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后以字行，改字徵仲，號衡山居士，蘇州人，其與沈周、唐寅、仇英并稱“吳門四家”。文徵明擅畫山水、花卉、人物，是明代中期畫史中影響極大的書畫家。他的設色畫《湘君湘夫人圖》，被鑒評為“只此一幅為真跡”的仕女畫，但細究起來，似并非真跡。

一、問題的緣起

《湘君湘夫人圖》（圖1，以下簡稱《湘君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屢被展出、影印，并多有研究評述。周道振、張月尊同纂的《文徵明年譜》一書中指出，該圖上的明王穉登題跋，與清初吳升《大觀錄》卷二十著錄該圖的同題文字并不相同，指出：“豈吳氏所見，另是一幅歟？”這說法并未引起注意。其實不只是《大觀錄》一書，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卷二一書著錄王穉登書題文字，與《大觀錄》相同，而不同于《湘君圖》上的王穉登題跋。顯然，吳升、高士奇見到并著錄的《湘君圖》一圖，并非我們看到的這一幅，孰真孰偽，就需要討論了。

《湘君湘夫人圖》，故宮博物院

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湘君圖》，畫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圖繪兩仕女。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書“湘君”“湘夫人”歌詞，署款：“正德十二年丁丑二月己未，停云館中書。”左下又有小楷書自題五行，述及繪制該圖的原委 ；圖右中部有文徵明次子文嘉小楷書題，時間為“萬歷六年七月”（圖2）。

文嘉小楷書題《湘君湘夫人圖》

上述書題與《大觀錄》《江村銷夏錄》的著錄有個別文字不同。該圖右下王穉登小楷書題為：“少嘗侍文太史談及此圖，云 ：使仇實父（英）設色，兩易紙皆不滿意，乃自設之，以贈王履吉先生。今更三十年，始獲睹此真跡，誠然筆力扛鼎，非仇英輩所得夢見也。王穉登題。”（圖3）《大觀錄》《江村銷夏記》著錄的王穉登題為 ：“文太史此圖，筆法如屈鐵絲，如倪迂（瓚）所云，力能扛鼎者。非仇英輩可得夢見也。戊寅七月。王穉登題。”題跋文字間的不同，顯然不是傳抄有誤所能解釋的，更何況《湘君圖》上沒有高士奇的收藏印記，而有與其同時的收藏家耿昭忠父子的多方收藏印。說明此圖與著錄本的另一《湘君圖》，在清初被不同的收藏家各自收藏著。

王穉登小楷書題《湘君湘夫人圖》

二、王穉登題跋文字的討論

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長洲（今蘇州）人。據《明史 ? 文苑傳》記 ：“吳中自文徵明后，風雅無定屬，穉登嘗及徵明門，遙接其風，主詞翰之席者三十余年。”文徵明長其六十六歲，故徵明與其交往在晚年，所謂“遙接其風”。《大觀錄》《江村銷夏記》著錄文徵明次子文嘉與王穉登題《湘君圖》，同為萬歷六年戊寅（1578）七月，距文徵明創作《湘君圖》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二月己未”，正合文嘉所記的相距“六十二寒暑”。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湘君圖》王穉登題跋文字，需要討論的問題為：其一，王穉登題跋中說是其“少嘗侍文太史（徵明）”時，聽其說起此圖，而“今更三十年”才得見此圖真跡。題跋未署年款，也就無從得知他何時知道，又在何時見到此圖的確切時間了。假定按《大觀錄》著錄王題的萬歷戊寅（1578）計算，則王穉登在其十四歲時，從八十歲的文徵明那里得知此圖，又到四十四歲才得見此圖，如此似符合“少嘗侍文太史”。問題是，已經創作了豐富書畫作品的八十老翁文徵明，會情有獨鐘地記住《湘君圖》，并向一個十幾歲的小青年敘述嗎？他的兒子文嘉反倒在題跋中無任何表述，似乎毫不知情。如果王穉登在十四歲之后的什么時間內書題，則該圖已先有文嘉的題跋了，似乎文嘉不知道的事，反倒是后來的外姓人知道得更清楚。其二，王穉登題說此圖是“以贈王履吉先生”，即文徵明將此圖送給王寵，但畫面上沒有任何與王寵相關的題記、印章。

文嘉在題跋中說“藏者其寶惜之”，也不知道此圖曾為王寵所有。在文氏創作此圖的前一年，即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的秋天，文氏曾到王守、王寵兄弟家中，并為之繪《落木寒泉圖》，賦“過履約（王守）”七言詩。該圖為《石渠寶笈 ? 初編》著錄，七言詩輯入文氏《甫田集》中。此后不逾半年，文徵明又贈該圖給王寵，是不是太過頻繁了呢？其三，無論王寵、仇英，文嘉應該都與之有過親身接觸并十分熟悉，其題《湘君圖》的萬歷六年戊寅同年的“仲春”，他為仇英《玉樓春色圖》題云：“仇生負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遺筆空山水……偶見此圖，不覺生感，乃題數字于上，覽者當寶之。”此圖為《大觀錄》卷二十一著錄。吳門四家中的仇英，盛年而卒，這是與之熟悉的文嘉的披露。

徐邦達先生據此得出仇英五十歲左右而卒的推斷，并根據文氏弟子彭年在“嘉靖壬子（1552）臘月”為仇英《職貢圖》所書跋“而今不可復得矣”，得出仇英那時已卒，又推斷仇英生年約為弘治十五年（1502）、十六年（1503）間。為了輔助這一推斷，徐先生歷數了文獻著錄或現存仇英作品中有紀年的作品 ， 同時得出另外兩點結論 ：一是仇英“和沈周、吳寬、祝允明、唐寅、王寵等人，多不能在成名后有所往來”；二是“凡文徵明所題仇畫真跡，多在文氏的老年，又可見仇英的成就，不能早于嘉靖中葉”。按照王穉登的題跋，以及徐先生考訂仇英的生年，則文徵明創作《湘君圖》的四十八歲之際，已經教導十四五歲的仇英如何設色了。即使按照某學者關于仇英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又一考訂，仇英其時也不過二十歲左右。如果屬實，那么仇英早年師法吳門畫師周臣的記載，就應該補充為兼師文徵明了。而且為什么在仇英成名之前，文徵明的師友、子弟、門生大都與其沒什么交往呢？綜上幾點討論，王穉登的題跋，似應屬于虛構的文字，反不如《大觀錄》等書著錄的王題更為可信。

三、相關作品間的比鑒

《湘君圖》繪湘君、湘夫人為二仕女狀，“淡設色畫，衣紋作游絲描，主色只朱磦、白粉兩種”。《大觀錄》一書記：“設朱碧色，能以幽淡取勝。”《江村消夏錄》記 ：“運筆如絲，朱碧簡淡。”可見，吳升與高士奇同記為“朱碧”的設色，即有朱紅色、青綠色兩種，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湘君圖》有朱、白兩色的設色并不相同。同樣表明，著錄本《湘君圖》是另外的一本。《湘君圖》為文徵明傳世僅見的仕女畫。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書題，以及文嘉、王穉登的小楷書題，卻均非罕見的孤本之作，因此可以用相關的作品加以比鑒。上海博物館藏文徵明小楷《離騷 ? 九歌》卷，其中有“湘君”“湘夫人”歌詞，因文字相同，方便比鑒《湘君圖》上方所書。雖影印不甚清楚，但大致可以看出兩者書字結構間似少有區別。而且，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小楷書，其筆法略顯圓厚，與《湘君圖》左下文氏所書五行小楷的題記書法更為接近（圖4） 。但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小楷書，署年款為“嘉靖丙辰春三月之望”，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氏時年八十七歲。《湘君圖》為文氏四十八歲所作，兩作相距三十九年，似乎文氏所擅長的小楷書被定格不變了。

文徵明小楷對比（左題《湘君圖》，右為小楷《離騷·九歌卷》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文徵明《致吳愈札》（圖5），即其寫給岳父的家書，以信中涉及內容的考訂，應為文氏五十歲左右的作品。該信札所書小楷，在結構上有嚴謹修長與方整遒勁的兩種體勢，是文氏從師法唐歐陽詢并轉師晉王羲之《黃庭經》小楷的變化所致。清包世臣《藝舟雙楫》內中談到書法鑒定時說：“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于本家者，真跡也。一望而知為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這就是說，如文徵明寫給其岳父的一封信札，出于尊敬長輩，一定用恭楷，又自然流露出所師法歐陽詢或王羲之楷法的遺跡，但又形成自己書法的特點。按照包世臣總結的鑒定之法，以此札小楷來比鑒同為文氏五十歲左右的《湘君圖》上所書小楷，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望而知為何家書”。

文徵明《致吳愈札》局部

更何況，其與上海博物館藏文氏八十七歲所書小楷的相像，不得不產生另外的疑問，孰真孰偽，還是俱偽呢？上海博物館藏卷的文氏書款識，大意是說有人求書小楷，故用端硯、歙墨，“竟書一日至燈下，復補書《九歌》。書畢，漏下三十刻矣。”故又感慨且有些得意地說：“余今八十有七，明后年將及九十，恐老眼目昏，不知尚能作否？”一個八十七歲的老人，從白天至深夜，先書《離騷》，后又“補書九歌”全文，況且又沒有明說是什么人能讓文徵明如此地“奮不顧身”，大概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文氏子弟、門生代筆，二是作偽者的仿書，正如傅熹年先生鑒此書為“疑舊仿”。倘如此，與此類小楷相似的《湘君圖》上文氏小楷當然也屬“舊仿”了。至于文嘉、王穉登二人所書題跋小楷，只要將二人所書加以比鑒，不難看出應為同一人仿書。文嘉、王穉登的書法作品存世尚豐富，在此不再細加比鑒了。

四、《湘君圖》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文徵明書題、款識有問題，所畫“湘君、湘夫人”的仕女畫自然就難為真跡了。《大觀錄》記王穉登題，稱該書著錄本《湘君圖》：“筆法如屈鐵絲，倪迂（瓚）所云，力能扛鼎者。”就是說，文徵明用游絲描的古法來繪湘君、湘夫人，筆法細勁沉著，猶如“屈鐵絲”。但我們觀察此圖的筆法，顯然輕弱無力，不會有“屈鐵絲”的感覺。該圖的設色，如果真如王穉登題跋中所說，文氏讓仇英設色，“兩易紙皆不滿意，乃自設之”，則此圖仕女的設色當有相當高的水平。該圖為淡設色，淡設色的基本要求，應是淡而不浮，淡而勻凈。設色是否輕浮，觀者的感受可能會有所不同。可以注意一下，湘君長裙下擺部位，凡稍重的設色處，恐非“勻凈”，而有些“臟”的感覺（圖6）。

《湘君湘夫人圖》局部

《湘君圖》在文徵明傳世作品里是很“個類”的，似沒有類似的作品傳世，又因為王穉登題跋的“導引”，我們不由自主地按照他編的“故事”來認識和理解這件作品。但這一“個類”作品，偏離了文徵明書畫的基本“個性”。據文氏次子文嘉所撰《先君行略》中記，其父“少拙于書，遂刻意臨學”。傳說他在郡學讀書時，每晚堅持臨寫《千字文》為“日課”。這就是說，文徵明是一個以勤補拙的書畫家，是一個以“功力”為基礎的書畫家。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指出：“衡山（文徵明）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孟頫）設色及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是說他的繪畫兼具文人畫、畫師畫的不同特點。按照這樣的認識，倘若他用游絲描法畫仕女畫，其游動的筆法，必應兼具“屈鐵絲”的力度，不會是軟弱無力的。同理，所用的淡設色，也應是淡而不浮，色澤沉穩的。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文氏《惠山茶會圖》（圖7），圖繪文氏與友人蔡羽等于無錫惠山茶會故事，時間是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二月，距《湘君圖》的創作時間，僅晚年余，可視為同一時期的不同作品，盡管《惠山茶會圖》沒有仕女，但畫有十八個人物，以及設色畫山水、湖泊、樹木，以淡綠色畫湖泊，正所謂淡而不浮，淡而勻凈，不難比鑒出與《湘君圖》間的差異。《惠山茶會圖》才能代表文氏那一時間的藝術水平與個性特征。《湘君圖》不僅存在著上述文獻記載、文字考據間的問題，就其畫法水平而言，也應非文氏真跡。《大觀錄》《江村銷夏錄》兩書所記《湘君圖》，因無傳世作品可鑒真偽，但可旁證此幅《湘君圖》，只是這一題材的“舊仿本”。

本文選自肖燕翼《古書畫名家名作辨偽三十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