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班牙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擁有不少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作品，例如格雷科、戈雅等等，卻幾乎不見同時代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在博物館迎來建館200周年之際，女性藝術家的身影開始顯現，展覽“兩位女性藝術家的故事：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與拉維妮婭·封塔納”集中呈現這兩位16世紀意大利女性藝術家的作品。

在兩人之中，由于社會的限制而無法學習解剖學或創作大型場景畫的索福尼斯巴另辟蹊徑地鉆研肖像畫，而比她晚十幾年出生的拉維妮婭雖然在作品上不如前者出眾，但她在家中占據主導，讓同為藝術家的丈夫擔任輔助，在當時也頗為超前。《紐約時報》的藝術評論員黛博拉· 所羅門（ Deborah Solomon）寫道，展覽如同“雙人芭蕾舞”一般地將兩位藝術家的作品組合起來，這種策略或許需要討論，但是我們應該稱贊普拉多博物館在此次展覽中揭開了這么多16世紀的歷史。“我們無疑希望看到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藝術家作品的興衰，盡管相比于審美刺激，最近的一些發現更多地提供的是社會歷史意義。”

展覽現場

在古典大師中，男性藝術家的名字永遠要比女性藝術家響亮得多，這一點在普拉多博物館尤為明顯。那些藝術史上的經典名作在博物館內比比皆是，而其中，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幾乎不存在。我們來到普拉多，欣賞埃爾·格雷科（El Greco）筆下骨瘦如柴的圣人和戈雅（Goya）畫中穿著艷麗的女子，贊嘆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的《侍女》，藝術家在這幅拼圖般奇妙的繪畫中將自己與其他人置身于西班牙宮廷，他在一面巨幅畫布前作畫，而畫面上的內容于我們卻永遠成謎。

《侍女》，委拉斯開茲

今年普拉多博物館迎來其建館200周年，令人欣慰的是，女性藝術家的身影開始在展館中顯現，展覽“兩位女性藝術家的故事：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與拉維妮婭·封塔納”（A Tale of Two Women Painters： Sofonisba Anguissola and Lavinia Fontana）史無前例地將這兩位16世紀意大利藝術家的約60件作品集中呈現，她們在自己家的有生之年享有名望，卻在去世后被粗魯地遺忘。幾個世紀以來，她們的許多作品或已遺失，或是被毀，或是被歸于那些男性同僚的名下，直到19世紀，才開始對其作品進行復原。

在兩人當中，索福尼斯巴更為耀眼，也更加現代，她是一位敏感的肖像畫家，其作品很容易辨認。有時候人們將其描述為文藝復興的首位重要的女性畫家，從她的作品中向外凝視的臉龐具有一種驚人的當下感。她將自己描繪著一個明眸圓臉的年輕女子，渴望實現作為藝術家的野心。她的頭發漫不經心地往后披著，她的服飾毫無特別。她總是穿著同一件黑色外套，同一件白色上衣。她不涂脂抹粉，也不穿金戴銀，在她的身后沒有像《蒙娜麗莎》里那樣壯麗的風景。相反，她總是身處平淡無奇的褐色背景中，凸顯了樸素的氛圍。

《畫架前的自畫像》（1556-57）

《畫架前的自畫像》（1556-57）邀請我們走進她的工作室，又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不速之客”。索福尼斯巴描繪了自己的半身像，正在為一幅創作中的油畫添上幾筆，那是一幅閃閃發光的圣母子像。她那涂抹著顏料的調色盤平放在與畫家相連的木板上，微微向下，面向觀眾突出。她把調色板畫得如此巧妙，你幾乎能觸摸到它。這是畫中最真實的東西，似乎也是她的世界里最真實的東西。

索福尼斯巴感人至深的一些畫作都是小尺幅的。《自畫像》（1558）借展自羅馬科隆那畫廊（Colonna Gallery），僅10×8英寸，安靜而引人入勝。藝術家身著她平常穿的白色上衣，三條細線從衣領垂到畫布的底邊。如同佛蘭芒風格一般精確，這幾條細線像是只用棉與空氣編織成的精致項鏈。

索弗尼斯巴約1535年出生于克雷莫納的一個富裕家庭，是七個孩子里的老大。她很早便開始畫畫，把自己和兄弟姐妹當成模特。在大約11歲的時候，她的父母把她和她的一個姐妹送到當地一位名叫貝納迪諾·坎皮（Bernardino Campi）的畫家作坊接受訓練。有學者認為，這是文藝復興時期第一次給女孩這樣的機會。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普拉多展覽目錄的撰寫人之一邁克爾·W·科爾（Michael W。 Cole）即將出版一本名為《索弗尼斯巴的課程》（Sofonisba’s Lesson）的大型專著，該書開篇描寫的是索弗尼斯巴“離開父親的家”去學習藝術的辛酸時刻。科爾教授對她的父親和老師的開放思想大加贊賞。

《奧地利的安妮女王肖像》，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

《菲利普二世》，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

盡管如此，人們不愿過分夸大男人在索菲斯芭生活中的作用，也不想否定她自己的決心和創造力。在我看來，正是社會對她施加的種種束縛使她走上了一條獨創的道路。由于無法學習解剖學，也無法畫圣經或神話中的大場景，她從個人經驗中擴大自己的藝術領域，從而獲得了一些新的東西。在描繪兒童和青少年上，沒有人能夠與她匹敵。她那個時代的畫家常常將孩子們描繪成成年人的模樣，只不過矮了幾英尺。

《棋局》，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

只消看看她最出名的那幅《棋局》（The Chess Game，1555）中描繪的面孔編一目了然。這幅畫展現了她的三個姐妹在花園里聚精會神下棋的場面。女孩們穿著華麗，金光閃閃的刺繡面料像金屬盔甲一般包裹著她們的身體。她們的頭發上綴滿了一串串珍珠，與她們家庭女教師的灰發形成鮮明對比，后者正從右側溫柔地看著。

總而言之，這幅畫充分地刻畫了手足之爭的心理。露西婭（Lucia）是女孩中較大的一個，當她把手伸到棋盤對面，從年幼一些的米勒娃（Minerva）那里取過一枚棋子時，她看上去好似帝王。米勒娃的側影很清晰，臉色蒼白，沒有安全感，她舉起手，似乎在請求說話的許可。歐羅巴（Europa）年齡最小，大概七歲的光景，她滿臉笑容地看著敗下陣來的姐姐，或許那是藝術作品中第一次表現幸災樂禍的表情？

普拉多的展覽由萊蒂西亞·魯伊斯·戈麥斯（Leticia Ruiz Gomez）擔任策展人策劃，將兩位成名于同一時代的藝術家并置，她們同在意大利北部地區，卻可能素未謀面。兩人的作品如同雙人芭蕾舞一般交匯于展廳中。不過，這樣的做法合適嗎？你很難想象男性藝術家會以這樣的方式共享展廳，也許你會想，策展人的意圖或許是期望讓女性團結起來，更好地去反抗父權。

事實上，這種雙人展的策略有點奇怪，因為其中一位藝術家完全占了上風。這場展覽原本意在表達女性團結，最終卻以犧牲拉維妮婭作品的代價，慶賀了索弗尼斯巴那些富有親密感的肖像畫。

《全家福》，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

《不要碰我》，拉維妮婭·封塔納

和同時代的多數女畫家一樣，拉維妮婭也是名畫家的女兒。她的父親普洛斯彼羅·封塔納（Prospero Fontana）在自己位于波隆那的作坊里指導她進行風格主義的創作。彼時，有一個會畫畫的父親意味著女孩不必冒著被送出家門、交給一個可能是無賴的人看管的風險，就能獲得實際經驗。

《鋼琴前的自畫像》，拉維妮婭·封塔納

拉維尼婭的作品顯然是出色的，她的生活也非常充實。她有11個孩子，其中只有三個活得比他長。值得慶幸的是，她的丈夫，同為畫家的吉安·保羅·扎皮（Gian Paolo Zappi）自愿扮演一名家庭主夫的角色，這在當時非常超前。他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幫著撫養孩子，并在畫室里輔助妻子工作。拉維尼婭曾頗為傲慢地聲稱，她不讓丈夫幫她畫，只許他把窗簾拉上調節光線。

拉維尼婭生于1552年，只比索弗尼斯巴晚了大約二十年，但她似乎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比起博物學家式的古典主義風格，她的畫更多展現出風格主義，比起刻畫個人，她對于描繪富貴的服裝更為感興趣。

《魯伊尼家族的一位婦人》（A Lady of the Ruini Family，1592）是拉維尼婭的典型作品，繪畫描繪了一位紅褐色頭發的貴婦一邊溫柔地微笑著，一邊撫摸著她的哈巴狗。她不是唯一一個戴珠寶的人。以側面出現在畫中的小狗后腿擱在桌子上，也戴了一只耳環——由三塊明晃晃的石頭組成的圓環。這種珍貴材料的剩余令人瞠目結舌。

無論如何，讓被遺忘的女性畫家重新走入人們的視野仍然是一項令人欽佩和必不可少的努力，我們應該稱贊普拉多博物館在此次展覽中揭開了這么多16世紀的歷史。我們無疑希望看到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藝術家作品的興衰，盡管相比于審美刺激，最近的一些發現更多地提供的是社會歷史意義。

并非每個藝術家都會成為索弗尼斯巴那樣果敢、耀眼而獨一無二的人物。大多數女性藝術家更像拉維尼婭，她們有能力，但不夠革命，她們緊跟自己所處的時代，在今天看來則有些落伍。即便如此，我們仍想了解他們。藝術史留下了數不盡的二流男性藝術家的故事，而女性值得同樣的尊敬。比起16世紀的人們，我們應該在保護她們的作品和故事上做得更好。

展覽從2019年10月22日持續至202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