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楊柳

王勃（650～676），字子安，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開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僅二十八歲，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妙筆華章，卻亙絕千古，至今為人所稱頌。楊炯在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贊嘆曰：“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p>

關于王勃文集，新舊《唐書》、《崇文總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等書目皆著錄為三十卷，宋《郡齋讀書志》、元《文獻通考》則為二十卷，洪邁《容齋四筆》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見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無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獻中也未見王勃集的片言只語。今所傳者皆為明清人搜輯重編，如明崇禎十三年（1640）刻張燮輯《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緒九年（1883）刻蔣清翊輯《王子安集箋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還是二十卷，倘若僅據中國傳本，實難定論。

慶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寫本殘卷四種（均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它們為解決這一疑案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這四種殘卷分別是：

1. 上野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館保管）。日本國寶。

2. 富岡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狀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親友書信、祭文四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國寶。

3. 神田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重要文化財。

4. 翰墨城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陸錄事墓志》（存三行），靜岡縣熱海市MOA美術館藏。日本重要文化財。

上述唐寫本的前三種，羅振玉在內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陸續校勘影印，第四種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學者道坂昭廣近年研究定為王勃集佚篇。此四種唐寫本乃同一寫手抄錄，舊藏于日本千年古寺興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紙面有“興福傳法”朱文?。巢拷杂衅桨矔r期日僧手寫戒文。正文中凡提到“華”字處皆闕筆，據內藤湖南考證，是避諱武則天祖父謚號，且寫本中未采用武則天時期制字，故其抄錄時代應當在武則天確立則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約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間（685-689），比正倉院本還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僅十余年，故為王勃集現存最早的寫本。此四種所存卷次為二十八至三十，這也證明了兩《唐書》、《崇文總目》等書目所載《王勃集》原編為三十卷的史實。上述論斷自民國以來已成為學界的基本共識。

 “興福傳法（興福傳法）” 朱文印

“華”字闕筆

此次西泠秋拍中的這件《王勃集》殘卷，縱25.2cm，橫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烏絲欄界。楮紙色偏灰白。紙背為平安時期日僧書寫戒文，復經日本皮紙托裱（與其它四件寫本相同）。從書法、內容、紙張、行款、尺寸、背部字跡、保存狀況等方面仔細比對，可知此卷與日藏四種唐鈔本為同一寫手，且與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屬卷二十八。文中有“又遷楊府録事”之語，為志主最后終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樣，與王勃寫作時代相合，故推測此殘篇當即上野本佚失的《陸錄事墓志》。此為最新發現的王勃集佚篇斷簡，極為珍貴。

2019西泠十五周年秋拍

唐寫本《王勃集》佚篇殘卷

（唐）王勃著

唐代7世紀末8世紀初寫本

1幅  楮紙

提要：此為最新發現的王勃集佚篇斷簡，系現存最早的王勃作品傳本，是現存唐人別集中書寫時代最早、書法最佳的文本之一。它與日本藏唐寫本《王勃集》殘卷四種為同一寫手，自奈良時期傳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興福寺，流傳有緒。這是唐寫本王勃集在民間可以流通的最長殘卷，也是唐寫本唐集首現拍場。它的發現在唐代文學史、文物史、書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也為非敦煌系統的中國早期寫本的鑒定提供了物質實證。雖為斷簡殘篇，自當珍若拱璧。

此卷書法結體緊湊、圓勁有力，猶存魏碑筆意。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評論，皆可資參考。如楊守敬《留真譜》（卷九）據日本《聆濤閣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書法古峭，出《文館詞林》上”，內藤湖南跋 “上野本”云：“其書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顯?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遺意”，杉村邦彥認為唐鈔本王勃集：“在字體瘦細，線條運筆開闊及擺出向勢，右肩略低的厚重結體方面具有特征?！保ā短柒n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殘卷除唐人的時代氣息外，尚表現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們認為這一寫卷當出自中原地方善書人之手，故其紙張、書寫風格與現存敦煌寫經有著明顯差異，與日本的古寫經及文人書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攜歸日本者。

西泠秋拍 唐寫本《王勃集》佚篇殘卷（局部）

關于此卷的紙張，因其與日藏唐鈔本同出一帙，具體可參考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本進行保存修復時的紙張報告。此報告尚未公開，但在京都國立博物館赤尾榮慶先生關于《王勃集》卷二十八的介紹（《國華》1404號，平成24年10月）中可見一斑。該文稱王勃集紙張為楮紙與雁皮紙的混合紙，主體成分為楮紙。在此文中，赤尾先生認為上野本王勃集寫卷是中國唐代七世紀后半期寫本，早于著名的正倉院寶物中慶云四年（707）題記的王勃《詩序》近二十年。赤尾先生是著名的古寫本鑒定專家，在紙張方面的鑒定經驗極為豐富，他認為此卷是唐人寫卷，顯然是基于長期實踐經驗而得出的，值得信憑。

此卷曾經方廣錩、陳先行等著名古籍版本學家鑒定。方廣錩先生認為：“從紙張、字體、總體風格來看，都可以將《王勃集》殘卷判定為中國8世紀上半葉寫本。應為早年從中國傳到日本，一直保存在日本的中國古寫本”。陳先行先生憑借多年來的古籍鑒定經驗，認為書寫時代定為唐代早期應該沒有問題，并指出此卷與日本藏七至八世紀唐鈔本《玉篇》殘卷的紙張頗接近，對此卷價值亦予以充分肯定。

方廣錩先生鑒定證明書

又，在《國寶大事典》（3書跡·典籍，432頁，講談社1986年），著錄王勃集卷二十八及二十九、三十兩卷，皆標示其時代為“七世紀后半”，山本信吉（文化財美術工藝科主任調查官）的解題云：“此處所列出的兩卷，是該集現存最早寫本，從書風來看，屬于唐代中期則天武后之前的寫本，作為王勃去世不久的遺卷而深受矚目。”角井博在《日本名寶事典》（御物·國寶·重要文化財，130頁，小學館1971年）云：“作為王勃集最早的寫本，是足以補充唐史之闕的史料，其書法之精妙，即便在我國（日本）傳來的唐鈔本（唐代書寫的漢籍）中也大放異彩”。在日本國寶圖錄中，王勃集自昭和6年1月19日（1931）指定為日本國寶，昭和26年6月9日再度指定為日本國寶，皆列為別集第一，迄今迭經著錄、展覽，足見日本對該寫卷之重視，稱之為日藏唐人別集第一名品，絕不為過。

據《敦煌古籍敘錄》、《唐集敘錄》，知現存唐人別集存唐寫本殘卷的僅僅數家，即《王績集》（《東臯子集》，伯2819）、《王梵志詩》（伯2718等）、《李嶠雜詠注》（斯555、伯3738）、《高適詩集》（伯3862）、《故陳子昂遺集》（伯3862）、《白香山詩集》（伯5542）、《甘棠集》（伯4093）。其中王梵志詩成書較晚，歷代書目皆不載，其人時代跨度頗大，抄寫時代多為晚唐五代，姑且不論。王績為王勃叔祖，法藏敦煌文獻存賦三篇，為武則天時期寫本。敦煌唐集中以《王績集》之成書與抄寫時代為最早，惜流失海外。在現存中國古籍中，雖然唐人詩文集殘卷在敦煌文獻偶有保存（多存海外），但其抄寫時代一般多在中晚唐，書法亦不佳，王勃集殘卷則是現存唐人別集中書寫時代最早、書法最佳的文本之一，也是現存最早的王勃相關文物，彌足珍貴。

綜上所述，西泠秋拍中的唐寫本《王勃集》殘卷，系現存最早的王勃作品傳本，且屬新發現的佚篇，自早年傳入日本后一直深藏古寺，這是唐寫本王勃集在民間可以流通之最長殘卷，也是唐鈔本唐集首現拍場。它的發現在唐代文學史、文物史、書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也為非敦煌系統的中國早期寫本的鑒定提供了物質實證。雖為斷簡殘篇，自當珍若拱璧，應當引起收藏界和學術界的充分關注。

影印  上野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館保管）。日本國寶。

影印  富岡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狀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親友書信、祭文四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國寶。

影印  神田本：唐寫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日本重要文化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