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宏泉

《非洲寫生》是中國人物畫“洗心革面”、走向自由的生命狀態的重要里程碑，如荒漠甘泉，成為一代人的記憶，也成為一代人青春歲月的美學啟蒙。

石虎 攝影：王二廣

石虎（1942-）：河北徐水縣人，1958年入北京工藝美術學校，1960年入浙江美術學院；1977年任職于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代表國家遠赴非洲13國寫生訪問，其作品集結成《非洲寫生》；1995年應邀出任世界華人藝術家協會主席。

1980年代初，在我“陽光燦爛的日子”，第一次見到石虎先生（那時叫石呈虎）的《非洲寫生》，多年以后，我帶著這本已發黃的畫冊請他簽名，他稍凝思，提筆寫下一行字：再筆已去四十年……

1980年代，是滿溢期盼的青春歲月，這“青春”二字，不止是我們1960年代生人的記憶，也無疑是一個民族具有象征意義的歷史記憶，只有那經歷冷冬天驟然見到晨光的人才會真切地體驗到“讓世界充滿愛”的歡欣和喜悅。八十年代，一個“光榮的”，有詩歌、有文學、有科學、有搖滾、有愛情、有夢想的年代。

石虎《非洲寫生》封面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0年出版

1980年的夏天，我告別校園，落榜回鄉，說真的，沒有許多的失落或迷惘，因為有一個挺體面的說詞，叫做“回鄉知青”，盡管我并不相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記得那天，我從考場出來，同學們有的去飯店聚餐，我獨自溜到縣城里唯一的“新華書店”，用省下的兩塊錢，一咬牙買下一本打折的《中國書畫》（第二輯），頭一回見到印得這么好的畫冊，封面正是石呈虎的新作《少女》，一個外國模樣的女青年，一只手輕放在臉頰下方，象在思想著什么，顯得端莊而俊麗，低重的眼瞼透著一絲神秘，我想到黃胄畫的《春蘭》，那是我少年時代的夢中女孩，但春蘭像鄰家女孩，樸素、安靜，甜絲絲的；而這位異域少女，竟有一種野性的神秘，蕩漾著不可捉摸的青春氣息。這“神秘”，來自畫家“異樣”的表現力，一種我從未感受過激越和冷峻，把懵懂的少年藝術愛好者帶入到一個陌生而神奇的審美境界。自那時，我對這位石呈虎的畫家也產生好奇。初中的時候，我就在已是省內小有名氣的畫家語文老師那看過很多畫冊和圖片，知道吳道子、周昉、范寬、沈周、唐寅、石濤、任伯年、黃賓虹、齊白石、徐悲鴻……而這位石呈虎顯然和他們不一樣，也不同于這本“畫冊”里的潘天壽、張仃、張正宇。要說喜歡，張正宇筆下的小貓可能更讓我覺得親切，讓我知道筆和墨在宣紙上泛出的美妙的趣味，原來貓可以畫得這么可愛、簡約。而石呈虎的“少女”則讓我知道筆墨和色彩的不可言狀的魅力，不可思議。我問老師，“他為什么畫得不象古人？”老師說：“他是現代人！”

石虎《非洲寫生》扉頁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0年出版

后來，老師找出一本《非洲寫生》遞給我，我借了回去，一本薄薄的冊子，不知道翻了多少遍，我突然覺得自己已從喜歡劉繼卣的《武松打虎》和王叔暉的《武松》插畫轉而對石呈虎的異域寫生萌生“好奇”。那時，我已在母校當上一名小學“代課老師”，我領到第一份工資，就迫不及待渡江去蕪城買了兩張宣紙，回來裁成小塊，畫起小貓，也畫起非洲女孩。

石虎《非洲寫生》之《少女》

“非洲寫生”是石呈虎先生1978年末到第二年初，歷時兩個多月隨“對外友協代表團”游歷非洲的突尼斯、毛里塔尼亞等十三個國家的部分“國畫寫生”，我依稀記得，當年，正是“傷痕文學”和“朦朧詩”的相繼出現，“現實主義”轉向“象征性”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文藝思潮“叛逆”和變革開啟一次顛覆性新時代。食指、北島、顧城、舒婷、芒克、梁小斌等等一批年輕的詩人以懷疑的態度和反思的立場開始他們獨立自由地現代詩歌的探索。“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求光明”（顧城《一代人》），年輕的心“一陣疼痛”，“變成了一只風箏”（食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他們開始有了痛哭和迷惘的自覺，有了空虛和失落的反思，而遠方微弱的光和理想，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狂熱和激憤，雖然，“我不相信！”（北島《回答》），但我們照樣異想天開，雖然那些樸素哲理式的語言或許會讓后人覺得很單純很天真，但世界就這樣，突然間變了。“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北島）。對人、對人性的反思，成為那個時間劃破長空的一道閃電，哪怕它只是瞬息而過。就像如果當年的“萬李馬王”對老牌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的演繹，就像如果沒有阿里斯、蝮蟲樂隊的“前衛”催化，就沒有后來的中國搖滾樂的高潮。

石虎《非洲寫生》之《撫琴》

年輕的石呈虎可能只想做一個詩人，后來，他也從未泯對詩的文字和詩性語言的探索。但他和年輕的畫家周思聰等人將時代思潮中迸發的靈感和思想的火花傾注于筆墨，開啟了中國人物畫的全新的格局。無論在往日藝術從屬并服務于“時政”與“時事”的年代，還是從禁錮中的“得逃”，人物畫似乎從來都具有敏銳的優勢。牢籠一旦打開，封凍的墨池頓時溢出春的氣息。

《非洲寫生》出版于1980年3月，雖然只有薄薄的十六開一個印張，但那時可以出版這樣的一本個人專集的畫家絕對是罕見的。沈鵬在序文中寫到：“人們看過石呈虎的這些作品，都說有一定的特色”，而所謂的特色便是“采用我國傳統的寫意畫法，又吸收西洋近代繪畫的一些技法，以豐富表現力，這同他所畫的題材也是相宜的。”（《石呈虎的非洲寫生介紹》）沈鵬的這段文字中涉及到兩個話題，也是當時美術思潮的主要趨勢和審美取向所關注的課題。

關于“傳統與創新”，自“五四”以來一直是“中國藝術”周期性的困惑或興奮劑。而我們的最大問題正在于未能“站在世界看中國”，以史學的宏觀立場和高度避免視覺的局限。《非洲寫生》所表現的審美價值一般都被認為是“民族性與世界的時代思潮”的“合流”，事實上，這種“合流”或稱“合璧”，不僅局限了人們對中國繪畫當代發展趨勢的價值判斷，也在一定程度上錯誤地誘導著藝術家對“新生命”創造能力的懷疑，尤其到稍后的“八五思潮”時期，幾乎所有的“創新”都是對“傳統”（歷史）的警覺、反叛和拋棄，當然，這里說的“傳統”是“正宗”的文人畫思維方式和表現，而能夠給人們力圖“創新”的能量的希望無疑指向西方，一部分則指向民間。《非洲寫生》雖然只早于“八五思潮”只五年，但我并不認為可以將它指為“八五思潮”的“先知”，起碼它的思考深度和表現力并不像后來藝術界那樣狂熱騷動。這一代人依然記得，早期康有為、陳獨秀對繪畫傳統的半調子言論卻有不可低估的煽動性，這種盲目的反叛、合璧或全盤西化，一直成為“主流”。

石虎《非洲寫生》之《民航乘客》

《非洲寫生》誕生在中國文藝領域的“黎明時分”，畫家的表現無疑是歡欣的。筆端洋溢著不可掩飾不可抑壓的激情和喜悅。藝術的道路即生命的狀態，總有少數人是“敏感”的，毫不猶豫地沖出平常的視線。“沖刺”往往不止屬于“創新”，而同樣眷顧“堅守”。

毋庸置疑，隨著思想的轉變和對自由精神追求，“傳統”再次面臨不可抗拒的挑戰和前所未有的壓力。然而，此時的石呈虎等人并不像“八五思潮”后的那樣赤裸地要撕裂要徹徹底底地要拋棄，以至有人發出“窮途末路”的感嘆。《非洲寫生》對“傳統”的態度顯然是相對理性的，“序文”中寫到的“傳統的寫意法”還是準確的，酣暢淋漓的筆墨（筆觸）有一種縱橫捭闔之氣，你可以想到梁楷的潑墨仙人，可以想到徐渭的芭蕉竹石……放棄或完全摒卻對象的寫實效果即對明暗與光影的迷戀，筆墨的獨立審美價值得到尊重和凸顯，直接與物象的形體結構發生內在的對應。對中國寫生精神的把握和闡揚無疑也沖淡或和諧了“西洋近代繪畫一些技法”的不和諧因素，比起“五四”時期以來的“中西合璧”無疑更從容、更沉著、更自由。而所謂西洋技法，主要體現在大塊面的筆觸襯托（點虱或暈染），尤其是人物面部和肌體的處理手段，有一種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多年后，石虎先生和我談起這些作品，也提到了這種全然游離于早期“徐氏、蔣氏”的干筆皴擦敷色的“素描”體系的“寫實效果”之外，而以濕筆和罨潤的墨色點虱或暈染，創造出清新雋永的古雅妍麗“后現代”氣質，明暗的處理已不囿于物象的自然效果，滿溢著生動的“趣味”，這趣味將中國傳統人物畫從既定的技法、表現和格局中“脫穎而出”，同樣打破了“徐蔣”體系的“合璧”格局，是一種全新的生命，超拔陳陳起因的捆綁，讓自由的精神釋放。較之“浙派”人的優美趣味也顯出一種“北方”的大氣、熱情和奔放，雖然它也在不自覺間表現對“尋根”的左顧右盼。但其強而有力的野性率真，更張顯出孤傲不羈的批判姿態，直指僵化的“寫實主義”價值觀，將其對“寫實”的美學意義轉向對歐美乃至非洲“少數民族”藝術精神的客觀全面的審視和觀照。

石虎《非洲寫生》之《長河洗衣》

或許，這是時代“撿選”了石呈虎這一代中的優秀者，美術界不再像當初時面對政治的壓力和阻力，也不再非“徐蔣”的“合璧”為正統。他們甚至可以不再談“民族文化信仰”，他們可以讓藝術回歸藝術的本體。

起初，吸引我的或者說打動我的也許是畫家筆下的異國情調和少女們不一樣的神秘眼神，漸漸地，我完全被畫家筆下所呈現的那種完全釋放的狀態和朝氣所感動。《夜》的靜謐和幽遠；《晨》的熱烈與明快；《黃昏網魚》大塊面的渲染，它所洋溢的墨與色交融的韻味，對于我這個剛剛明了“筆墨”、“國畫”，“宣紙”這些名詞的“藝術青年”來說，直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神奇感和誘惑力。空靈、清澈、通透，略帶沉郁、滄桑的對現實的精神性的闡釋，讓人無法回避地走向遙遠的神秘境界。

石虎《非洲寫生》之《黃昏網魚》

要了解石虎，首先要了解他的“線”，無論像封底哪幅“三個女子”挺秀凝凍的長線，還是《海風》《晨》《舞蹈》中質樸、奔放的如狂草般的線條，都表現出一種果敢、自信的才情。但我們千萬別忽視它所體現出的雋永的金石之趣，將“古典主義”的書寫狀態不經間轉向這種具有“后現代”姿態的“當下性”正體現石呈虎的卓爾不群。《民航乘客》尤其“經典”，“逸筆草草”般的勾勒，不經意間于人物“表情”的暈染，出人意表的濃重的潑墨，都在無法而有序的“象外”間，宣示著“筆墨”的美學探索。

石虎《非洲寫生》之《晨》

而若《榨油工人》似還隱約可見“現實主義”創作的元素，然而如此質樸、豐潤、簡約、暢達的“寫意”生態已萌生出“筆墨獨立審美境界”的自覺。隱約的“寫實主義”表現，則可想見其某種樸素情懷的觀照，回眸之間略帶感傷，曾經一代人的執著與傾注已將成為彼岸擱淺的一葉扁舟。我或許不經意間想到畫春蘭的黃胄，但不得不承認，才情的背后需要有一種“人文精神”，黃胄一直沒有放棄或走出“人民藝術家”的情結，具體地說，比起他略顯荒率零亂的“速寫線條”（盡管也很恣肆，也很才情洋溢，也很生動），石虎的線則更能體現“柔內含剛”的“內美”之質，也能更精練更概括把握“客觀對象”，這種“寫意”精神所表現得東方氣質與西方現代藝術的“文化形態”發生“對話”，顯然已超逸“合璧”的膚淺的初級思維。因此，可以說，《非洲寫生》是中國人物畫“洗心革面”，走向自由的生命狀態的重要里程碑，若荒漠甘泉，成為一代人的記憶，也成為我青春歲月的美學的啟蒙。

石虎《非洲寫生》之《榨油工人》

曾經“年青的一代”——三十年后，我經常和年青人講起我們的青春年月，也許無法完整地理清那個“歷史的轉折點”，雖然不比陳寅恪謂近百年之始而為“千年巨變”，但它確實成為一代人永遠的美好的記憶，像一道沉悶夜空劃過的閃電。隨著中國美術館的一聲槍響，當代藝術局勢全面展開，也全面地淪入后三十年的“市場化”的狂熱和無奈。

石呈虎，也進入石虎時代，依然以先鋒姿態成為“八五思潮”的一道別樣的風景。至今，依然有很多人懷念《非洲寫生》時期的“石呈虎”，或為“石虎時期”的涅槃式的“蛻變”感到遺憾。

石虎《非洲寫生》之《小鎮》

“創新”的“時代使命”確實使當年很多優秀藝術家江郎才盡，思想的僵化和文化資源的枯竭使打動當年“嶄露頭角”的青年藝術家步入“油膩”中老年。才情和青春一樣是經不起揮霍的。我則由少年時代對石先生的神秘崇拜與之成為可以常常在一起交通的“忘年交”。我們說過無數的話題，卻從未向石先生問過“你為什么突然變了”，這肯定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對我來說，關注的不是“為什么蛻變”而是以至后來對當代史的“研究”過于關注“八五思潮”的多元格局和景象，而忽視了《非洲寫生》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征性”意義和高度。但我相信，放棄，已將石呈虎時期完全地進入“當代史”，而“蛻變”（根本不能變法二字可以比喻的）則使石虎在當代藝術領域成為一種可能性——拒絕或超拔成為市場泥沼日益沉淪的庸俗化現狀。因為，石虎本身是“藝術”的，藝術成為他的生命狀態，藝術之外的所有傷害藝術的思考對于他來說都是多馀的。

注：因時代久遠，《非洲寫生》畫集作品己散落。本輯作品翻拍自畫集，限于當時印刷條件，作品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