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紀初元朝建立,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性的大一統和大融合。元朝尊崇藏傳佛教,極大地推動了藏傳佛教和佛教文化藝術的大發展和大繁榮。這一時期因西藏結束了長期分據局面,并歸入內地中央政府,中尼和漢藏文化展開了頻繁而密切的交流和融合,佛像藝術也因此顯現出新的發展與變化的面貌,結束了此前外來與西藏本土藝術流派紛呈的局面,而出現了以尼泊爾、印度帕拉和中原藝術影響為主的藝術發展趨勢,并產生和形成了薩迦寺、夏魯寺、丹薩替寺、達隆寺等一些新的時代佛像藝術風格。其中,薩迦風格立足于當時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薩迦寺而形成,最具時代特色,也最具藝術魅力和宗教影響力,堪稱一代藝術典范。這尊銅鎏金釋迦牟尼就是一尊典型的薩迦風格造像。
元 銅鎏金不動佛
H:29cm
華藝國際25周年·2019春拍拍品
出版:黃春和著《梵相金身——金璞閣藏佛集珍》
此像頭飾螺發,頭頂肉髻高隆,髻頂安寶珠,戴五花冠,繒帶順雙耳齊垂于肩。短頸,項間刻有三道蠶節紋。面形寬大,額部高廣,雙眉上挑,雙目低垂,鼻梁挺直,五官小巧而集中,生動表現了佛陀不同凡俗的莊嚴與寂靜。軀體壯碩,雙肩寬闊圓潤,胸肌厚實高挺。上身著袒右式袈裟,下身著僧裙,衣紋承襲古印度薩爾納特式表現手法,僅于領口、袖口、小腿和下擺處刻出雙連珠式衣邊,余處光潔圓潤,完全顯露出軀體及四肢的自然起伏和變化。連珠凸起,排列齊整,中間刻稻粒紋,兩邊刻規則的幾何紋,形制獨特而美觀。雙腿結跏趺端坐,左手置雙膝結禪定印,右手置右膝結觸地印,坐姿及手印一如常見的釋迦牟尼佛成道相。身下臺座為半月形束腰式,造型周正大方,上下邊緣各飾一排連珠紋,蓮瓣頎長飽滿,上下對稱分布,頭部飾有卷草。蓮座后部涂有朱砂,為西藏薩迦風格造像上特有,應當與薩迦派獨特的宗教崇尚有關。整體造型大方,風格鮮明,氣韻生動,氣勢非凡,體現了極高的雕刻技藝和鑄造工藝水平,堪稱一件珍貴的西藏古代雕刻藝術精品。
此像風格一眼看上去明顯感覺受到了尼泊爾藝術影響,尤其是它的面部和衣紋表現具有尼泊爾造像鮮明特點。但仔細端詳,其整體造型和局部細節又與純尼式造像有所區別。如佛像頭頂平緩、頸短、額部高而寬廣,雙肩寬厚,胸肌高挺,衣紋表現與尼泊爾有所不同,等等,都明顯融入了西藏本土的審美元素。尤其是左肩所搭的衣角分成兩道立體衣褶,如同兩個枝杈,生動自然,而不是尼式美觀齊整的小扇面形式;腿前下擺的衣褶亦為不規則的分布形式,與尼泊爾佛像上常見的規整的扇面形迥然不同;佛像身下臺座上的蓮花瓣頭部都飾有裝飾性的卷草,亦與尼泊爾佛像上蓮瓣形制有別。這些都明顯地展現了元代西藏薩迦造像獨特的創造和審美情趣。因此我們可以判定它是一尊尼泊爾和西藏藝術融合的造像作品。元代時尼泊爾藝術成為影響西藏佛像藝術的主要外來藝術形式,在當時西藏政治、經濟和佛教文化的強勢影響之下,尼泊爾藝術分別為西藏各大佛教寺廟造像學仿和吸收,并由此形成了薩迦寺、夏魯寺和丹薩替寺等不同的造像中心和藝術風格。比較當時出現的各種佛像風格,此像體現了當時薩迦風格的鮮明特點,現在薩迦南寺主殿拉康欽摩大殿供奉的主尊是薩迦風格的典型代表,此像風格與之極為一致。
薩迦風格,即以日喀則地區的南北薩迦寺為中心形成的造像風格。1247年薩迦派四祖薩迦·貢噶堅贊(簡稱“薩班”)赴涼州會談,促成了薩迦派與蒙古汗廷的政治聯盟;元中統元年(1260年)八思巴受封為“國師”,正式確立了薩迦派在元朝的至尊地位。由是因緣,薩迦派成為了元朝在西藏地區行使政治權力的代言人,而薩迦寺也順理成章地躍升為元朝在西藏地區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從此以后,在元朝的大力扶持下,其教派思想得到了極大發展,佛教文化藝術亦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局面,并形成了具有鮮明教派屬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造像風格——薩迦風格。其藝術特征表現為:造像頭部碩大,頭頂平緩,項短;面形寬大,額部高廣;五官端正,眉眼細長,鉤鼻小嘴,口鼻較為集中;軀體渾厚,肩寬胸挺,四肢粗壯結實。佛身著袒右肩袈裟,衣紋簡潔,表現手法完全采取薩爾納特形式,菩薩慣以連珠式瓔珞裝飾,繁復而別致。整體造型大方,氣勢恢宏,形象莊嚴,氣韻生動。每當看到這種風格造像,筆者總是不自覺地聯想到元代繪畫中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人形象,其造型特點與蒙古人體貌特征極為相似。因此筆者認為這一風格同時也應當受到了當時蒙古審美的影響,因為在同一時期的尼泊爾造像中根本看不到這樣的造型樣式。
一直以來,對于尼泊爾藝術影響下的元代西藏佛教造像,包括薩迦、夏魯和丹薩替等風格造像,西方學者都習慣性地將其歸為“尼泊爾藝術”或“紐瓦爾藝術”的范疇,中國許多佛像愛好者、收藏家乃至一些學者也不明就里地紛紛跟風。筆者認為,元代西藏各種造像風格只可定義為尼藏融合的造像風格,而不是一種單純的尼泊爾風格,不能籠統地歸為“尼泊爾藝術”范疇。盡管當時尼泊爾藝術對西藏佛像藝術影響不小,但西藏本土的影響也不可小視,西藏本土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佛像風格特征上,佛像表現的題材和內容上,而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佛像藝術發展的根基和承載能力上。因為13至14世紀的西藏在元朝強大后盾的支持下,政治、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為各種文化藝術也包括佛像藝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提供了重要的發展契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尼泊爾藝術進入了西藏;也正是在這樣肥沃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上,尼泊爾藝術得到了新的發展,從而形成了各種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新的藝術風格。很顯然,這種在西藏土地上得到發展的尼泊爾藝術,我們不能與純粹的尼泊爾藝術混為一談,而必須區別對待。如果不加分別地將13至14世紀的西藏佛像藝術一概地歸為尼泊爾藝術,那么我們就是無視當時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藝術興旺發達的歷史事實,也是無視西藏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無視藏族人民文化審美上的自主意識和雕塑藝術上的創造能力。
綜上可見,這尊不動佛像雖然總體風格濫觴于尼泊爾藝術,但在大元一統的歷史背景下,已經注入了元朝強盛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注入了西藏薩迦政權的宗教思想與理念,也注入了藏民族的審美意識與工巧智慧。它以完美的造型、精巧的工藝、雄渾的氣勢,再現了元朝和元朝統治下薩迦政權的輝煌歷史,成為那個時代中原王朝與西藏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繁榮昌盛的真實歷史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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