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破億元人民幣成交的《愛痕湖》

2019年恰逢一代丹青大師張大千誕辰120周年。有著“五百年來一大千”之稱、被西方藝壇譽為“東方之筆”的這位傳奇藝術家，究竟是如何聲名鵲起進而走向世界的？這得從張大千在上海說起。

張大千的一生，足跡遍布中華乃至全球多地。其中，被他視為人生福地與第二故鄉的，正是上海。張大千是20歲那年來到上海的，在此長居的時間不過十來年，人生的軌跡卻從此奠定。在上海，他參禪悟道，得名“大千”；拜師學藝，受益深遠；精進畫技，一鳴驚人；覓得知音，相惜一生……

可以說，從上海起步，這才有了“五百年來一大千”。

郎靜山鏡頭下的張大千，頗有仙風道骨

松江禪定寺遁入空門

從此，“張大千”這個名字伴了他一生，并將他推向更為廣闊的世界

1919年底，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當時名叫張正權的張大千離開喧鬧的都市，叩響了松江禪定寺的大門。他請求出家，當一名僧人。這座寺廟的住持逸林老法師為他取的佛門法號是“大千”，為佛說“三千大千世界”之略語。從此，“張大千”這個名字伴了他一生，并將他推向更為廣闊的世界。

當年遁入空門的張大千，只有20歲。青春無限好的他，如何會邁出這一步？在此之前，張大千的未婚妻謝舜華不幸亡故，怕是最為直接的因緣。

謝舜華是張大千的表姐，大他三個月。據說這位表姐長得眉清目秀，文雅嫻靜，與張大千是青梅竹馬。1916年，兩家長輩給這對情投意合的小兒女定了親。次年，張大千赴日本學習織染。臨行前，他與表姐有過約定，兩年學成后返鄉成親。可當張大千1919年從日本歸來，國內的軍閥混戰讓他一時難以返回四川內江的家鄉，只得在上海稍作停留，不曾想到，沒過多久，家鄉傳來噩耗，他日思夜想的未婚妻因病辭世。這段感情的夭折，對張大千而言是至痛的打擊。

他又為何遠赴松江了結塵緣？一來，禪定寺是遠近聞名的古寺，始建于宋淳佑四年，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曾居于此，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時曾御書“禪定寺”匾額。二來，人們揣測，尤喜臨仿石濤作品的張大千，像是追隨石濤遠去的身影而來——明皇室子孫朱若極、亦即隱姓埋名的清初畫家石濤曾在松江九峰寺出家，拜一代名僧旅庵本月為師。

出家禪定寺的張大千，謹遵著佛門清規，過起“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清凈佛門生活。或許，他的凡塵終未了。臨到赴寧波觀宗寺接受大戒，這個小和尚遲疑了，為了頭上不被燒上戒疤，甚至與德高望重的老法師辯論。就在受戒典禮舉辦前夜，張大千從寺廟里逃走了。倒也不是想還俗，他找尋的下一個落腳處，依然是寺廟，于是奔西湖靈隱寺而去。

張大千做和尚的日子，正好是一百天。寄住在靈隱寺時，他曾寫信給上海的朋友，訴說心中的苦悶。他以為，沒錢的窮和尚不能做；同時，不燒戒，永遠會被看成野和尚。他被“慫恿”回上海——有人幫他尋好了上海的兩處寺廟，說他住在那里尚可常與朋友們談書論畫。就在張大千從杭州回上海時，他的二哥張善孖在火車站的月臺上將他一把“逮”住——原來，是朋友通風報信“出賣”了他。就這樣，張大千被“逮”回了塵世，這才有了日后人們盛贊的“五百年來一大千”。

常伴青燈古佛的這段經歷雖短，于張大千的影響實則極為深遠。日后，他以“大千居士”自居，無論畫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工筆，畫面總是透著圓融淵穆的禪意，其中，佛像系列與荷花系列都將他的藝術帶到了某種高度。

張大千《鳳蕭圖》

海上藝壇拜師“南曾北李”

令他扶柩至老師家鄉，在墓傍筑廬守孝一個月的，是何等難忘的恩情

張大千一生中正經拜過兩次師，而這兩次，都在上海。他的這兩位恩師，是當時在上海灘有“南曾北李”之稱的曾熙與李瑞清。他曾在《大風堂名跡》序言中寫道：“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窮源篆籀，臨川衡陽二師所傳。”臨川衡陽，也即“曾李”二師。自清末以來，上海畫壇便是名家輩出，涌現出虛谷、蒲華、任伯年、錢慧安、趙之謙、吳昌碩、黃賓虹、王一亭等一連串閃亮的名字，在以中西并陳、求新求變為特征的中國美術現代化進程中獨領風騷。這些畫家以豫園為中心、以社團為紐帶，懷著賑災濟貧的公益精神，硯田鬻畫，砥礪激發，繪就了一幅交相輝映的藝術盛景。

禪定寺出家以前，張大千在上海實已輾轉拜入曾熙門下。曾熙字子緝，別號農髯，衡陽人。此人滿腹才華，曾為衡陽石鼓書院主講，并任湖南省教育會會長，能詩、工書、善畫，其中書法尤精，寓剛于柔，用筆藏轉，被后人尊為“農髯體”。

坊間傳說張大千隨曾熙學畫，李永翹在《張大千傳》一書中揭示，這種說法其實是不確的。曾熙曾自言“年六十始作畫”，張大千拜師曾熙之時，曾熙剛好60歲，應當尚在“始作畫”的階段。因而當時，張大千跟曾熙主要學的是書法。

日后，張大千的畫名似乎遠甚于書名，然而早年卻正是書法幫他快速打開通往繪畫的法門。曾熙提倡“書畫同源”之說，在他看來，首得筆法，再以筆法通之畫法，畫畫就不難了。他囑咐張大千，萬不可只學一家，要取各家之長，最后糅為一體，為己所用。

從曾熙這里，張大千受益最多的，其實是對于詩詞、古文、戲劇、音樂、篆刻等各類藝術的廣泛涉獵、融會貫通。一日，張大千毛筆字寫著寫著，把筆一擱，溜到戲園看戲去了。曾熙知道以后，并沒有批評這個學生，反而告訴他，戲中拖腔常有一波三折之妙，實與練書法字有相通之處。他甚至鼓勵張大千多聽戲，多看臉譜、道具，玩味其中的奧妙，只因這些對于書法、繪畫都將大有裨益。從此張大千笑言自己是“奉旨看戲，名正言順”。

再說張大千的第二位老師李瑞清。當年重返塵世的張大千，奉父母之命回家成親，以絕出家之念。新娘是比張大千小兩歲的曾正容。對此，張大千提了兩個要求，一是保留“大千”的字號，二是婚后仍要到上海去，以便繼續學習書畫藝術。婚禮辦得甚是風光，結果，婚后不足三月，張大千就迫不及待回上海了。這一次回來，曾熙不僅悉心開導他，帶他到黃山看枕石云煙，還將他推薦給了自己的好友、同為大書法家的李瑞清。

這李瑞清，字仲麟，別號梅庵，臨川人。他本是清朝進士，1906年時為南京兩江優級師范學堂總辦也即校長的他，在該校創辦了圖畫手工科，算得上中國近代美育教育的一大開辟者。李瑞清教授學生，自有一套心得。比如，他命張大千臨寫漢魏以來的歷代佳拓碑版，且規定他用雙鉤法寫之，認為否則難以領悟字之轉折微妙；他也命張大千集各碑拓中之佳字為聯語，認為否則難以掌握整體結構的奧秘。

很難說張大千究竟從兩位老師身上學到了什么樣具體的技法，但兩位老師之于張大千的書畫之路是難以忽略的。有人指出，單單張大千練就的一手臨摹古畫足以亂真的功夫，就與有緣在兩位老師以及他們的朋友圈里親眼見到大量歷代精品不無關聯。

對于“曾李”二師，張大千始終心懷感念。1930年曾熙病逝上海，張大千曾扶柩至恩師家鄉，在墓傍筑廬，守孝一個月，盡孝子禮而去。日后，張大千的書齋和畫室里則始終懸掛著與老師的合影及老師的書畫作品。

張大千筆下的花鳥

首次丹青個展申城打響

100幅作品全部售罄，他的職業畫家人生形態就這樣立住了

上海在張大千的藝術生涯中之所以值得被銘記，更有他在畫壇的嶄露頭角與正式出道。當時的上海畫壇，生機勃勃，吸引了大江南北的畫家薈萃于此。這座城市流淌著一種迷人的氣息，海納百川，開放包容，就像一座文化大熔爐，讓身處此地的很多人找到了發展空間。當時的很多畫家都相信這樣一句話，能不能在畫壇立足住腳，闖一闖上海就知道了。就這樣，黃賓虹來了，張大千來了，潘天壽來了……盡管他們若干年后可能又各奔東西，但如果沒有在上海的這一段經歷，他們都不可能成為后來的自己。

張大千是在一個名為“秋英會”的文人雅集中露出尖尖角的。這是1920年代上海頗為聞名的聚會，一年一度，選在秋高氣爽的時節賞菊吃蟹，當場揮毫，繪畫題詩，以文會友。前來赴會者，書畫界名流眾多。

一日，秋英會的召集人趙半跛聽說，張善孖有個小兄弟也能畫畫，故一再叮嚀他下次帶上這個小兄弟。這個擅長畫畫的小兄弟，正是張大千。對于第一次參加秋英會的情形，張大千日后有過口述回憶：“秋英會的雅集，多喜歡創集錦之作。這個畫幾筆，那位題幾句，甚至互相指定，出題目，叫來拉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參加，自屬小老弟，（大家）不僅要我繪畫，又要詠詩、題字，出的題目也多。由山水人物花卉動物，工筆寫意無所不畫，被指定與前輩先生們合作的也有。在秋英會中，詩、書、畫三絕的全才實在也不多，會畫的不一定能詩，所以大家都對我刮目相看。”

在這一次秋英會里，張大千與鄭曼青、謝玉岑三人“最吃香”，與會中人不是與他們合繪，就是找他們題款。當時的上海報界說張大千一鳴驚人，嶄露頭角，被大家視為后起之秀。

憑借著“秋英會”賺得的聲名，1925年張大千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內舉辦了平生第一次個人畫展。他一下子展出了100幅作品，山水、花鳥、人物等題材，寫意、工筆等手法皆有，且尺幅大小不一。

這次畫展，據說張大千將100幅作品依次編號，每幅作品不論題材、精細、大小，售價一律200大洋。購畫者將買到哪一幅，全憑抽簽決定。他以為，“雖說購畫者喜好不同，但我自信每張都是用心畫的，所以價錢一樣，抽簽分配，也算公平。”

展覽之情形，楊繼仁在《張大千傳》中有過詳述。開展最初一個多小時，場面略為冷清。過不多久，是秋英會諸前輩的捧場，打破了場面的尷尬。

三天時間，展覽結束，100幅作品全部售罄，雖算不上轟動全城，倒也算百事如意。從此，張大千開啟了職業畫家的人生。

張大千筆下的荷花

人生得“三妹”一知己足矣

此二人之間，一句失儀的笑話都未說過，她對他是關切、愛護，他對她則是敬重、感激

也是在上海，張大千邂逅了心靈世界相伴一生的紅顏知己——與他同庚的滬上名媛李秋君。

有這樣一種說法稱，張大千與李秋君因一幅假畫而結緣。張大千臨摹古人的功夫是一等一的，尤其是他仿的石濤，讓行家也不免“打眼”。李秋君的父親、一位寧波籍儒商就是諸多上當者之一。他曾花了50塊大洋買回一幅石濤“真跡”，當他得意地把畫展示給女兒李秋君時，李秋君笑道：“畫是假的，但作畫之人天分極高，將來成就之大，將是劃時代的。”這李秋君，是李家的三小姐，也是滬上有名的才女，別署甌香堂主，詩詞書畫皆通。

聽了女兒的話，這位儒商幾經輾轉尋得這位儼然“石濤再世”的“高人”張大千。有一回，張大千應其之約到家中做客，一進客廳，便被墻上掛著的巨幅《荷花圖》吸引了。畫面畫了一枝殘荷，一根禿莖，一汪淤泥，飄逸脫俗。張大千感嘆“畫界果真天外有天”，卻也直言些許疑惑：“看此畫，技法氣勢是一男子，但字體瑰麗，意境脫俗又有女風。”原來，這幅畫正出自李秋君之手。

就這樣，張大千與李秋君相識于惺惺相惜。張大千日后回憶：“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這位三小姐與我常談畫論書，因為我們是通家之好，李府上下由老太太到傭人，個個對我都好，從不見外。”

李家有意將女兒許配給張大千，曾派人特來求親。聽聞此言，張大千既感激，又惶恐，更難過。他連忙跪拜下去，稱自己在原籍已有家室，不能委屈秋君小姐，只得有負雅愛。萬萬沒想到，李秋君就此竟是終身未嫁。

日后，張大千與李秋君以兄妹相稱——因李秋君在家排行第三，張大千喚她“三妹”。此二人之間，始終“發乎情，止乎禮”，沒有半分逾矩，甚至連一句失儀的笑話都從未說過。李秋君對張大千是關切、愛護，張大千對李秋君則是敬重、感激。

張大千《文苑圖》局部

在張大千心中，李秋君占據的那個位置是獨一無二的。張大千在上海公開收徒時，將“大風堂”畫室就設在李府；向大風堂拜門的弟子，李秋君可以代張大千決定收或不收；如張大千不在上海，李秋君可以代表張大千接帖，受門生的叩頭大禮。張大千在大風堂有一把專屬座椅，門生朋友都不敢坐，李秋君每天卻要坐兩次。倒不是她以主人自居，她總專挑飯后坐上這把椅子上，為的是占著這個位子，不讓張大千在這段時間畫畫——她認為飯后畫畫易得胃病。

有人說，李秋君對張大千的關照與支持，對當年在上海打拼的張大千的出人頭地起著關鍵性作用。比如，張大千上海首個個展的籌備、主持，都是李秋君。

盡管自1930年代初張大千就已離開上海，他與李秋君之間，依然留下一段段佳話。

抗戰前夕，張大千曾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心瑞、心沛過繼給李秋君，李秋君對她們亦視同己出，悉心呵護。1940年代初，張大千遠赴敦煌臨摹壁畫，完成了藝術上的飛躍，當年支持鼓勵他的，也是李秋君。此二人也曾合購墓地，互寫墓碑，相約死后鄰穴而葬。當時張大千有三位太太，李秋君寫了三種墓碑，半開玩笑對他說，不知是哪位太太的運氣好，會與你同穴合葬；張大千則為她寫了：“女畫家李秋君之墓”。

這是怎樣的情意！難怪，張大千常常將這句話掛在嘴邊，“若問我誰是我的知音，我會毫不猶豫地答復說：李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