫史上重要作品的重新認識與研究，再如對董源名下引起重大爭議的《溪岸圖》的重新鑒考、米芾名下《研山銘》的鑒定等等，均為后世重新認識這些煌煌巨跡，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斷代意見。

楊新與薛永年等1992年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薛永年供圖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余輝對澎湃新聞說，待疫情過后，故宮將舉辦楊新先生的追思會，“楊新先生自1965年到故宮博物院工作，到去世已經55個年頭了，他是在撥亂反正后故宮博物院的第一批研究館員，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是徐邦達先生的助手兼弟子，1987年他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業務副院長，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展覽和對外交流以及學術發展等留下了許多重彩之筆。特別是在上個世紀之末，楊新先生是故宮博物院文物出版與學術發展的帶頭人，1992年，他與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張臨生女士合作主編了大型圖文集《國寶薈萃》，第一次實現了兩岸故宮的合璧之作。在世紀之交的10年間里，他帶領故宮博物院的業務人員完成了《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六十卷），先后在香港商務印書館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使故宮博物院各種文物的出版量超過了臺北故宮，并在出版中培養了一批中青年學術英才。在他患病的前兩年，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的基礎上積極推進出版英文版《故宮博物院精品集》（十卷，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2015年出齊，英文名The Palace Museum‘s Essantial Collections），增強了世界對故宮、對中國的了解。”余輝說，據他的老師薄松年先生說，楊新先生少小聰慧克儉、敏而好學，在廣州美術學院附中學習時就相當突出，“他從徐邦達先生那里得到了系統化了的真傳，廣泛運用到書畫鑒定中，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他關于揚州八怪、項圣謨、清初四僧和清宮繪畫的研究成果以及對一批晉唐宋元書畫的研究啟迪了一兩代學人，引起了港臺地區和日本、歐美的積極關注。楊新先生學識廣博，文史功底深厚扎實，他擅長書法、繪畫和詩詞等，其美術史研究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與其人一樣：平易實在。其著述頗豐，發表學術專著有十多種之多，去年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楊新先生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二十五講》，今年該社將出版《溪山臥游：楊新論中國書畫》。”

據悉，楊新先生主要學術成果有《楊新美術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畫家叢書《項圣謨》、《程正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揚州八怪》（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國傳統線描人物畫》（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大型畫冊《文徵明》、《項圣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繪畫三千年》（合作，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等。主編有：《龍的藝術》、《國寶薈萃》、《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均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它論文有：《明人圖繪中的古物市場》、《文物》、《中國畫的得意、寫意和會意》（《華學》第三輯）、《八大山人三題》（《文物》1998年第10期）、《四僧小議》（《故宮博物院院刊》等。他對古代書畫鑒定與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對《出師頌》《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羅漢圖》等畫史上重要作品的重新認識與研究，再如對董源名下引起重大爭議的《溪岸圖》的重新鑒考、米芾名下《研山銘》的鑒定等等，均為后世重新認識這些煌煌巨跡，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斷代意見。

《女史箴圖》局部

楊新先生生前曾回憶跟隨徐邦達先生的經歷：“我初識先生是在1961年。那時我正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讀書，系主任金維諾先生為我們設置了書畫鑒定課，特別延請張珩、徐邦達先生來講授。以往書畫鑒定都是私相傳授，未有于學校中而立“學”者，此舉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實屬首創。在書畫鑒定上建立起學科，這三位先生是奠基者，也是開山者。張珩先生當時在文化部文物局擔任文物處處長，行政工作很忙，所以書畫鑒定課徐邦達先生授時最多，是該課程的主講。他的授課內容，即是其二十年后出版的《古書畫鑒定概論》。

楊新隨徐邦達（執筆者）在鑒定

《楊新詩書畫集》

楊新著作

　　對于書畫鑒定，楊新曾表示，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體會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鑒”，必須先懂得“賞”，“賞鑒”二字是不可分割開的，“‘賞’是在與古人對話，啟功先生曾有詩贈我說：‘賞會從來在賞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講的是與古人對話。古人的語言都留在字里行間，筆墨之內，這要會心才能讀懂。然而與古人對話，先要取得對話的資格。對于傳統文化，若是一竅不通，或一知半解，連他們的語言和表達方式都不懂，這又如何能對話？‘鑒’非易事，‘賞’亦更難，跟隨老一輩先生學習，這鑒定之外的功夫才是最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