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登安先生為西泠印社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起到一定支撐作用。當時（1956年）浙江省圖書館館長、省人大代表張宗祥在浙江省人大會議上提出要求，要求恢復西泠印社。而恢復印社的切入點，其實是尋找可以銷售文房四寶、印泥字畫、明信片的經營部。西泠印社一開始的工作，是要尋找管理單位。浙江省文化局局長黃源很支持這項工作，對此事特別重視。當時，黃源提出兩點：一是“國助民辦”，由政府出錢，西泠印社開辦門市部；二是要解決場地問題。

恢復西泠印社工作赤手空拳，難度極大，恢復西泠印社社務活動的籌備委員會名單，韓登安先生頗費了一番心思。經過前后一年多時間的整理，1957年11月17日，韓登安先生聯絡人員在張宗祥家里召開會議成立恢復西泠印社籌備委員會，其中包括時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的張宗祥，時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的陳伯衡、阮性三，時任浙江省文管會委員的沙孟海，和浙江美術學院教授潘天壽和諸樂三等。委員會會議結束后，1958年1月推出門市部，一是為當時的金石書畫家尋找門路，搭建平臺解決生活問題，二是以這個為平臺，逐步推出西泠印社的學術研究、文物收藏以及各項書籍制作出版。

1959年，浙江省決定將西泠印社劃歸杭州市文化局管轄，印社宣布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要舉行一場盛大的金石書畫展覽，而當時印社已無一件藏品，這令韓登安頗費心思。1951年，遇到了國家規定要社團登記的問題，西泠印社無法提供詳細名單和落實登記事項的要求，主動將土地、房產、文物全部移交相關單位。現在要恢復開展工作，只能重新做起。在這種情況下，韓登安和剛剛成立的西泠印社辦公室主任王樹勛一起跑遍滬杭兩地召集人員，為捐獻做動員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與杭州各單位及藏家進行聯系，又到上海向張魯庵了解一些老社員和藏家的情況，并馬不停蹄地搜集展品。當時展覽展出500余件作品，其轟動效應不亞于現在的任何一場展覽。1962年“雙百方針”的提出為西泠印社的發展提供了一次契機。當時，西泠印社再次成立西泠印社籌備委員會，韓登安先生付出了不少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起草慶祝大會上報告“西泠印社的歷史以及今后的任務”的文稿。1963年，韓登安補刻“柏堂”“六一泉”等印，并將它們和之前創作的40余方原印、鈐拓的《西泠印社勝跡留痕》印譜一起，捐獻給西泠印社，作為60周年大慶的獻禮。韓登安先生愛社、興社的拳拳初心和無私忘我的責任擔當，為印社留下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