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1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隆重推出“故宮藏清初‘四王’繪畫特展”，展覽展出作品113件套，力圖向公眾全面呈現(xiàn)“四王”繪畫風貌，同時也對美術界重新審視四王繪畫的價值與意義提供了契機。

“四王”的爭議與重新審視

“四王”，是中國清代繪畫史上一個著名的繪畫流派，其成員為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他們都出生于明末，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在清初，因四人都姓王，故稱“四王”。四王之間有師友或親屬關系，作為清初畫壇的正統(tǒng)派，在繪畫風尚和藝術思想上，深受董其昌“南北宗論”的影響，畫風崇尚摹古，偏愛宋元諸家，將傳統(tǒng)筆墨的技法發(fā)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受以皇帝為中心的士大夫階層的喜愛，統(tǒng)治了中國畫壇300年之久，乃至在民國時期仍有一批畫家追隨“四王”，可見“四王”在中國畫壇的影響力根深蒂固。

清 王鑒 青綠山水圖卷（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民國時期，隨著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欺辱，學習西方文化、改革變法圖強的意愿與呼聲尤為強烈，“四王”繪畫被視為守舊、陳陳相因的代表，受到了眾多變法派人物的猛烈抨擊。康有為“卑薄四王，推崇宋法”，陳獨秀力主“美術革命”，他在《美術革命》一文中大談要“打倒畫學正宗”，“革王畫的命”。徐悲鴻也在《中國畫改良論》中主張“摒棄抄襲古人之惡習”，“今乃有規(guī)摹董其昌、四王作品自鳴得意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中說：“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在民國，“四王”曾成為眾矢之的。

但是，民國時期也不乏一些畫界名流力主保護國粹，拒絕西法，如金城、陳師曾等。金城曾力勸民國大總統(tǒng)徐世昌保護國粹，他擔任會長的“中國畫學研究會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為宗旨，自己也主張臨摹古人，一筆不茍，他不僅學習宋元與“四王”，尤其精于摹古，金城的作品不少都是仿古、臨古之作。陳師曾在《文人畫之價值》中指出：“故宋元明清文人畫頗占勢力，蓋其各種素養(yǎng)、各種學問，湊合得來。”陳師曾反對專意寫生，強調古人筆法。近代很多畫家，都是由“四王”上溯古人，如吳湖帆、溥雪齋、蕭俊賢、胡佩衡、啟功等。

關于“四王”繪畫的價值與意義，筆者以為，“四王”作為清初畫壇的代表，盡管當初受寵是受到康熙帝的喜愛與推崇，但能影響畫壇300年之久，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他們崇尚摹古臨摹，追求技法與程式，并沒有錯。但是由于“四王”的影響太大，導致在后人的學習中，只沿襲了“四王”的摹古，而忘掉了自己的創(chuàng)新，于是“四王”成為中國畫頹敗的背鍋者。在近代“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四王”淪為革新者的靶子，成為中國畫衰敗的罪魁禍首，但“四王”明顯被過度妖魔化了。當今，重提“四王”繪畫的價值，對繼承傳統(tǒng)有著特別的意義。

“四王”的關系與山水畫各自特點

王時敏（1592—1680），初名贊虞，12歲始更名遜之，號煙客，別號懦齋，偶諧道人，晚號歸村老農、西廬老人，又稱西田先生，江蘇太倉人。萬歷二十九年中進士，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受祖蔭出仕，拜尚寶司丞，掌管皇帝璽印，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入清后隱居不仕，以書畫自娛，獎掖后進，被尊為“畫苑領袖”，位列“四王”之首。著有《偶諧舊草》《西廬詩草》《西廬詩余》《奉常公遺訓》《西廬畫跋》等。在“四王”中，王時敏最擅用墨，用筆蒼秀沉郁，而且書法最高超，所以他的畫非常難仿造。王時敏非常會畫冊頁，在“四王”中，王時敏駕馭冊頁的能力最高。

王鑒（1609—1677），字圓照（元，或玄），號湘碧，別號染香庵主，因官廉州（今廣西合浦縣）知府，世稱王廉州，江蘇太倉人。為明代南京刑部尚書、著名文人王世貞的曾孫。康熙元年后，王鑒因避諱，將玄字改為“圓”或“元”“員”。王鑒與王時敏同為董其昌弟子，三人同為“畫中九友”。王鑒精通畫理，特擅摹古。王鑒在“四王”中承上啟下，在清初與王時敏齊名，并稱“二王”，可知他的地位與影響。在“四王”中，王鑒的青綠山水成就最為突出，將趙孟頫的青綠與黃公望的淺絳結合在一起，在本次展覽的《青綠山水長卷》中可見一斑。王鑒的構圖以空疏為主，與王時敏的茂密充滿相比，差異很大。

王翚（1632—1717），字石谷，號烏目山人、耕煙散人，又號清暉老人等。室名清暉閣，江蘇常熟人。王翚在承襲傳統(tǒng)的基礎上，又外師造化，逐漸形成了華滋清逸的畫風。60歲時以布衣征召供奉內廷，主持繪制《康熙南巡圖》卷，被賞“山水清暉”四字，聲譽益著。從其學者日眾，畫史稱“虞山派”。著有《清暉畫跋》。王翚南北宗兼學，并不局限于南宗路數(shù)。張庚在《國朝畫征錄》中就指出：“畫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王翚善于繪制大場面的構圖，難怪被召入宮廷。廣臨唐、五代、宋元各家，“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本次展覽中的《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全本臨摹，忠實原本，蔚為壯觀。

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號麓臺，別號石師道人，印稱西廬后人，室名掃花庵，江蘇太倉人，是王時敏之孫。康熙九年進士，康熙二十二年為任縣縣令，康熙二十六年入朝刑部給事中，后召入宮廷南書房，60歲改授翰林，充任《佩文齋書畫譜》纂修官，主持《萬壽盛典圖》，累官至戶部左侍郎，人稱王司農。王原祁常常御前染翰，康熙皇帝賜其“畫圖留與人看”，卒于官，被賜全葬。著有《大陸澤圖說》《雨窗漫筆》《麓臺題畫稿》《王司農題畫錄》等。王原祁提倡“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王原祁作畫用筆骨力雄健，嘗自夸“筆有金剛杵”，他的線條澀硬生拙，在“四王”中別出一格。在皴法上，王原祁自創(chuàng)了一種“渴墨干筆”層層積染的技法，以淡墨作山石，干筆皴擦，層層見筆，很好地表現(xiàn)了山石的質感，有蒼茫淋漓之氣。

“四王”市場行情與造假

近些年，王時敏的山水畫在拍場屢出高價。2011年中貿圣佳秋拍《仿各家山水冊十開》以1.2億元的天價拍出，2012年香港佳士得春拍《秋山閑獨》827.6萬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秋拍《南山圖》632.5萬元成交，2014年廣東崇正秋拍《蒼巖晚翠圖卷》1725萬元成交，2015年北京保十周年利秋拍《仿子久筆意山水立軸》1035萬元拍出，2017年西泠春拍《仿黃公望山水軸》437萬元成交，2018年北京保利春拍《仿古山水冊八開》2645萬元成交。

王鑒的山水畫在拍場也拍出不俗的價格。2014年中國嘉德春拍《仿古山水冊十開》2702.5萬元成交。2015年北京匡時春拍《溪山仙館圖》1000萬元成交，2016年中國嘉德春拍《仿巨然清溪待渡圖》軸以3565萬元高價拍出，2016西泠春拍《仿古山水冊》391萬元成交，2016年北京保利秋拍《擬古山水冊十開》以1472萬元成交，另外一本小設色冊頁《仿古山水十開》也以598萬元拍出。在2018年北京匡時春拍上，一件《仿倪高士漁莊秋色》以2070萬元成交。

王翚的山水畫近幾年也有亮麗的表現(xiàn)。2016年保利秋拍《萬山煙靄卷》3220萬元拍出，2016年西泠秋拍《太華仙觀圖》920萬元成交。2017年北京保利春拍《山莊靜業(yè)圖》1380萬元，2017年中國嘉德秋拍上，一件《龔蘅圃田居圖卷》7475萬元高價成交。2017年北京匡時秋拍《竹溪真逸》828萬元成交。2018年北京保利春拍《溪橋峻嶺圖》3220萬元拍出，2018年北京匡時春拍《春山積雪圖》2392萬元成交，2018中國嘉德春拍《仿惠崇水村圖》920萬元成交。

王原祁的山水畫也拍價不俗。2013年中國嘉德秋拍《春崦翠靄》1840萬元成交，2014年朵云軒秋拍《秋江古亭》1023.5萬元拍出。2015北京保利春拍《仿黃大癡山水》1725萬元成交。2016年北京匡時春拍《高風甘雨圖》2127.5萬元拍出。2017年北京保利春拍《仿大癡山水》2300萬元成交。2017年北京匡時秋拍《仿梅道人山水》2300萬元成交，2017年香港佳士得秋拍《仿黃子久淺絳山水卷》4125萬元拍出。

這些年，拍場上拍的“四王”畫作甚多，達數(shù)百件之多，其中偶有真品，但許多是不靠譜的贗品。如王時敏《仿古山水冊》，基本是故宮藏本的翻版。另一高價成交之王鑒《仿倪高士山水》，且不說畫得有多么丑陋，上面王翚的題跋也相當幼稚，是徹頭徹尾的假跋。目前拍場上的“四王”偽作，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造假的伎倆主要有：一、“原樣克隆”，即克隆抄襲館藏真跡，這類拍品不在少數(shù)。二、“專家鍍金”，即專家鑒假為真，當然有些題跋本身也是假的。三、“海外回流”，有些從日本回流的“四王”，很不靠譜。四、“名家舊藏”，對這類拍品也要小心警惕。五、“圖錄忽悠”，有些民國圖錄里的“四王”，畫本身就是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