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予作毛筆畫外，間作指畫，何哉？為求指筆間，運用技法之不同，筆情指趣之相異互為參證耳。運筆，常也；運指，變也。常中求變以悟常，變中求常以悟變，亦系鈍根人之鈍法馱！

——潘天壽

潘氏以粗放取勝的指墨充分發揮他胸中的壯氣和蓬勃的創作激情， 更因指墨技法與其剛直倔強、深沉質樸的性格相契合，而多有精品佳構面世。驚艷亮相于本季春拍的《紅荷》即為潘天壽以其獨步于近現代畫壇的指墨法繪制。

潘天壽 指墨紅荷

立軸 設色紙本

132×50 cm

華藝國際25周年·2019春拍拍品

出版：《浙江四大家：吳昌碩、黃賓虹、潘天壽、陸儼少作品? 第四集》P193-194，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年3 月。

指墨畫技法是潘天壽對中國畫壇的貢獻之一，其特有的沉郁古拙之意，絕非毛筆所能替代。指墨技法創成于清代高其佩，而在潘天壽的作品中則更趨完美。潘氏于指墨之成就，從此幀《紅荷》中便可見一斑。其以潑墨指染，以掌抹作荷葉，以指尖勾線寫莖桿，其氣魄之宏大，氣韻之生動，非筆力所能達。所出之線無不造型概括、骨力遒勁，似斷非斷，似連非連，似直又曲，似曲還直，如錐畫沙，如蟲蝕木，如蝌蚪文，如屋漏痕，特具一種凝重古厚而又極為自然的意味。

潘天壽為學生示范指墨畫

潘天壽除金石書畫及登山外，唯一最愛的消遣便是下圍棋。他常以圍棋的布局來比方畫面的構圖，他特別重視空間的占領，以少勝多，嚴格控制面積，出奇制勝。

潘天壽 指墨《紅荷》局部

此作在構圖上極富個人特色，章法結構極為堅勁嚴謹，在險絕之中見平穩，更將力量感與結構美和諧地融于一幀。畫面整體被分割成了多種隱而不露的長方形的和諧組織中，以一大片肥厚蘊潤的荷葉撐起全幅氣局。通過花、葉的傾側帶來動勢，打破沉悶。

荷花、荷葉、荷頸、水草等物象相互間起承轉合，構成作品的“骨架”，勾連作品氣脈，使之充滿張力并極具穩定感。

潘天壽 指墨《紅荷》局部

幾筆金石書法作題并朱紅印章，隱于“骨架”之后，從而與前景諸物象形成一個巧妙的透視關系。這是潘公將中國傳統花鳥畫中“取近少取遠” 的圖式原則， 與西畫中的平面構成理論相結合，而獨創的一種全新圖式。縱觀全畫，諸般景物相互呼應，詩、書、畫、印之間相互生發，動而不亂，靜而不板，所謂“氣韻生動”當如是也。

朱琦先生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上款人為浙江美協首位副秘書長朱琦先生。一位是開宗立派的藝術大師，一位是浙江美協首位副秘書長，潘天壽與朱琦兩位先生在工作和藝術交往中曾留下許多逸事。此幀指墨《紅荷》則又為我們呈現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位先生藝術交往中的一段佳緣。

20世紀50年代潘天壽（右二）出席美協會議

浙江美術界的繁榮發展在全國都是有目共睹的，浙江美協與浙江畫院更是聚集了眾多名家，實力雄厚。回顧建國以來浙江美協與畫院的發展，朱琦先生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至今仍令人稱道。朱琦先生1941年畢業于上海新華藝專，1945年起在部隊從事美術工作，1956年轉至浙江省文聯擔任美協組織領導工作。1961年7月30日，中國美術家協會浙江分會成立，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會上，潘天壽先生被推選為主席，倪貽德為副主席兼秘書長。朱琦先生出任副秘書長一職，實際負責美協的日常工作事宜。

朱琦有關建立畫院的手稿

此后，建立浙江畫院之事也提上了日程，朱琦與潘天壽等一批藝術家都曾為了創建浙江畫院而四處奔波。幾十份申請建立畫院的報告手稿，見證了朱琦先生為畫院成立而傾注的心血。經過多方努力，1979年底浙江省政府終于同意恢復國畫創作研究室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浙江畫院，1984年浙江畫院得以正式建立。此時，潘天壽先生已經逝去整整13年了。

1962年潘天壽（中）與浙江省美協同志探討畫藝

潘天壽乃是朱琦先生的至交之一。潘天壽的許多藝術活動與決策都有朱琦先生的參與，這在潘天壽的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例如1962年潘天壽在北京開辦個人展覽，之后受到各省邀請舉辦巡回展覽， 潘天壽在自述中講到：“ 我覺得展品未能滿意，由美協寄，寄費大，也不便。以少展出為妥，因與美協秘書朱琦商量，決定去上海、南京、廣州三點……廣州美協特別客氣，一定邀我去游幾個風景點，浙（江）美協對我一人去，不放心， 所以朱琦陪我同去的。”

潘天壽 《雁蕩山花圖》

之后，潘天壽還受邀到香港展出并且出售部分作品，關于畫作定價以及所得錢款如何處置的問題，潘天壽也都與朱琦商定，可見對其是極為信任的。1963年潘天壽為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創作了《雁蕩山花圖》，這件作品交送北京的事宜也是由朱琦先生經手，此事在浙江文藝圈亦是盡人皆知。

潘天壽與朱琦過從甚密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恰也是潘天壽自己藝術創作最為豐盛的時期。經過了青年時期的藝術風格逐步成熟，他進入了一個苦心探索的新階段。深入繼承了我國傳統繪畫尤其是歷代文人畫大家的精華，同時又能不拘陳法，脫盡窠臼，創造出沉雄奇崛、蒼古高華的自家面目。

文人雅士以佳作饋贈摯友，在歷史上曾留下了不少佳話。此幀指墨《紅荷》見證了潘天壽與朱琦的知己之誼，亦令人懷想起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美術界的發展之路。流年似水，惟有作品記錄著二十世紀美術的發展，更顯《紅荷》之珍貴，實屬難得一見之佳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