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陶瓷發展的歷史上，青瓷一直受到文人的廣泛青睞。自古以來，中國貴族和文人就有佩玉的習慣，“君子以玉比德”，視玉為人格的象征，把玉同人的精神世界、行為舉止和道德修養聯系在一起，要求人們的品質要像玉一樣潔凈。青瓷因其釉色而有“青玉”的別稱。因此，作為中國最早出現的燒造成熟的瓷器類型，青瓷從其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極高的文化內涵，燒造完美的青瓷釉色溫潤如玉，也由此更加受到文人的喜愛。

青瓷在東漢時期創燒成功，以南方的越窯系和甌窯系為典型代表。魏晉南北朝時期，青瓷制作技術不斷提高，形制與品類日趨豐富，形成了中國青瓷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因為這一階段中國東南地區相對穩定，因而生產較為發達，如甌窯和越窯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興起的。北方地區戰亂頻仍，但也不乏精品面世。此時的青瓷通常為褐色胎或灰白胎，瓷化程度相對較高，器身厚重沉實;施釉技術仍未能完全妥善地處理去掉釉料中所含的鐵元素，釉面仍以青黃色或黑色為主;施釉工藝也處于轉變期，質量不算穩定，故有的產品釉面潤澤細密，而有的稀薄干澀。青瓷品類主要集中在日用器和明器上，器物造型和裝飾特征既吸取了前代的陶器、原始青瓷、青銅器、漆器、木器等的特點，同時也有時代風格的創新。制瓷工匠們較為注意產品的外觀裝飾，運用了多種手段來美化產品，有的器物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北齊) 楊子華 北齊校書圖(局部) 絹本設色

縱29.3厘米 橫122.7厘米 〔美〕波士頓美術館藏

青瓷在晉代有“縹瓷”之稱。“縹”原是指絲織品的淡青色，西晉著名文學家潘岳曾在其《笙賦》中有“傾縹瓷以酌醽”之句，即用“縹色”來形容胎體細膩、釉色淡青、透明度較高的青瓷，這是浙江溫州地區的甌窯系青瓷產品的典型特征。而以浙江龍泉為主的越窯系青瓷，其釉色則較為濃重，“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等詩句就是后代文人對越窯青瓷的贊美。現在存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青瓷中，有大量的酒具、茶具、香具和文房用具，可見當時青瓷已在文人的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羽觴俗稱耳杯，器身橢圓形，兩側各有一個弧形耳，可用來飲酒，或者盛放羹湯，盛行于戰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因其形狀像雀，兩耳像雀的雙翼，人們在“曲水流觴”的活動中，在耳杯上插上羽毛，催人快飲，故名“羽觴”。史上最著名的“曲水流觴”活動當屬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日王羲之組織的那次雅集。東晉貴族、書法家、會稽內史王羲之偕親朋謝安、孫綽等四十余位好友，在舉行修禊祭祀儀式后，在蘭亭清溪兩旁席地而坐，將盛了酒的羽觴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經過彎彎曲曲的溪流，羽觴在誰的面前打轉或停下，誰就得即興賦詩并飲酒。在這次“曲水流觴”的活動中，有十一人各成詩兩篇，十五人各成詩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詩，各罰酒三觥。活動結束后，微醺的王羲之將大家的詩集起來，乘興作序，寫下了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被后人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在這次蘭亭修禊后，舉行飲酒賦詩的“曲水流觴”活動被引為千古佳話。這一儒風雅俗，一直留傳至今。

(西晉)青釉香薰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青瓷香薰延續了漢代以來的“博山爐”的基本造型。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熏香的習俗，即利用焚燒香料產生的煙來驅趕和消滅蚊蟲、消除穢氣。到了漢代，由于神仙信仰的發展，出現了專門為焚香而設計的“博山爐”。“博”是“廣大”“眾多”的意思。“博山”在我國古代神話中指東方海上的“蓬萊”“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傳說三座山上有用黃金、白銀砌成的宮殿和純白色的神獸，長生不死的仙人就住在那里。他們不僅永遠逍遙自在，還會煉仙丹，凡人吃了就可以成仙。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神仙信仰得到了延續，人們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因為迷信鬼神，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當時人們席地而坐，焚燒香料可以潔室除濕，怡人心脾;三是當時的宮廷和士大夫階層都有熏衣染被的習慣，并且喜歡用沿絲綢之路輸入的外國名貴香料，以顯示華貴。

魏晉南北朝時期，青瓷制文房用具主要有硯臺、水盂、硯滴、燭臺等。

瓷硯創燒于西晉時期，多為青釉，硯面無釉，以利研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流行的瓷硯造型為圓盤帶三足，東晉以后瓷硯的足逐漸增多，南北朝時期變化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硯、蹄足硯，自南朝到隋唐時期，演變為多足組成的圈底圓形瓷硯，稱“辟雍硯”。

水盂(或稱“水丞”)為貯水以供研磨之器，一般為圓口，鼓腹，平底或帶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水盂多為蛙形、蟾形等，尺寸較小，以扁圓形為主，以三國至西晉中期以前的造型最為優美。

硯滴的作用類似水盂，但更便于掌控倒水的流量。因此，在文玩界有這樣的區分方法：有嘴的叫做“硯滴”，而無嘴的叫作“水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硯滴中有一種常見的“胡人騎獅”造型，基本特征是：獅仰首蹲臥，怒目豎耳，長須垂于胸部，羽狀尾貼于臀部，肌體豐隆。一胡人騎于獅背之上，其人深目高鼻，頭戴高冠，衣服上或裝飾圈點紋等。此類硯滴為青瓷硯滴中的精品，造型豐滿，形象生動，紋飾刻劃精細，青釉潤澤。同類型器物還有獅形或辟邪形燭臺等。胡人、獅子形象的出現，反映了佛教文化進入中國并且與中國本土信仰相融合的結果。

(西晉)青釉三足瓷硯

獅子是典型的非洲動物，從兩河流域東傳，主要分布在伊朗南部、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中國不產獅子，但是在戰國時期就聽說過獅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獅子藝術形象，大約在西漢時期已經定型。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之后，獅子這種外來動物及其圖案形象主要通過與西域各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沿絲綢之路從伊朗、印度，經阿富汗和中亞到達新疆，進入中原地區。獅子形象兇猛，傳說可以食虎豹，更可以辟邪，因為其特殊的威力而受人崇拜和喜愛，逐漸成為中國古代造型藝術的重要素材。東漢以后，中國藝術中用石刻獅子鎮門、鎮墓的形式越來越多，這種傳統也是沿絲綢之路而來，而且一直在延續，從埃及金字塔前的獅身人面像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建筑，都可以找到不同的獅子形象，而它們相同的作用都是“鎮守”的功能。

獅子在佛教中具有某種神圣性，是文殊菩薩的坐騎，在佛教經典中，對獅子也非常推崇。佛經常用“獅子吼”來比喻如來說法的威力，形容佛講法如獅子威服眾獸一般，能調伏一切眾生。隨著時代的發展，神仙傳說與佛教文化的雜糅，沿絲綢之路而來的獅子，其形象進一步被神化。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凈土信仰與西漢中期以來的西王母和不死仙藥為中心的西方求仙信仰相結合，南朝梁周舍(469—524)作《上云樂·老胡文康辭》中提到的“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鳳凰為老胡家雞，獅子為老胡家狗”把西方仙人“老胡文康”形容為生自上古，長生不死，能歌善舞，又善弄鳳凰獅子，“蛾眉臨髭，高鼻垂口”，長相與絲綢之路上的胡人一樣。

(西晉) 青瓷胡人騎獅硯滴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青瓷器具中，獅子的形象更多的是與中國民間傳說中的辟邪形象融合，辟邪是古代漢族民間傳說中的一種神獸，形似獅，頭有角，身有翅，具有辟御妖邪的作用。漢代以后的辟邪形象應該是吸收了外來的獅子和本土的虎、豹等猛獸的形體特征而形成的新的神獸形象，其中以獅子的形象為主。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獅形水盂、羊形燭臺，其最典型的共同造型特征就是使用刻劃的方法在動物的身上添加羽翼紋。這些青瓷動物形器兩肋部的雙翼紋飾，說明了其造型的共同來源—古代波斯工藝美術中的翼獅形象。

(西晉)青瓷虎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翼獅造型在波斯工藝美術中極具代表性。古埃及神話中的“斯芬克斯”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翼獅”原型。而早在公元前26世紀，兩河流域就出土過翼獅造型的裝飾品。到了阿克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時期，波斯翼獅的造型特征更趨穩定：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時期蘇薩王宮墻壁上的浮雕翼獅為獅頭羊角，前足為獅足，后足為鷹爪，臀部有雙弧紋，雙翼生在肩部，可說是波斯翼獅造型藝術中各個細節最為完整的代表。

而波斯日用工藝品上的翼獅形象因功能需求而使翼獅形象與器物的實用功能部分結合，其翼獅造型的肢體和裝飾細節不像蘇薩宮墻的浮雕翼獅那樣完整，但總體上仍穩定地呈現出鷹、羊、獅子三種動物的代表性特征。如翼獅形角杯，這種波斯工藝美術中的典型器物，大多以金、銀等貴金屬制成，在阿克美尼德王朝時期極為盛行，它不僅作為飲用酒或其他飲料的實用容器，同時也是權勢和富貴的象征物。其基本造型結構都是前部為獅頭或羊角鷹頭，后半部分為高筒形的杯子，雙翼依器物造型從肩部生出，延伸至整個腹部。

(公元前5世紀)翼獅形黃金角杯

波斯阿克美尼德王朝

〔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波斯翼獅形日用工藝品的頭部造型似乎已經遵循了一種規律：獅頭可以在器物中獨立出現，但是鷹頭必須伴隨羊角。這個造型規律對于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青瓷器造型影響頗深，但也有一些變化：青瓷獅形燭臺也是獅頭造型的翼獅形象，飽滿而圓潤的臀部仍然傳承了蘇薩宮墻上翼獅臀部的雙弧紋，但翅膀已經平移至腹部正中，與肩部的聯系消失了。而此時中國青瓷的主要產區為江南地區，漢族文化對于“鷹”這種動物并不像草原文明一樣有著太多的感情，所以波斯翼獅的獅頭造型以及腹部的鷹翅因為與中國辟邪的造型特征的一致性而得到了保留，而波斯翼獅中鷹頭與羊角結合的頭部類型，則被直接以山羊的形式所取代。因此我們看到的一些青瓷羊形燭臺，羊的嘴部造型仍然處理得像波斯鷹頭羊角形器中的鷹喙，并通過山羊下巴的胡子來延伸這種弧線造型。

辟邪形象在魏晉時期的流行雜糅了漢代以來的神仙信仰與佛教中獅子的威力，體現了在動蕩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祈求吉祥、避除邪惡的心態，體現著當時的社會風尚，既是對漢代裝飾主題的承襲，也是對波斯翼獅形象的本土化處理。魏晉青瓷上的辟邪造型特征在東晉之后逐漸消失，但是，辟邪這種神獸的形象在隨后的南朝石刻藝術中得到了更加完美的發展。目前可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蘇丹陽南朝陵墓石刻中“辟邪”或稱“天祿”的神獸形象，兼具前代的古樸雄奇和南朝石刻精雕細琢的特征。在南朝之后的墓葬制度中，辟邪的形象逐漸被形制更為龐大、類型更加繁多的鎮墓獸、神道雕像所取代，辟邪的藝術造型又回歸到小型工藝美術品中，在今天最常見的就是人們手里把玩的玉雕小件。

(南朝)青瓷蓮花尊

湖北省博物館藏

佛教在東漢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到東漢末年已漸成氣候，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來華，主要從事佛經翻譯工作。到了三國時代，佛教在中國有了進一步發展。作為外來信仰的佛教因其“靈魂不滅”和“因果報應”等教義倫理與中國當時流行的神仙信仰有相通之處，開始對中國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產生了影響。寺院的修建以及與佛教信仰相關的物質文化載體在信眾中的傳播，使此時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以一種通俗信仰的形式進入中國，與流行的道教思想并行發展。同時，由于亂世生活帶來的痛苦，人們渴望太平盛世，提出行善樂施便可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的佛教受到人們的歡迎，佛教信仰的傳入使民眾之中興起出世的愿望。北朝時期，在統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傳播范圍極為廣泛，并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藝術作品。東晉是西晉王室逃避戰亂渡江后建立起來的政權，隨著大量的北方士族貴族南遷，玄學在南方興起，此時佛教在南方的流行，特別是般若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學的思想、語言及方法，因而出現了玄佛合流的趨向。到了相對穩定的蕭齊政權和蕭梁政權統治時期，經濟發展、文化藝術繁榮，篤信佛教的統治者廣建寺院，唐代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充分體現南朝皈依佛門之風極盛。此時由于佛教影響，青瓷上盛行刻劃蓮瓣、蓮花、忍冬紋等裝飾元素，也出現了“蓮花尊”這類獨特的器型，北方和南方皆出土過精品。

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文化發展受到特別的影響。國家政權更替頻繁，思想自由開放，文化藝術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反映在青瓷器具的審美風格上，既體現出當時絲綢之路影響下的多元文化因素，也呈現了文人這個特殊群體所重視的玄學和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以及文人士大夫在戰亂時期推崇的避世、尊佛的思想，對后世的青瓷發展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