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熱展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展”已進入倒計時（3月10日閉幕），董其昌是中國書畫史上繞不開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書畫大家，而且是明代書畫理論的建樹者，影響了有清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山水畫史。本文從董其昌所處的時代、生活的地域環境與文化氛圍、自身所具備的素質、交游范圍等方面，尤其是董其昌的“朋友圈”，來闡述“董其昌之所以為董其昌”的原因。

清 張琦、項圣謨 《尚友圖》 上海博物館藏 （畫中人物有董其昌、陳繼儒、李日華、釋智舷、魯得之、項圣謨）

正在上海博物館熱展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展”一下子又讓董其昌進入了世人的視野。其次不獨此展覽，以前或以后的展覽，或者再不辦展覽，全世界各大博物館的有關董其昌的書畫藏品，各種媒介上的研究介紹，累積起來，也足夠回味。董其昌其實從未離開過書畫家的視野。就像曾經有人發癡地問過：為什么書法家每天都要說王羲之？換一個人不行嗎？這真是自說自話——不說王羲之又能說誰呢？董其昌就是董其昌，一直受到很多關注。書畫家要開宗立派，需要有執牛耳之領軍人物、鄉邦作者群和精品涌流，最重要的是學術理論支撐。對于董其昌來說，一切都具備了。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流派，必須有系統的理論支撐。董其昌不僅是一位書畫兼擅的大家，更是明代書畫理論的建樹者。這是他之所以能夠遠超同時代其他諸多書畫家并能夠獨樹一幟的貢獻原因所在。至于觀者的毀也好，譽也罷，只是不同的關注角度。數百年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一般書畫愛好者，都是熱度不減。

明 曾鯨、項圣謨 《董其昌小像》  上海博物館藏

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離不開當時的時代、地域和個人自身的實力等因素，往往是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時空只是外因，個人實力才是內因，兩者缺一不可，尤以后者為決定因素。為什么同時代有那么多書畫家，最終只有他董其昌在仕途和書畫藝術等兩方面可以兼收，生前享盡功名利祿，還能死后流芳？

　　董其昌《晝錦堂書畫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董其昌《晝錦堂書畫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董其昌《晝錦堂書畫合》卷  吉林省博物院藏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董其昌的成功不妨概括為“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這三個詞經常用，但要知道，對于不同時空中的不同的人，是不一樣的天時地利人和。大師不可以復制，關鍵在于把握好時機。

天時，董其昌主要生活在十六世紀，在明朝萬歷年間。從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執政的一百多年時間里，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的繁榮，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萬歷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是七百萬頃，明末更是達到七百八十多萬頃，此一水平，即使是后來所謂的“康乾盛世”也沒有能打破。萬歷年間的亮點就是張居正執政。張居正在位之時，權力和名望極其強盛，他甚至能壓抑萬歷皇帝內心的懶惰和懈怠，逼著萬歷皇帝當了十年的“明君”，老老實實地配合他從事改革。張居正當首輔的十年，被后世稱為“萬歷中興”，他將虧空的明朝國庫，扭虧為盈。萬歷的另一項重要風習就是藏書之風。無論官方與民間皆好藏書。私家藏書尤為發達。衣食住行上，茶文化與酒文化也十分發達，民間盛行飲酒之風，酒令進入成熟階段。各種新式茶色紛紛出現，紫砂壺也開始流行。酒樓茶館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閑場所。手工業突飛猛進，家具樣式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明代家具質地堅硬，風格典雅，流傳至今者不在少數。私家園林在萬歷非常發達，成為園林的典范，尤其以吳門最為有名。休閑文化的興盛，致使百姓的娛樂風尚日益發達，“旅游”一詞首次出現。萬歷時期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社會生活最豐富的朝代。在這樣一個近乎聲色犬馬的時代，社會各個階層醉心書畫，像董其昌這樣的人必定容易得到膜拜。

明 董其昌 《臨顏真卿裴將軍詩卷》上海博物館藏

地利，董其昌生活在當時最富裕的江南地區，過去蘇州吳門和松江華亭屬于一個地區。松江是十五、十六世紀新興的工商城市，從元代開始，這里便成為人文薈萃之地。楊維楨、黃公望、王蒙等文人畫家，或做官，或講學，或游歷，都曾在此地居住過，有極其深厚的人文底蘊。松江現在屬于上海，仍然是中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區域。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觀看董其昌的展覽，心里不時會默念——“阿拉董其昌，享盡功與名”。 

人和，需要分兩方面來看——自己和朋友，因為這兩方面是相互作用的，你選朋友，朋友也選你，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明 董其昌 《青卞圖軸》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就董其昌本人而言，儒學和禪宗等思想不僅對于其書畫創作和理論有深刻的影響，對于他的交友也有很大程度的影響。董其昌生活的晚明時代，正當心學大盛，儒釋道三教融合。他的人生符合儒家道路，與眾多儒學派別的人物交往密切。董氏以儒學的“原道”精神再借鑒禪宗流派，建立了“南北宗論”，強調格物致知的精神，重視“悟”的認知方式，所謂“即藝成道，豁然有會”，由此確立特立獨行的創造力。禪宗思想伴隨在董其昌的一生中，隨著年齡的增長，禪宗思想逐漸滲透到他的書畫實踐和為人處世當中。董其昌生平交友廣泛，善于結好各方，懂得進退之道，官隱結合，優勢互補。黨爭酷烈之時以持平之論而明正義，遵循“邦無道則隱”的出世觀，遠離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殘酷爭斗，明哲保身，天啟六年（1626）選擇了深自引遠的處世之道，告病還鄉。董其昌的政治智慧有自身的鮮明個性，能施展才能則做官，不能施展才能就走人，“陳力就列，不能則止”。盱衡董氏一生來看，能夠功成身退、得以善終。

明 董其昌《仿古山水圖冊》之一  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董其昌雖出于望族，卻生在寒門，最終通過自己的多種努力，成為當時書畫圈的紅人。

俗話說，能站住三百年才算數，現在董其昌已經辭世383年。董其昌在當時即擁有創作和理論的話語權。在臨摹和創作上有很多獨到之處，把個人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至于其多次刻帖，傳播經典，更是有功之人。有思想、有理論、有實踐，對于一個書畫家來說，成功的要素基本具備了。董其昌成為“華亭派”領袖，一代宗師，最終有了“文敏”的謚號。趙孟頫亦有此謚。過去文人謚號中有“文”字者，意味著在文化方面有一定貢獻和威望。中國古代的文化中，有一種死亡崇拜現象。死者為大，而且人的肉體死去后，精神還能以某種形式存在著，并能從后人的供奉中受益。所以古時候的高官們生前顯赫，死后亦有哀榮。哀榮的一種重要形式，便是謚號。最為夢寐以求的美謚，莫過于“文正”，其次是帶有“文”字的其它謚號。同時代、同地區的文徵明，只有私謚，至于祝枝山、唐伯虎就更不用說了。

從外圍因素來看，董其昌雖然在仕途上略有波折，但基本上算是官運亨通，一直做到禮部尚書，位極人臣，亦是眾望所歸，不像很多“純粹的書畫家”，基本上都因為仕途不得意而就此絕緣。董其昌是極度勤奮的。書法需要天才，但天才也要勤奮，王羲之、張旭、米芾哪一個不是天才，不是極度勤奮者？董其昌即使在書畫船中，也是筆耕不輟。八十多歲仍然堅持臨池，還留下了絕筆《紫茄詩》，不可多得。

明 董其昌《煙江疊嶂圖》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當然，董其昌不是完人，比如他的應酬太多，門生代筆成為公開的秘密，作品中存在很多贗品和庸品。在書畫鑒定方面注重一己之感，隨意性成分大。再者，后來松江有火燒董宅的變故。關于這一點，目前存在爭議。有的認為不真實，乃是人為構陷，乃董其昌的仇家所編。很多來自卿官野史的社會傳聞，喜歡借風助力，推波助瀾，誘人信以為真，更多的則是不加思辨，人云亦云，耳食之語。也有人認為像《明史》中未能提及，是因為有人刻意虛美掩飾。我沒有深入考證。這是一篇大論文。本文所提及的關于董其昌的諸多方面，都可以成為抽絲剝繭的研究對象。董其昌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在此只想提出一點，從董其昌所交往的文人士大夫來看，都是層次比較高的，都有思想頭腦，愛惜羽毛，極具個性之輩，如果董其昌真的是人品極其惡劣，還能甘心為伍？稍后一點的晚明志士黃道周，在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見解、在軍事上的謀劃、在經濟上的韜略，尤其在涉遼事務上，對努爾哈赤之崛起，對邊外女真之擾邊，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頗有未雨綢繆之計時，也承認對董認識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盡也。” 

董其昌的“朋友圈”無疑是他成功的關鍵。

如前所述，藝術家必須要有平臺，但首先自己得是這塊料。不過，董其昌的“朋友圈”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論，既有同時代的朋友圈，也有后世的“朋友圈”，兩者的共同作用，決定和見證了他最終可以獲得成功。經典和大師都是反復打磨出來的。有觀點就認為，董其昌存世的大量手札，可能正是這個秘密所在。董其昌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長期贈送給朋友的“潤”，就是個人親筆信札，他不斷地、不厭其煩地給自己認識的所有人寫信，估計一生都在寫信，保持關系的可信度和堅韌度。

上博展廳現場設置的“畫禪室”

所謂“朋友圈”，乃是時下新媒體常用來指稱現實中人的一種關系常態，以微信和QQ最多。不過，朋友圈也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從一開始以手機通訊錄中的熟人朋友構成微信朋友圈主體，到現在已經是大量的陌生人介入，“朋友圈”可以說是徒有虛名，比如說大量的“僵尸好友”，從來沒有任何交流，甚至一言不合就拉黑刪除，幾乎每個人的微信都少不了賣力吆喝的微商，賣這賣那。友情點贊不代表內心認同，只是一種外交禮儀。時間久了。從甫一開始的新鮮感，發帖呈現井噴之勢，現在更新特別少了，明顯感覺到很多人處于一種疲勞甚至麻木的狀態。多數只是報道自己的行程和生活瑣事，混個臉熟。“朋友圈”已經沒有朋友，這是當下一個尷尬的存在。有人說，網絡世界，一切沒有邊界，盡在掌握之中。相互視頻，更是覺得近在咫尺。但是，如果真的對方有突發事件發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因為天涯仍然是天涯，咫尺還只是咫尺。虛擬和現實之間，永遠有一道鴻溝。

明 董其昌 《燕吳八景圖冊》之《舫齋候月》 上海博物館藏

對于董其昌來說，他的朋友圈永遠是真實的，所以玩得風生水起，無論是當時見過他的人，崇拜他的人，還是現在，只能通過歷史史料來了解和研究他的人，內心都有一種真實的情結。董其昌永遠是關注的對象。

董其昌的朋友圈，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來看：

第一層是文人圈。古代文人是書畫家的“底本”，不用強調，天然就是一個前提。時下強調文人書畫家，實際上恰恰說明已經沒有了文人。即便是有，也僅僅是一張皮而已。現實中雖然沒有名義上的文人存在，但有時也可以說有文人，不必在意文人之名，側重的是文氣、文心和文膽。這樣的人還是有的。反過來講，只有具備了這三者，不管身處現代社會的哪個行業，都能算作文人。千萬不要把“文人”變成一個標簽。不能喧賓奪主，以為戴金絲邊眼鏡，梳了二分頭，帶了折扇，穿了長衫就是文人，即便是有，通常也是徒有虛名。

董其昌本身就是一個文人，雖然官做得很大。時至今日，更是只會以文人的標準來對待他，而非官家視角。藝術是永恒的，政治是速朽的。董其昌青史留名，靠的就是自己的書畫成就，而不是政治功名。當然，當初他位高權重，確實有利于他的書畫傳播，擴大了影響力。

《聚賢聽琴圖 》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藝術館藏

這些人當中，影響較大的有陳繼儒、湯顯祖、王世貞、王時敏、陸樹聲、王肯堂等。著重要提及的是莫如忠、莫是龍父子，袁可立、袁樞父子。父子兩代都能良好地交往，稱得上是世交。另外，董其昌與徽籍名人的交游，主要涉及到程嘉燧、李流芳、李永昌、楊明時、丁云鵬、劉上延、詹景鳳等，大多是新安畫派的先導畫家。當然，其中最有名要屬與陳繼儒的“莫逆之交”，兩人早負盛名，一同參加科舉，不同的是，一個落第后隱居，一個高中后官至一省學政、禮部尚書。不同的仕途選擇并沒有影響二者的交往，二人親如兄弟，“少而執手，長而隨肩，涵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余歲，毫無間言，山林鐘鼎，并峙人間。”陳繼儒的朋友大多也是董其昌的朋友，陳繼儒的繪畫美學觀基本上和董其昌一致，所作山水畫也相似。

第二層是高官圈。主要有王元翰、趙南星、周延儒、葉向高、阮大鋮等。董其昌在朝為官時間長，官位高，與朝中權臣關系密切，不用贅述。

明 董其昌 《燕吳八景圖冊》之《西湖蓮社》 上海博物館藏

第三層是古董商、大收藏家圈，比如項元汴、韓世能、馮夢禎等人。蘇州吳門當時有很多的古董商，像莫是龍父子本身就是大藏家，董其昌接觸這些人，可以充分接觸到好的書畫精品，由此打開眼界。有觀點認為，董其昌在收藏方面，從借觀藏品而終成收藏巨擘。明代的鑒藏中心由蘇州轉移到華亭，是因為華亭出現了“巨眼”董其昌，《明史》載：“集宋、元諸家之長，行己意，瀟灑生動，非人力所及也。”明清政局承平，經濟發展超乎以往，賞鑒收藏之風興盛，達官顯宦、富商大儒通過各種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書畫珍品。一些私人藏家幾代相傳，所聚至富。董其昌少年時并不善書，關鍵時刻所見到的真跡主要來自項元汴家。董其昌與項元汴的長子項穆是同窗，通過這樣一層關系，他得以從大藏家項元汴那里接觸到大量的書畫真跡，從而極少走彎路。項元汴與董其昌是忘年交。項元汴去世的時候，董其昌只有35歲。所以董其昌與項家的交往，主要是和項元汴的子孫。崇禎八年（1635），其時項元汴已經去世45年，董其昌不顧81歲高齡，應項元汴子孫項德成、項嘉謨之請，書《項墨林墓志銘》楷書冊，詳述項元汴家世、生平，由此可見項氏家族對董其昌在書畫藝術上的幫助，董其昌至老心存感激。兩家人以書畫為紐帶的鑒藏活動持續了幾十年。

項元汴小像

董其昌的朋友圈還有兩層是“隱形”的，對于董其昌書畫藝術的繼承和傳播更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四層粉絲圈，喜好臨習董氏書畫的古人，有的甚至崇拜到極其瘋狂的程度。最典型的如康熙、雍正這兩代帝王。九五之尊的力量，非同小可。至于書法史中取法董其昌的人，一般愛好者不論，赫赫有名者，如陳繼儒、李流芳、査士標、查昇、王文治、汪士鋐、孫岳頒、梁同書、陳鵬年、張辰、金世熊，直至后來的吳芝瑛、吳湖帆，甚至就連八大最初也是學董其昌起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其昌確實有過人之處。

第五層是擁躉圈，今時今日對于董其昌書畫非常感興趣，執著研究的“董迷”。從古至今，對于董其昌創作的研究就沒有過斷層，一直持續至今。如今不僅是國內，還有很多國外學者，漢學家。再回到這次董其昌相關的主題展來看，火爆程度依然不減，不管褒貶，是是非非，董其昌永遠是話題中心。借助現代新媒體技術，真正在微信“朋友圈”中持續登場亮相，更多的資料，更多的細節，匯攏集中，對于董其昌的了解持續推進，更進一層。這個“朋友圈”的力量無比強大，貫通了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古代與今朝，做到了比董其昌還了解董其昌。

人間曾有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