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祝勇現身在江蘇蘇州舉行的江蘇書展現場，以“國家寶藏的前世今生”為主題，與公眾分享了自己在故宮博物院的所見所聞。

2020年就是故宮建成600周年。對于已經“進宮”十余年的祝勇來說，在故宮的每一天都是溫“故”而知新，總能有一些新發現。他說：“雖然大家經常談論故宮，但大家對故宮并不了解。拿經常被比較的臺北故宮來說，臺北故宮的文物總量其實不到北京故宮文物的一個零頭。和一般的博物館不同，北京故宮的文物呈現倒三角結構，頂級文物占絕大多數，文物品級不在臺北故宮之下。現在大家看到北京故宮展出的文物其實只有藏品總量的0.6%。”

近年來，公眾對于故宮文物南遷事件議論頗多。在祝勇看來，故宮文物南遷“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物大遷徙”。1932年，隨著日軍加緊侵略華北，北京城中漸漸彌漫起了硝煙。當年2月，故宮博物院幾經猶豫后，開始陸續將文物遷往南京。

“南遷的過程非常曲折。大家到了南京才發現，當地根本沒有合適的地方來存放文物。《四庫全書》《韓熙載夜宴圖》等貴重文物在浦口火車站的車廂里一放就是40多天。”最終，故宮博物院的老前輩硬著頭皮找到了當時代理行政院長一職的宋子文。宋子文即刻召開緊急會議，安排在南京修建存放文物的永久庫房。完成前，文物暫時存放于上海外國洋行的地下金庫。

1936年底，南京的庫房建造完成，1937年初南遷文物正式裝入庫房。但天不遂人愿，當年7月，日軍開始全面侵華。年底，南京告急，故宮文物再次開始了“逃亡”之路。

祝勇介紹，文物遷出南京時，恰逢長江枯水期，能行駛的船舶不多。外國航運公司知道運送的是中國國寶，害怕引來日軍轟炸也不敢接手。加上南京的政府、機構等的遷出，場面一片混亂。“但老前輩們還是趕在日軍進城前，把大部分文物運出了南京，總共一萬多箱分三路向西部轉移。雖然大家都是文化人，但在國家危亡之際，我們也有自己的血性。”

據祝勇透露，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正考慮拍攝一部詳細反映故宮文物南遷的紀錄片，讓公眾準確了解事件的經過。也在故宮600歲生日之際，告慰曾經為了保護它而奮斗的先輩們。（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