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顏真卿特展前不久落幕，除了展出的舉世矚目有“天下第二行書”之譽的顏真卿《祭侄文稿》墨跡手卷外，其余展品同樣精彩紛呈，尤其北宋李公麟的《五馬圖》的出現，可以說是本次大展所呈現的最后一道大餐，其在繪畫史上的珍稀程度甚至與《祭侄文稿》不遑多讓。更令人驚喜的是，這件作品是在“人間蒸發(fā)”八十多年之后的首度露面。澎湃新聞刊發(fā)的此文為現場觀展手記。

北宋 李公麟 《五馬圖》展出現場

李公麟（1049 - 1106）被譽為“宋畫第一人”，釋道、人物、鞍馬、花鳥、山水，無所不精。尤其鞍馬和人物，超邁前人，世所公認。他又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白描”畫法，擅于用筆墨勾勒線條來表現事物，并使這一畫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他襟度超軼，文章有建安風格，書法如晉、宋間人，辨鐘鼎古器，博聞強識，當世無與倫比。故而他的繪畫“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獨出新意，回味無窮。北宋《宣和畫譜》收錄其作品百余件，但傳至今日，可信的只有《五馬圖》和《臨韋偃牧放圖》兩件，其他如《九歌圖》、《維摩詰演教圖》、《西岳降靈圖》等都頗有爭議。

李公麟 《五馬圖》“鳳頭驄”

李公麟善畫馬，識者稱他筆下的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當時就極有名，更有“都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之說。《臨韋偃牧放圖》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是李公麟臨唐人作品，只有《五馬圖》是存世唯一李公麟原作。

此《五馬圖》手卷，高27.8厘米，全長256厘米，線描墨畫淡設色，繪西域所進名馬五匹并牽馬奚官、弁從五人，均右向立。每匹馬后有黃庭堅題記，標明所進馬匹時間、出處，名稱，年齡、尺寸等細節(jié)。一為“鳳頭驄”，二為“錦膊驄”，三為“好頭赤”，四為“照夜白”。惟第五匹缺題，仔細觀察第五圖，會發(fā)現此作筆法等細節(jié)與前面明顯不同，年份上也顯得較新，而且畫面純水墨沒有一點設色，可以肯定系后來補繪配入。據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上記載推知，這匹馬原先應為“滿川花”，本有黃山谷題字云：“元祐三年正月上元□□□進‘滿川花’”。

李公麟 《臨韋偃牧放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李公麟 《臨韋偃牧放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卷后有黃庭堅和曾紆（1073 - 1135）題跋。曾紆題跋中記述了黃庭堅所說李公麟“畫殺滿川花”的逸聞，說他放下畫筆，馬就死了，“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由以彰顯其畫技之高。

此卷顯赫巨跡，流傳有緒，聞名天下，先歸于南宋內府收藏，《云煙過眼錄》著錄。到了元、明兩代，經柯九思、張霆發(fā)等名家遞藏，并且《清河書畫舫》、《珊瑚網》、《式古堂書畫匯考》和《大觀錄》有著錄。清康熙年間，被河南商丘大藏家宋犖收藏。大約乾隆時期，始進入清宮內府崇寧宮，并著錄于《石渠寶笈重編》。乾隆皇帝兩次在《五馬圖》題字，1753年題七言長詩為引首，1784年有兩段題在畫芯，他也發(fā)現了第五圖替換偽入的現象。這幅名畫在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后，1921年被借出宮中，放在溥儀老師陳寶琛處，給日本美術學者中川忠順、大村西崖等人觀賞，開始引起他們的注意，大村還請攝影師專門拍照，介紹到國內（日本）。期間，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來華，也曾寓目此畫，并作文記之。1922年，溥儀以賞賜溥杰的名義將此畫盜運出宮，并經陳寶琛外甥劉驤業(yè)居間運作，幾經周折，大約于1920年代末售于日本實業(yè)家。二戰(zhàn)以后，《五馬圖》不知所終，曾傳聞在宋美齡手中（見徐邦達著作），北京故宮博物院只留下民國時制作的珂羅版印刷品。很多人都以為此件國寶已經毀于戰(zhàn)火，沒有料到如此神物重寶自有神天護佑，此次重現人間，并已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

李公麟 《五馬圖》“好頭赤”

李公麟 《五馬圖》“滿川花”

另外在宋代書法環(huán)節(jié)，此次展覽重點展出七件“蘇、黃、米、蔡”宋代書法四大家的作品，件件堪稱精絕。其中米芾最多，有三件手卷。《草書四帖卷》，我沒有看到，《行書三帖卷》雖然曾經看過兩次，但此次看來仍是感覺欣喜，是米氏最生動的行書手札。而最讓人心動的還數那卷《行書虹縣詩卷》，高31厘米，長487厘米，全卷37行，每行二到三字，錯落有致，瀟灑隨意，信手寫來，墨色或枯或濃，天真爛漫。最能體現米芾散淡的性格，以及精深的書學造詣。

米芾《行書虹縣詩卷》

米芾《行書虹縣詩卷》

黃庭堅也有兩卷，永青文庫所藏的《行書伏波神祠詩卷》也因展品輪休而不幸錯過，但著名的《草書李太白憶舊游詩卷》則赫然在目。此卷為京都有鄰館珍藏，縱橫恣肆的筆意，跌宕多姿。可惜此卷品相稍疲，有些字磨損厲害，否則其精神當更加燦爛煥發(fā)。

蘇東坡《行書李白仙詩卷》，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是蘇軾元祐八年（1093年）的書作，當年五十八歲。兩首詩寫在印有蘭草暗紋的砑花箋上，瀟灑隨意，雅韻欲流。蘇東坡天資極高，雖然說自己不善于書法，但又說自己最懂書法。據說他很愛寫字，只要看到紙筆拿起來就寫，直到寫完為止。但他又很不喜歡人家求字，黃庭堅知道他的脾氣，于是每逢酒宴就吩咐主人悄悄準備紙筆在邊上，他看到必然會大寫一通。

米芾《行書虹縣詩卷》

這一手卷落款為“元祐八年七月十日，丹元復傳此二詩”，沒有署名，但一看就是蘇軾典型的書風。這兩首李白詩，在李白的正集中沒有收入，估計蘇軾當時也沒有讀到過，所以欣然擇上好佳紙寫錄。查上海古籍出版社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此二詩收入卷三十“詩文補遺”，題為“上清寶鼎詩二首”，即錄自此卷東坡墨跡。然而，中華書局孔凡禮整理點校之《蘇軾文集》題跋卷中“記太白詩二首”，文字與此墨跡本基本相同，但也頗有不少出入。比如將“朝披夢澤云”寫作“朝披云夢澤”等，顯然不大貼切。

蔡襄其實是“宋四家”中最老的一位，展出的《楷書謝賜御書詩表卷》，是蔡襄為感謝宋仁宗御賜宸翰而寫的極精意之作，書于著名的澄心堂紙上，楷法端麗謹嚴，行距寬大舒朗。后有米芾、文及甫、鮮于樞、解縉、吳寬、董其昌等題跋累累。原為清宮舊藏，被溥儀攜往長春，后流入日本，現藏東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

蘇東坡《行書李白仙詩卷》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蘇東坡《行書李白仙詩卷》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對于蘇黃米蔡的評價，我覺得還是潘伯鷹先生講得好，大意是說，蘇黃兩人雖然書出新意，字形結體與古人明顯不同，但他們整體傳達的韻味格調卻與二王及唐賢的書法非常契合，血脈相通。而米芾深通古人筆法字形，人們還笑他是“集古字”，能八面出鋒，時出新意，但他的新與蘇黃卻又不同，“畢竟由于他太內行，太喜歡顯神通了，所以滿紙都是精彩，也滿紙都是火氣”。即使這樣，你還不能不服他的靈光奇氣。蔡襄由褚薛入手而在風格上自然接近顏魯公，但他沒有顏的沉雄博大，“使人感覺到他是筆筆精心要好的。他下筆處處精麗，使人越看越醉心。”正是由于他太注意細節(jié)，當時就被米芾黃庭堅等人譏為“如少年女子”、“時有閨房態(tài)度”。縱然如此，蔡襄在接引二王法脈，開啟宋代書派主流上作出了承前啟后的貢獻。

縱覽此次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顏真卿大展，筆者還有幾點不成熟的體會，不妨也在這里說說。

蘇東坡《行書李白仙詩卷》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蘇東坡《行書李白仙詩卷》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此次大展，藏品陣容強大。177件展品中，絕大部分來自日本本土，東道主東京國立博物館提供36件藏品，附近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提供48件藏品，三井紀念美術館提供26件藏品，從數量上來說三家呈鼎足之勢，已占全部展品的大半。

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也在上野公園附近，是一家專業(yè)的書法博物館，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近年在業(yè)內頗有名氣。此次為配合顏真卿大展，期間他們還和東京國立博物館聯(lián)合舉辦了一個姊妹展《王羲之書法的殘影——通往唐代的歷程》，在東博東洋館和書道館同時展出。該館書法藏品豐富，像此次展出的唐摹索靖《月儀帖》、王獻之《地黃湯帖》和楊凝式《草書神仙起居法》等墨跡傳本，雖然爭議不已，但均為該館庋藏。至于碑帖等書法資料，則更加琳瑯滿目。

褚遂良《伊闕佛龕碑》

京都國立博物館提供9件藏品，大阪市立美術館提供6件藏品。東京附近關東地區(qū)中部的埼玉縣淑德文化大學書學文化中心，我們以往不大熟悉，此次提供6件碑拓，有《曹全碑》、褚遂良《伊闕佛龕碑》、唐玄宗《石臺孝經》，以及新出顏真卿的《王琳墓志》兩種和《郭虛己墓志》，均為整拓。其他零散的21件展品分別來自日本各種公私收藏機構，重要的如宮內廳收藏的傳賀知章《草書孝經卷》墨跡，九州國立博物館的王羲之《妹至帖》以及東京永青文庫的黃庭堅《行書伏波神祠詩卷》等。

另有17件展品沒有注明出處，估計多為私人收藏。其中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是日本國寶級藏品，此次也難得亮相。還有新發(fā)現的王羲之《大報帖》墨跡等。由此也可見主辦者長袖善舞，強大的組織能力。

中國方面，臺北故宮博物院雖然僅借展4件藏品，除顏真卿《祭侄文稿》這樣的“眼烏珠”外，褚遂良《黃絹蘭亭序》、懷素《自敘帖》和《小草千字文》都是很有亮點的作品。數量雖少，但它的分量在此次展覽中十分之重。

唐 褚遂良《黃絹蘭亭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唐 褚遂良《黃絹蘭亭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此次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也借出4件藏品參展，同樣令人注目，分別是汪氏孝經堂本《九成宮醴泉銘》、孔氏岳雪樓本《集王圣教序》、吳榮光藏本《李思訓碑》和何紹基藏本《麻姑仙壇記》。這些都是文物館北山堂主人捐贈藏品，北山堂是已故香港著名富商、文物收藏家利榮森（1915 -2007）的堂名。利榮森熱愛中國文化藝術，1957年開始，即加入倫敦東方陶瓷學會，1963年與藏家好友在港創(chuàng)立文物收藏家協(xié)會，即著名的敏求精舍。利榮森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創(chuàng)辦人和贊助人及文物捐贈者，早在1960年代初期，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伊始，利博士即帶領家人鼎力支持大學建設及發(fā)展，創(chuàng)設中國文化研究所（下設文物館），又捐贈藝術文物、贊助教授講席、研究基金及獎學金等。1971年文物館成立，利博士出任文物館管理委員會主席，擘劃文物館發(fā)展，并將私人珍藏的大部分陸續(xù)捐贈文物館，涵蓋繪畫、書法、拓本、玉器、陶瓷，以至雕塑、文玩、竹刻、璽印及銅器等。另外，遼寧省博物館也為紀念利榮森的無私捐助，在展廳特設“北山堂館”。

此次展覽的空前成功，還因歸功于展館的硬件設施。平成館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最新的一個館，展廳條件非常好，二樓展廳目測層高有六七米，展柜櫥窗高度估計也在五米上下，而且玻璃尺寸碩大無比，又是高透光低反射的材質，加上很棒的燈光照明，使得櫥柜異常通暢，十幾米，二十米的大手卷放在里面，幾乎一覽無余。同時高大的玻璃櫥柜，為很多大幅整張的碑拓展示創(chuàng)造了條件，可以和小的手卷和剪裱冊頁放在一起，自由穿插，“同臺演出”，這是非常難得的條件。例如，顏真卿墨拓《逍遙樓》三個大字就有三米高，加上軸頭將近四米，放在櫥窗里還是綽綽有余，其他如唐玄宗《石臺孝經》、《顏氏家廟碑》等整拓，俱為高大立軸，一般的場地是很難讓這些展品展陳得當、齊聚一堂的。

顏真卿墨拓《逍遙樓》

筆者觀展期間，深感日本民眾對這一書法展的濃厚熱情。有關展覽的海報廣告在地鐵、賓館等場所隨處可見，報章媒體也均有報道，美術雜志《太陽》還專門出了別冊。據說展覽結束前幾天，日本天皇夫婦也去參觀了此一展覽。

另外，書法在日本民間的群眾基礎也相當扎實，我曾多次去過銀座專賣文房四寶的百年老店鳩居堂，除了每次看到三四樓不斷舉辦各種書法展覽外，二樓書柜處還擺著十幾種不同的書道雜志，如《教育書道志》、《書之光》、《小石之友》、《書道研究》和《學生書道》等，期刊種類甚至比我們還多，由此亦可見書法在日本民眾中的普及程度。

最近，明顯受東京顏真卿書法大展的影響，西安大雁塔下也在舉辦一場名為“豐碑——顏真卿名碑拓片特展”，頗引起大家的關注。我倒忍不住“胡思亂想”，要是將來有一天，能將東京特展的寶貝，外加兩個故宮以及各大博物館的名寶家珍，統(tǒng)統(tǒng)如數搬到西安碑林，舉辦一場曠世墨寶大展，那才真正激動人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