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大權 太陽島 2018年 木刻

1954年，代大權出生在北京一個革命前輩的家庭。小學時隨父母來到寧夏支邊。在記者采訪時，他曾談到，“我是喝著寧夏平原上黃河水長大的。童年留給我最多的是艱苦卻有趣的歲月和父母整天忙碌的身影。”天資聰慧愛學習的代大權，在知識分子父母的熏陶下，寫寫畫畫便成了他與其他孩子的顯著區別。由于橫加于父母身上的政治問題，代大權少年生活壓抑敏感，而繪畫讓他找到一個自由的天地，讓他能逃離現實而沉浸在想像的空間里，那里的一切都可以自己安排驅策。1970年，剛滿18歲的代大權從銀川一中畢業后，便直接去了寧夏自治區第一建筑公司上班。為實現自己已經漸漸明確的夢想，代大權工作之余每天堅持練習作畫。在單位他自告奮勇畫黑板報、墻報，那時，代大權對繪畫的理解是直白和朦朧的，能在眾多青年工友中展示自己繪畫的技能，也讓他有一種朦朧的價值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銀川市總工會的沈德志老師，沈老師很欣賞這個來自生產一線的青工，五一或十一等節慶活動會開個證明把他借到市里辦各種宣傳活動，有時給文藝匯演畫速寫，有時寫一些標語大字。慢慢地，一遇到重大活動或節日，他就會被抽調出去畫畫。畫技也隨著沈老師和其他老師的點撥，加上過人的努力與悟性浙增，從此，代大權與繪畫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7年，千百萬像他一樣年輕而又充滿理想的青年，迎來了心中的春天。1977年，我懷揣兒時的夢想參加了國家恢復高考后的首次美術專業考試。最終如愿拿到了西安美院的錄取通知書，從銀川的工人一躍成為了西安美術學院版畫專業的一名學生。畢業時作為那一屆最出色的學生被當時的西安美院院長劉蒙天表彰留校，20年后又被清華大學作為人才引進，現為清華大學美院教授、全國版畫家協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版畫藝委會副主任，為推動我國版畫事業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代大權與現在很多藝考青年不一樣的是，報考美術學院并不是個人的首秀，而是恢復高考后國家的首秀。1977年恢復高考，他回憶當年，“我們成了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對我個人來說，1977年不是頭一次參加藝考。在“文革”中后期，部分藝術院校招收被各地基層推薦出來的所謂工農兵學員，招生也多少要求有一點繪畫基礎，也象征性地組織了考試，當然最終還是政治第一。錄取的工農兵學員水平就有著很大的差距，我也有幸被推薦了幾回，但終因各種原因都沒走成，所以這類準藝考我并不陌生。考了多次，癡情加自尊心等于韌性，我就是在幾次推薦藝考中成熟了自已的韌性，練就一定要上一回正經的美術學院的韌性。那些被成功推薦的工農兵學員肯定是當時的幸遠兒，他們從車間、田間、營房中走進藝術的神秘殿堂，碰到的也是歷史上最真誠最用心的老師，這些從干校甚至豬圈牛棚死里逃生般的老師回到院校，內心的慶幸與感恩自不待言，真誠的投入可謂空前絕后，恨不得天天就住在教室里輔導學生，所以學生的成才率相當高，當時我要去的那個班，許多年后光大師級的學生就占了一大半。

沒去成美術學院就等于沒機會去當大師，只好又回車間繼續一身油漬的鉆進車身下干活，好在也就一兩年的光景。1977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光亮的節點，學校開始恢復正式招生了，我那時已從黑乎乎的車間調到窗明幾凈的辦公室，成為設備科的技術人員，前途一片光明，但想畫畫的小心思卻一直未斷，這之前在車間工作時還承包了全廠的墻報黑板報，也讓自已對畫畫信心滿滿。中央美院是不敢考了，有些傷心有些膽怯，恰好銀川當地幾位著名畫家都是文革前西安美院的老畢業生，和西安美院來招生的老師竟是當年同窗，我也算是被這些老師一直關照著的未入門的學生。老師們都鼓勵我也去試試，好的老師總會替學生看得很遠。

西安美院當年在寧夏計劃公開招收10個學生，所謂計劃是因為當時寧夏自治區的霍士廉書記曾在陜西也當過書記，出于為地方培養藝術人才的好心，這位霍書記爭取了10個名額，當然考試也是極嚴肅認真的，只是寧夏的考生水平有限，和陜西考生很難絕對公平地去競爭，所以這10個名額只當是支援老區建設了。那一年的藝考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重大事件，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則像填進鍋爐的煤石，用自己的青春拖動了歷史的前行，我們自己在當時不可能明白在文明與愚昧之間，我們的價值和意義，就我自己而言，畫畫比當工人更好玩更神氣，并沒想到藝術的艱苦卓絕一點不比在工廠賣體力輕松。當年整個寧夏地區為了西安美院這10個名額都瞪大了眼晴，考中即可到西安這樣的大城市去上正兒八經的大學了，寧夏地方小，能走出去的肯定都不是平常人，因此報名考試的有一兩百人。當時全自治區都數不出10個像樣的畫家，能有一兩百青年美術愛好者報名，實在令人稱奇。

那時也沒什么考前班，準備赴考的學生三個一伙，五個一群，四處找科班出身的老師輔導。石膏像緊缺，常常是你剛畫兩天就又讓別人抱走，我和幾個備考的好友擠進其中一人的家里，爭分奪秒猛畫起來。考試那幾天幾乎沒什么印象了，我家中父母因為都是知識分子，正忙著申訴平反落實政策，顧不上多問我的事，知道去考了，也知道考完了，沒太當回事，單位又多是工人同事，聽著考美院如聽天書，只覺得這小子不安心工作，將來還不定混成啥樣呢。身邊有幾個畫畫的小伙伴倒是都興致勃勃，張羅著一塊去報了名填了表，也擠在一起畫了個把月的幾何石膏和靜物組合，因為沒人指導，不敢妄言提高，只要不太陌生，就也算有所準備了。真到了考試那天，好幾個人又臨時變卦打了退堂鼓。最后沒考外地美院的也大多陸陸續續考上當地院校的美術專業，也算科班出身有了文憑和專業學歷，許多年后又都成了當地美協或畫院的主席院長，頂不濟的也掛個副職，擠在主席臺上。倒是我們考出去的，在外地也沒什么人脈資源，頭銜尊稱一概省了。

當時考試記得考了素描、速寫、色彩、創作四門課項。考素描頭像時，招生老師陪著寧夏幾個老同學徑直進了考場，我也是當了老師后才弄明白那叫“非法闖入”！藝考考場相當于執法現場，閑雜人等嚴禁入內，可寧夏那幾位老師應另當別論，他們真心希望這些青年能考上專業的美術院校，改變寧夏美術人才匱乏，發展無望的現實。其中一位老師從我身邊裝做漫不經心的走過，看了眼我的試卷畫面后，馬上不再淡定，趁我抬頭時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當時畫得是有些蒙圈了，有些不知好歹了，小細節處處綻放，大關系一塌糊涂，但老師又不能立刻指導，便踱到不遠處，很隨意的將一張紙對折了一下又打開，我猶如醍醐灌頂靈光乍現，馬上明白了那張無辜的折來折去的紙實際是大塊面大關系呀！剩下那點時間趕緊抓大放小，調整大關系和整體感。事情已過去這么多年，對老師們的感謝不敢一句有虛，我愿意相信老師折紙不是故意，我的猛醒應該算有心。

文化課記得標準不高，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中學學習都不太系統，學工學農學軍，每學期不是工廠就是農村或部隊等廣闊天地，就是沒認真學些該學的課業，國家實事求是，也真沒難為大家，我都不記得文化課有什么頭痛的題目，稀里糊涂就交了卷，只敢肯定錯別字不是一般的多，難為那些打分的老師了！因為是定點投放給寧夏10個名額，在西安美院閱卷評分上應該有著不小的傾斜，要認真起來，以當時寧夏的美術底蘊真走不了幾個。好像過了足有一兩個月，我剛坐進辦公室，就看到桌上一封標識著西安美院的牛皮紙信封在沖著我“笑”，矮子里頭拔高個，寧夏這10個傾斜生終于有了我的名字。我可以去西安美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