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2019年5月，《絲路孔道――甘肅文物菁華展》在國家博物館開幕，參展的516件(套)文物中，僅國家一級文物就達322件(套)，比例超過六成，系當之無愧的重磅展覽。

孔道，意為四通八達的要道。地處絲綢之路“黃金段”的甘肅又被稱為“絲路孔道”。這里素有“中國彩陶之鄉”之稱，具有獨立的彩陶文化體系和完整的發展史，代表了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藝術的高峰。觀者在展覽上可以欣賞到以史前大地灣文化、河隴青銅文化、早期秦與西戎文化、漢魏晉唐時期河西文化、絲綢之路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為主體的西北歷史文化演進史。

歷五千年風雨的彩陶瓶

八千年前，甘肅大地灣溫暖濕潤，河谷寬廣，土地肥沃，受到中原青銅文化和歐亞草原地區青銅文化的雙重影響，先民們用水、火、土創造出中國最早的彩陶文化。

這件距今5000余年、有著“千歲少女”美譽的寶貝曾作為甘肅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登上《國家寶藏》。在大地灣遺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塑有人像的彩陶瓶僅此一件，該器物也許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關，或是母系氏族崇拜的“祖先神”。遠古時期人們還不知何為生，便要經歷死的殘酷事實。為死去的靈魂找個依靠，便是那時人們發明“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的意義所在。

它的器口不走尋常路的做成圓雕人頭像，頭部左右及后部刻劃出短發，前額上垂著一排整齊的短發，形成齊眉“劉海兒”。目光深邃，蒜頭形鼻，小嘴微張，似喃喃自語。雙耳甚至還有時髦的耳洞，可以垂飾物。雖然素顏，但端莊大方。橢圓形腹部繪有三條大致相同的黑色彩畫，以示衣飾華麗。

“如虎添翼”青銅B

有翼神獸在中國古代文物中是一種流行時間很長的藝術主題。《山海經》中也有帶翼神怪的記載。但有研究表明，早期的有翼獸文物多流行于中亞、西亞地區及亞歐草原，希臘神話中著名的神獸格里芬就是鷹頭獅身有翅的怪獸，中國大約在春秋時期出現了有翼獸。

1974年出土于涇明鄉長武城村的龍提梁飛虎鳳鈕青銅B，為國家一級文物。壺身是一頭身著翅膀的飛虎，四只虎爪自然支撐起虎身，虎頭巧妙的制成壺嘴，虎的尾巴翹起成半圓形與虎頭雙耳相接，形成壺的提梁。細看提梁則是一條弓著身的長龍，龍頭依偎著虎頭。壺蓋極為精致，蓋上鑄有一臥姿鳳鳥。這把銅壺，把西方游牧民族的虎圖騰與中原農耕民族的龍圖騰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西王母古戎族虎的傳人與中原民族龍的傳人融合的完美證據，象征著春秋以前中原帝王與西王母部族首領在涇川一代交往的歷史。

西漢彩繪木軺車

張騫鑿空西域，河西歸漢后，漢武帝設四郡，對河西走廊進行有效的行政和軍事管理。漢唐之際，漫長的甘肅絲綢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融合共生。

西漢的彩繪木軺（yáo）車是迄今國內發現的最大一套，規格接近真實車輛。造型古拙渾厚，刻畫精細，并施紅、白黑三色彩。軺車，是古代專供上層貴族、相、侯或者帝王乘坐的一種輕便馬車，多見于我國古代史書。《墨子?雜守》載:“以軺車，輪轱廣十尺。”《晉書?輿服志》也載：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根據漢代車輿制度，傘蓋的顏色是劃分軺車（傳）等級的依據之一。此木軺車主要由車輿、傘蓋、御奴和轅馬組成。車的左邊是為官吏專設的坐墊，右邊一位御奴正在駕車。根據這輛車的樣式可以推定，乘用者（墓主人）當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

二牛耕地圖壁畫磚

古代沒有攝影技術，但一批敦煌、嘉峪關、酒泉和張掖高臺等地魏晉墓出土的壁畫磚上描繪的牛耕圖、播種圖、揚場圖等正是對河西走廊農業發展的真實寫照。

二牛耕地圖壁畫磚左側繪二牛駕直轅犁（俗稱二牛抬杠，是兩漢時期主要的農業耕作形式），一男子右手扶犁，左手執鞭驅趕牛耕地。男子頭戴冠，身著高領長服。后面的樹上棲鳥，可能是受到男子鞭子聲的驚嚇，兩只驚慌飛走，留在樹梢的一只則驚恐張望。畫面表現了當時河西地區農耕的場面，極具生活情趣。

石造像塔與鎮墓獸

如果說一塊壁畫磚表現的是一個故事，那么造像塔表現的就是一組故事。北魏的三層石造像塔，塔身呈方形，每層四面均開龕造像，計有12龕，每龕雕刻有佛、菩薩、弟子、力士、飛天、供養人或佛傳故事中的部分情節。造像塔是南北朝時期較為流行的綜合性佛教藝術形式，題材內容多以尊像為主，也有本行、本生等佛教故事。塔上的造像“秀骨清像”，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展現了佛教東傳過程中的中西方文化融合。

還有一般置于墓門口的唐代鎮墓獸，施赭、黃、綠三彩，人面獸身，頭生角，耳豎立，頭、背豎起火焰形戟，雙目圓鼓，面目猙獰，其獅形、帶翼的風格同樣吸收了西方元素的風格。

這些文物的地理跨度從甘肅東部、中部，一直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涵蓋了黃土高原、雪山、戈壁、綠洲等多樣化地理特征，勾勒出一幅歷史悠久、文采紛呈、多民族和諧共生的甘肅古代歷史風景，充分展現了甘肅作為絲路孔道的歷史地位以及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中的突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