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千字文》局部 北宋 趙佶

在“郁郁乎文哉”的宋代，花押作為一種兼具防偽實用功能和審美藝術表現的“個性簽名”而廣為文人士大夫所青睞。與此同時，禪宗歷經晚唐五代，逐漸發展成熟，并在宋代成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歸所，其中蘊含的美學理論和審美情趣對中國古典審美造成了巨大沖擊，這種沖擊體現在繪畫、詩文、書法、園林建筑等各個藝術領域。花押的設計與審美也應自覺不自覺受到禪宗美學觀的影響。

“花押指文書或契約末尾簽字或署名下方所畫的特殊私記符號”。明代郎瑛《七修類稿》稱：“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作用上類似現代人的花體簽名。設計元素不僅局限于文字，有時也圖文交叉使用，表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有重疊、連斷、變形、夸張等。作用是消解文字本身的特定含義，形成類似抽象圖案的個性化“符號”。這種介于文字與圖畫之間的“符號”，同時兼具了兩者的審美價值。宋代最有名的花押當屬宋徽宗的“天下一人”（或譯為“天水”），通過字形的拆分重新組合，使得原文字的基礎框架還在的情況下，多出了一種圖像審美，具有了多義性。

禪宗經過六祖慧能的改造為世人所普遍接受，并在唐代得到繁榮發展，到了宋代，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更是受到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文化藝術上，通過上層統治階級以及文化圈的士人首先提倡，而后蔓延至整個社會，宋代學者周必大曾說：“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哲學與藝術并行的時代已經到來。

宋徽宗的花押大體構成是最上一個獨立的小短橫，下面有一長一短兩條斜線相交于一條橫劃的中間。構思巧妙，極盡簡約，筆畫的共用，字形的變形，與其說是文字，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標志或圖案，并且，不同于機械化的復制，在不同的題畫上，花押都會根據不同的章法加以改動，造型或長或短，筆意或方或圓，極富變化性。從單純的文字識別上看似乎這種設計會對文意認讀造成障礙，但從藝術審美角度來看，無疑是別有意趣的。

花押本身可作為獨立的個體，具有獨立的審美追求。在花押的設計過程中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主體的意趣與傳達，一是客體的識別與欣賞。徽宗皇帝的花押，通常被世人解讀為兩種含義“天下一人”和“天水”，學術界對二者哪一個是正確的識讀并沒有定論。禪宗美學對花押的審美含義作出了解釋。

禪宗的各種流派，共同點都是強調“悟”，尤其是慧能的“頓悟”說，可以說是禪宗美學的關鍵所在。其中所包含的“離相無念”“自性頓現”“法由心生”等內容，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和促進了中國古典美學的變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悟”是在“隔”的前提之下產生的。也就是花押所呈現的含義并不直接外露，故意“隔”了一層，模糊而含蓄，要通過“頓悟”的過程，給出自己的答案，瞬時產生美的感受。

黑格爾說：“審美帶有令人解放的性質。”同樣的道理，由“頓悟”所達到的精神的解脫，也必然帶有審美的色彩。禪宗美學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絕對的自由，強調自身的感受，呈現出內傾性的特點。主體意愿未必然，而欣賞客體未必不然，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

對于花押的欣賞，觀者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花押并不呈現更為確定具體的概念，這就使觀賞審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諸因素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從而更加寬泛和自由。這樣的花押具有更為豐富的多義性，給予人們流連觀賞的時間和愉快也更持久。“愈進化愈高級的藝術，所憑借的物質材料愈減少”，禪風意趣以少涵多、映照宇宙萬千的手法，濃縮著禪宗美學中重自然、重象征的意境之美。宋徽宗“天下一人”的花押極盡簡約之能事，以少到不能再少的筆觸“芥子納須彌”，構造了一個意象繁多、空靈飄逸的個人符號，正是對這種意趣的追求。

元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出現了方便辦公、以花押入印的新形式。明代的花押繼承了宋代花押化繁為簡、一押多意的思路，《大軍帖》末尾的“朱”字花押便是一例。崇禎帝朱由檢的花押印，分解可得“朱、由、檢”三字，其設計以疊加、簡省為主要手段。之后的明末清初，改朝易代之際，民族矛盾尖銳。畫壇“四僧”之一朱耷，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寧獻王朱權的后裔。早年經歷國破家亡之痛，心情抑郁，從此裝聾作啞，佯狂垢污。晚年棄僧還俗后，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題詩作畫，四字連綴寫成，根據觀者閱讀連斷的不同，會出現“八大山人”和“哭之、笑之”兩種不同的文字解讀，而單獨從圖形符號上看甚至像一張哭笑不得的表情包。在他的大寫意花鳥中，魚鳥無不翻著白眼，表現出一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憂憤與煎熬。配合“哭之、笑之”的花押，兩相配合，像是為他的畫做的一個注腳。

宋代的花押，在城市經濟繁榮發展，貿易合同、政府文書防偽需要等政治經濟因素和文人自我意識的空前高漲，個性化追求強烈等文化因素的催生下，同其他藝術形態一樣，在潛移默化中自覺不自覺地受到禪宗美學的影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并一直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