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九大古都之一的大同，銅鏡歷史悠久，多年來發現了大量的銅鏡。從1959 年大同市博物館建館以來的 60 年中，通過發掘、收集、民間征集等多種途徑，館藏銅鏡已多達 300 余面，時代跨越從戰國到明清時期。

“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孕育于我國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之中的銅鏡，是我國古代青銅器文化獨立成體系的一朵奇葩。銅鏡雖小，但它所映照的不僅是人們的容貌，還有千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是歲月的記錄，記載著文化、美術、科學、人文、社會形態、思想意識等內容。

關于我國銅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傳說時代，古人將銅鏡的起源歸于軒轅氏。神話傳說已不可考，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銅鏡是位于甘肅、青海一帶的齊家文化時期的銅鏡，距今約 4000 多年，此后銅鏡歷經商、周、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清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和必備品，直到清代中晚期以后，青銅鏡才逐步為玻璃鏡所取代。從四千年前齊家文化出現銅鏡以來，各個時期銅鏡的質地、形制特征、紋飾特點、銘文演變等都具有其自身的特點。

早期銅鏡多注重實用性，對于其裝飾性并未重視，形制比較簡樸，均為圓形，鏡面平直或微凸，鏡身較薄，直徑也較小，大多在 6~8 厘米，厚度多為 0.2~0.3 厘米。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銅鏡發展史中一個成熟和大發展的時期，是中國古代銅鏡由稚樸走向成熟的過渡階段。春秋戰國時期銅鏡在夏、商、西周銅鏡的基礎上，有了突飛猛進的全面發展。無論是銅鏡的鑄造工藝，還是鑄造的數量，都大大超過了以前。這一時期的銅鏡制作多精巧輕薄，鈕細小，一般鑄有精美紋飾，最常見的有山字紋、龍鳳紋、花葉紋、連弧紋、菱形花紋等。

兩漢時期，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藝術空前繁榮，銅鏡鑄造業水平也得到不斷提升。這時期銅鏡的地紋逐漸消失，主紋明顯而突出，銘文地位逐漸提高，且成為銅鏡紋飾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有的銅鏡紋飾完全以銘文為主，銘文種類日漸繁多，出現了紀年銘、紀地銘、紀氏銘、“日光”銘、“昭明”銘等各種類型。這一時期銅鏡紋飾題材有了極大突破，出現了四神博局鏡、瑞獸鏡、神獸鏡、畫像鏡等新鏡類，東王公、西王母等神仙故事都成為銅鏡紋飾的新題材，這些銅鏡文化的新特征標志著我國銅鏡文化步入了鼎盛期。

唐代是我國銅鏡發展史上又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隋唐銅鏡，較前代又有了新的發展。在銅質的合金中加大了錫的成分，這樣銅鏡的質地上就顯得銀亮，既美觀又實用。特別是隨著社會進入相對穩定及繁盛的階段，這時期的銅鏡亦擺脫了兩漢以來的神秘怪誕氣氛，更接近于現實社會大眾的生活，表現手法也更加多樣。

唐代 花枝鏡

到兩宋銅鏡除了繼承過去的圓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鏡以六瓣形為最普遍。此外還有帶柄鏡、長方形、雞心形、盾形、鐘形、鼎形等多種樣式。并出現了很多花草、鳥獸、山水、小橋、樓臺和人物故事裝飾題材的銅鏡，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此外，還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鏡和八卦鏡等。在吸收前代紋樣的基礎上，又創造出一些新式圖樣。以雙魚鏡、人物故事鏡較為多見，特別是雙魚鏡、童子攀枝鏡最為流行。

宋代 人物觀瀑圖鏡

元、明以后，鑄鏡技藝逐漸走向衰退，這時的銅鏡制作粗糙，較多的只有紀年銘文而無紋飾，仿造漢鏡和唐鏡的風氣很盛，仿制銅鏡一般形體較小，紋飾模糊不清，已無往日之風采，清代中晚期以后，銅鏡逐漸被玻璃鏡所取代。

作為中國九大古都之一的大同，銅鏡歷史悠久，多年來發現了大量的銅鏡。從1959 年大同市博物館建館以來的 60 年中，通過發掘、收集、民間征集等多種途徑，館藏銅鏡已多達 300 余面，時代跨越從戰國到明清時期。從館藏的大同地區出土銅鏡來看，戰國銅鏡較少，漢代及宋遼金元時期較多，其中尤以宋遼金時期銅鏡最多也最具地方特色，特別是一些別致的銅鏡紋樣、銘文、驗記、紀年等。

遼代 八曲云龍紋鏡

戰漢時期大同屬代郡、雁門郡之地，此時出土銅鏡多呈時代風格。北魏時期大同作為其都城近百年，多沿用漢代銅鏡并多有鐵鏡出土。遼金時期大同作為陪都，元代為大同路，是北方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而且也是一個多民族融合聚居之地。遼金時期多見風格纖細的花卉紋鏡、花鳥鏡、雙魚鏡及人物故事鏡，又以雙魚鏡和人物故事鏡最多。元代銅鏡多沿襲宋金風格，但鏡體厚重，鏡徑較大。

金代 雙魚鮫人紋鏡

縱觀我國四千多年的銅鏡發展歷程，隨著時代的發展，青銅鏡已跨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飾容的用途，深深融入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意識，從最初的照容、裝飾功能逐步演變為融合多種社會功能兼具美觀實用價值的藝術品。對于館藏銅鏡的系統整理出版，不僅有助于了解銅鏡的興衰演變歷程，而且對于研究大同地區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經濟、人文、社會形態、思想意識等方面也具有積極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