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畫）沈堯伊

　　《地球的紅飄帶》之一（連環畫）沈堯伊

　　夾金風雪（油畫）沈堯伊

常有人問：你為何對長征情有獨鐘？我答：因喜大美。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在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繪畫創作中的藝術追求，那就是――視覺藝術的歷史紀實。

我在創作《地球的紅飄帶》的時候，越畫越覺得這樣一段時光對我來說是非常神圣的，產生了一種編年史式的圖像史詩的情結。

《地球的紅飄帶》連環畫是根據魏巍長篇小說改編的，表現了20世紀30年代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光輝歷程。1988年，我受中國連環畫出版社邀約，著手創作《地球的紅飄帶》，歷經6年，全套連環畫創作完成。2016年，北京畫院美術館展出了“《地球的紅飄帶》連環畫原作研究展”，集中展示了我為長征創作的926張原稿中的絕大部分。

連環畫是文學性與繪畫性相結合的綜合藝術，在藝術上有極大的容量。尤其在歷史紀實方面，它既能體現歷史紀實風格的影片中所呈現的高視野、全方位和多層次的風格，以及編年史般的樣式，同時還能充分顯示繪畫的造型優勢。

創作歷史題材，一是再現，二是表現，二者相互交融，或有偏重。我畫《地球的紅飄帶》偏于再現，表現寓于其中。對于這個歷史事件，人們是在不斷記錄和表現中逐漸深刻認識它的。對于后世來說，有價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比較客觀和真實的作品。

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完成了第一冊150幅之后，一個問題困擾著我：傾向。究竟是更版畫性，概括、強烈和簡捷，還是更生活化，真實、樸素和身臨其境？連環畫創作是不能停頓的，傾向在左右搖擺，但我最終堅定地選擇了后者。其結果，版畫語言并未沖淡，卻有了新的面貌。一種更充實的表現力，超出了我最初設想的效果。當我畫完過草地一節時，連自己也像從泥濘中爬出來的感覺，我相信讀者會受到感染，而語言，不被人察覺，也許是一種最好的存在方式。

長征，舉世聞名，但圖像缺失。我多方搜集，見到的長征歷史照片也只有15張，均為當地照相館拍攝。因為長征途中留下的史料、圖像以及文獻甚少，我通過重走長征路、采訪長征老紅軍、搜集相關史料等不同方式去深度了解長征。畫畫的人最怕自己瞎編亂造，你腦子里能有多少東西？一定要去看實地的東西，那種味道、那種感覺，才可以通過具體的畫面體現出來。

我去過川西北的草地好幾次，那里早晚溫差特別大，夏天也要帶羽絨服，紫外線特別強，可以把臉曬脫皮，難受得很。到了那兒，人的心情也受到很深的影響，就特別能體會當年長征戰士們的心情。部隊的生活得問老紅軍，我畫的時候，很多老紅軍都還在世，我可以問他們。但因為他們不是搞藝術的，所以對形象的東西，泛泛地問當時紅軍是什么樣，他們說不出來，但是你可以用畫圖的方式來問。我畫了各種各樣的圖，問當時紅軍使的什么槍，就畫了各種各樣的槍，我說當時你們使的步槍、輕機槍還是重機槍，他一看就說這個對，有這個，那個不行，那個太老了。我問你當時背的什么包，就給他畫了各種各樣的包，他就跟我仔細地講。他是依照圖的概念去給你講的，如果用文字概念他就講不出來，因為這畢竟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作品的意是文字，境是畫，境是你看到的感覺，這個是文字寫不出來的。比如說你到一個什么地點，那種味道是什么樣的，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通過繪畫的合適的角度、合適的光線、色彩來表現感覺。我寫生畫的遵義老城，包括鋪子、賣的山貨，還有竹編的筐等等，那些東西特別有味道。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土城戰役遺址，我問當地人當年毛澤東從土城到青杠坡指揮所是怎么走的，然后他們就引著我走了當年的路。其實那條路非常普通，普通到根本畫畫不會顧及的一條路，它是一個斜坡，斜坡上有一些仙人掌，還有一些草，有一些石頭，下完雨滑溜溜的，就是那么一條路。我說我要沿著這條路走，這就是我的幸運，我沿著這條路可以走到歷史里邊去。

我畫《地球的紅飄帶》特別較真，比如紅軍到某地開了個會，文字上就是一句話，但是畫可能就得用好幾張。到了什么地方，那個地方得交代，在哪兒開的會，實地要交代，大家坐在什么位置、什么樣的形態，這個過程都得交代。

塑造主人公形象，首先要創造與主人公息息相關的人物群像。普通紅軍戰士群像的塑造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我主要著力于把握長征這個特殊歷史階段所賦予戰士的特征。諸如，艱苦的條件與堅定的氣質所構成的獨特美感――南方人的風格特征，異于長征前后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特殊裝備等。不少表現長征的視覺藝術作品都忽視這點，而喪失了真實感。僅舉小例：紅軍八角帽。那種在電影中規格整齊、帽檐挺直和八角鮮明的紅軍帽，雖然式樣上沒有錯誤，但在視覺造型上顯得虛假。在長征艱苦的環境下，帽子不可能這么規整。在回憶錄中記載，徐特立在長征中就自己縫制軍帽，居然沒有帽檐。最重要的是，從藝術上看，新帽子沒有生命，而舊帽子就可能有生命。經歷了槍林彈雨，風餐露宿的紅軍戰士，他們的艱辛從軍帽也可窺一斑。整體的真實感是由細節構成的，藝術創作中只要忽視幾個細節，藝術魅力就會大打折扣。

長征精神從總體說是一種思想境界的崇高美，具體而言是極其艱難的客觀環境與堅定的信念、非凡的毅力的矛盾統一。視覺藝術是通過相當具體的造型來體現美的。以服裝為例，畫畫的人都知道古代人的長袍大褂或少數民族的服裝極易入畫，而軍裝則很難畫。其實這很大程度是受古典藝術那種審美情趣的影響。比如在白描《八十七神仙卷》和永樂宮壁畫中那種流暢的線條，隨風飄逸的衣紋和舒展的人物造型塑造了一種脫俗高雅的美感，而把這種美或者表現其美的形式技巧用在軍裝上顯然不行。這就需要重新到生活中去開掘生活美，從而創造藝術美。紅軍的軍裝從式樣說和現代軍人沒有大區別，但在造型上卻很有特征。相對來說，紅軍軍裝顯得很緊，尤其是衣紋，若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是三種衣紋的交錯：一種是因為布質和長年運動留下的固定的橫紋，一種是有動作時產生的活動衣紋，另外還有因為裝備比如武裝帶等的緊勒而產生的皺褶。軍裝雖舊，然而風紀整齊，這種造型特征和人物質樸堅毅的氣質相輝映時，產生了一種樸素美。在畫家的筆下，一切都應當是有生命的，因為畫中一切視覺形象都被一種審美情感所維系，這種情感具有點石成金的魔力。

為了體現“文獻性”，對于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中的眾多人物、場景以及環境，我都進行了全面的構想、組織和充分的展示。凡文字中提到的紅軍長征到過的地方，我都用一幅或兩幅相連的“寬銀幕”專門刻畫，對于人物活動的室內外環境也有相當具體的展示，不僅不回避，而且知難而上。這些地方我都基本上進行過實地考察。每當我進行創作畫到那些地方時，一種熟悉和親切感就會涌上心頭，在腦海里，這些山、水和建筑是立體的，似乎是有生命的，每每使我產生出一種強烈的愿望：把這一切盡量多地告訴讀者。返璞歸真是我在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創作中追求的風格。有人覺得寫實的路已經走盡了，依我看這條路還相當寬闊和深遠。只要生活無窮盡，把握親切、自然、生動的生活的藝術就會長盛不衰。

《地球的紅飄帶》之后，我還創作了《長征交響》系列油畫、《長征?1936》連環畫等許許多多的長征題材作品。老實說，我是抱著“朝圣者”的心態，沿著歷史留下的印痕，收集點點滴滴的視覺元素，感悟著歷史之境界，在長征造型之路上艱難跋涉的。美國記者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說：“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這個史詩情結我是一直沒有放下的。長征精神必將成為我們文化的一種精華、一種基因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