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河三門峽工地 局部 (國畫) 39×263厘米 1958年黎雄才 嶺南畫派紀念館藏
嶺南畫派是20世紀初期隨著民主革命思潮的勃興崛起于中國現代畫壇的中國畫流派。創始人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也稱“二高一陳”)受到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美術近代化運動的啟發,高舉“政治革命”與“藝術革命”的大旗,銳意改革中國畫。他們嘗試以調和中西畫法的寫實主義語言,反映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主題的實驗精神,對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月24日至6月27日,作為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入選項目,“翰墨繪新圖――嶺南畫派畫家描繪新中國作品展”在廣州嶺南畫派紀念館舉行。展覽分為“建設新中國”“物阜民豐”“江山新貌”三部分,通過多位嶺南畫派藝術家的原作以及相關文獻,展示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創作面貌及藝術成就。
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術界就“如何改造中國畫”“如何在創作中繼承優秀的民族繪畫遺產”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開啟了中國畫改造的序幕。1954年2月23日,中國美術家協會召開山水畫創作問題座談會,明確了“中國畫寫生”的創作途徑,自此,一場以寫生為基礎和創作導向的“新國畫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這也給予秉承“筆墨當隨時代”理念的嶺南畫派藝術家更為廣闊的藝術天地。
關山月、黎雄才等藝術家繼承了“二高一陳”的藝術革新精神,將畫筆與時代變遷、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創作出一系列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新成就的優秀作品。比如關山月到遼寧撫順露天煤礦體驗生活后創作的《煤都》,黎雄才以32米長卷再現湖北武漢三鎮軍民修筑抗洪堤壩的《武漢防汛圖卷》等,這些都是前人從未表現過的內容。其中,《武漢防汛圖卷》以寫生為基點的山水畫創作方式,與新中國的傳統山水畫改革方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這幅作品借助和發展了傳統手卷畫的繪畫樣式,以精彩的筆墨記錄了人民群眾與洪水搏斗、改造大自然的雄偉場面。這幅巨作一出即獲得美術界的好評,國畫家于非、徐燕孫都公開發表文章贊揚,被視為新中國成立后優秀畫作之一。
經過深入農村、工廠生產一線進行寫生創作,嶺南畫派藝術家們練就了敏于觀察、精于造型的本領,他們不斷地探索最適合表現現代人物與生產場景的筆墨形態,認為繼承傳統繪畫遺產與為工農兵服務并不矛盾,以傳統中國畫線描為造型基礎,一樣可以為新時代的建設者及他們所創造的美好新生活畫像。如關山月帶學生到汕尾漁村等地寫生后創作的《漁歌》《紡線圖》,葉少秉的《豐收圖》等作品,就是將傳統藝術形式和現實生活相結合的典范。
《聽毛主席的話》是關山月的代表作品之一,畫面主人公是關山月的女兒關怡。在展覽現場,關怡向觀眾介紹了這幅繪畫的創作背景和經過。1963年,剛剛高中畢業的關怡報名到農村進行鍛煉,并受到父親的鼓勵。參加完廣州市政府組織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歡送大會,關怡便開始回家收拾下鄉的行李,她從書柜中拿出一本《毛主席選集》思考著要不要帶走。關山月見此情景即刻產生了創作靈感,對女兒說“這個動作很好”,便讓女兒站在那,為她畫了一幅人像,將一個父親深沉而溫暖的情感付諸筆端。很多動人的情感隱藏在作品的細節中:關山月在女兒的行李箱中還放了一套經典文學作品《創業史》,以此寄托對女兒的厚望。另外,墻上掛著一幅由關山月題款的掛軸,不僅以雪中松樹勉勵女兒錘煉品格,還巧妙地運用了中國傳統藝術的“畫中畫”手法,讓作品趣味盎然。
為了適應新的時代需求,嶺南畫派藝術家引領風氣之先,走遍大地神州,不斷地向山河湖海及城鄉風貌尋找新題材,汲取新經驗,進而調整寫實主義筆墨秩序,樹立起“筆墨當隨時代”的創作理念。因此,無論是三川五岳、革命圣地,還是城鄉風物、勞動場景,都在他們的筆下煥然一新。
黎雄才的《珠江長卷》可謂是本次展覽中最引人矚目的作品。此卷總長63.5米,分為6卷。全卷純以水墨完成,既有山川平灘遠眺,又有古木幽壑的近寫。其筆墨瀟灑酣暢,出神入化,堪稱黎雄才晚年的扛鼎之作。特別是每卷長度不一,各卷首尾所繪景物也不連貫,其原因一來因為創作時間長,二來說明黎雄才不拘泥于“對號入座”般地實景還原,而是選取能代表珠水流經之地的人文地理特點的景觀入畫。比如卷中有一畫面,是表現散落在江邊的桅桿、繩索以及船只,這是紅軍強渡烏江時用過的,咫尺之間概括的不僅是萬里之遙,還跨越了時空,留下了歷史印記。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陳履生曾說,不管是方式和方法,還是規模和影響,新中國美術創作都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在世界藝術史上也具有獨特性。同樣是反映時代、表現時代,新中國美術創作更具有時代特征。從新年畫創作,到中國畫改造、版畫轉型以及油畫民族化,新中國美術在深耕基層的創作中反映公眾訴求,表現出強烈的人民性,因而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
嶺南畫派畫家描繪新中國的作品貫穿了新中國美術創作與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并且隨著各個階段的時代特征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他們在描繪祖國大地滄桑巨變的同時,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畫現實題材的表現手法,其筆墨語言也隨著題材的創新而不斷調整。他們的創作內容為我們探究藝術與時代的互動關系提供了特定的研究視角和豐富的歷史材料,他們的繪畫語言及實踐路徑對當下中國的美術創作與革新提供了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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