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和教育在根源處是統一的。這不僅由于中文古老的“”字，本是一種與教育統一的“種植”和“培育”，而且因為我們堅定地相信，在“學以為己”“學以成人”的雙重意義上，教育問題就是藝術問題。藝術和教育的共同使命，如蔡元培先生在國立藝術院開學典禮的致辭中所言，是“以愛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

“真正地完成人們的生活”，對蔡元培先生來說，其關鍵在于美育，就是通過藝術與審美之教育，做到“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美之對象，天下為公，可以與人同樂，亦可以使人舍己為群。美感之發動，陶養性靈，激蕩情感，可以使人以身許國，不計禍福，以熱烈之情感奔赴之。教育之施行，在于引導心靈轉向，培養共同關切，點撥經驗，更新知見，涵養胸襟，鍛造品格。

蔡元培先生所說的美育，跟我們今日所說的藝術和教育聲息相通，同時也有所不同。美育是從對自然、世界的觀照中獲得審美經驗，建立起感性之學，從而涵養人心，其要旨在于人格之養成。而藝術和教育則是引導人們通過詩性的制作完成藝術家之自我，強調生命經驗的創造性轉化。藝術和教育需要在切身的實行中，在上手的訓練和身體的感覺中，貫通手、眼、身、心。在此，藝術創造的過程同時也是自我創造的過程，藝術和教育同歸于人的自我發展之生命進程。

對百年前的一代知識分子來說，教育是立人之德，是新民之創造，同時又是營造新生活、建設新社會的方略。正如陶行知先生青年時代的夢想――“以四通八達之教育，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教育由此必須是直面現實、直面問題本身的有為之學、實踐之道。就像梁漱溟先生所坦陳的：“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這種面向現實的實踐意志是如此強烈，就連經學大師馬一浮先生都在《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中著重指出：“六藝”之教，不是空言，須求實踐。

今日之藝術和教育，與蔡先生那代人的心愿已然相去甚遠。知識的學科化以及教育者對于現實的高度隔膜，造成了當代學術和藝術的根本問題――“知行不一，身心分離”。身心不得安頓，這不只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問題，而且是我們所有當代人的集體困境。在這種困境中滋生出的，是新一代中國青年的獨特人格：放任自流，卻又循規蹈矩；幻想成為世界的漫游者，卻受困于高度封閉的自我；他們是“無目的的人”，同時又是“人生的精算師”。

面對這樣的青年，面對今天藝術界、教育界諸多令人不忍、不愿、不甘之事，藝術和教育何以自處？

當代中國人的身心安頓，是藝術和教育最根本之責任。要為當代人的心靈困境與精神危機尋找出路，首先要解決“知行不一，身心分離”的問題，而這需要有情有義的知識、身心俱足的思想、知行合一的創造。

這樣的知識、思想與創造，本應是藝術和教育的真正內涵，它所導向的，是對人之感受力的蒙養和創造力的激發。在當代，欲求感受力之蒙養，首先要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自動化時代中重建“感性之美學”，從而恢復我們對于世界的感覺；欲求創造力之激發，首先要在想象力貧乏的時代里重建“感興之詩學”，從而解放我們的身心，重啟我們的激情和愛欲。

這么多年來，我常常覺得，藝術是無緣無故的愛，而教育則是無怨無悔的愛，那么，我們所說的“藝術教育”就是兩種愛的疊加。其根本是建立起直面現實問題的學與習、道與藝，繼而在共同生活中發現生活的目的與可能。因為在“培育”的原始意義上，藝術和教育所朝向的，是一個覺醒著的人，一個對自身的生命處境有所感、對我們的歷史因緣有所覺的人，一個創造出人生之目的、確立起自我之責任的人。（高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