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折桂——無錫博物院開放十周年特展”這些天正在無錫博物院開展，所展藏品雖不是無錫博物院全部家當，但件件可謂精品。其中，有一件董其昌的書法作品《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特別引人注目。全卷瀟灑流暢的書體呈現了董氏晚年的“人書俱老”；特殊的紙張、流傳有緒的收藏故事更增加了《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的傳奇色彩。

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別署香光居士，松江府（今上海松江）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崇禎時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

在中國書畫史上，董其昌是一位旗幟式的人物。他以在書法、繪畫、理論及鑒賞諸領域中的極高造詣，在明清書畫藝術史上樹起來了一面眾望所歸的大旗。他的書風和畫風不僅在明末清初成為畫壇的藝術典范，而且在有清三百余年中始終被奉為藝壇圭臬。他的“南北宗論”，對以后的中國書畫創作和理論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他鑒定、品評和題跋過的丹青名跡、法書碑帖難以數計，其字體獨特、風格鮮明的“董題”，非但可資考據，且為這些傳世名跡更添神采。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 無錫博物院藏

無錫博物院所藏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全長488.5厘米，縱37厘米，行書，計79行，未經發表。較之其他傳世董書，該卷有以下幾個特點，試雜評之。

一 流傳有緒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局部

該卷乃董其昌為同僚“圣棐相國”所書，卷尾“圣棐左相國得高麗鏡光紙請書新詩”已言明。卷中“文起閣印”、“雙白”、“一字圣棐”等印，為藏者圣棐相國用印（同樣的印章也出現在圣棐相國所藏的另一幅董其昌作品《秋山圖》上），此后是卷轉入清宮，并被編入《石渠寶笈·續編》。手卷前后共鈐乾隆藏印七方及“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印各一方。偽滿時期，該卷隨同大批清宮文物被溥儀攜往長春。這批清宮舊藏除了在東北解放時為人民解放軍搶救了一小部分外，大都流散出來，自東北而至全國各地。藏于私人者，多秘而不宣；尚有因利所趨，流失海外者，不在少數；甚至還有一部分，竟遭水火兵蠹之災，難以復原。該《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則相對幸運地為時在東北工作的無錫籍藏家薛滿生所購得，并于1982年入藏無錫博物館（現為無錫博物院）。同時入藏的還有董其昌《巖居圖》卷，明太祖朱元璋《手諭》卷等清宮舊藏。在這些書畫上，除了鈐有清宮收藏印外，還都鈐有薛滿生收藏印多方。

董其昌《巖居圖》卷 無錫博物院藏

所以，《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的傳承經歷簡單而明晰，自原藏家圣棐相國而至清宮內府又至薛處，這種簡單的遞傳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作品的完整度。《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入藏無錫博物院時，與董其昌的《巖居圖卷》并置于一皮箱內，箱外有薛滿生“知過堂”紅印。而上款人圣棐所鈐“文起閣印”、“雙白”、“一字圣棐”均為騎縫印，且印面完整，故可證裝裱所用花綾系明代原物。

董其昌《秋山圖》

至于首位藏家圣棐相國，其人雖尚難查證，但董其昌贈圣棐相國，或曾為圣棐相國收藏過的書畫作品，則目前所知即有四件。除本卷外，一件為佳士得2003年7月香港拍賣會所拍董其昌行書《別賦》、《舞鶴賦》合寫冊頁22開。此件作品用宋代藏經紙，每頁有烏絲欄，鈐宋代藏經印六方“興國福壽轉輪大藏經”（六次），行書江淹《別賦》、鮑照《舞鶴賦》。據董氏自跋，書于辛亥年（1611年）臘月，乙丑年（1625年）為圣棐丈重題。這件作品同樣為清宮舊藏，并曾入編《石渠寶笈·續編》。一件為2004年上海敬華拍賣公司拍賣的董其昌《秋山圖》畫作，此件為董其昌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丙辰）10月為金玉檢所作。1625年（天啟五年乙丑），金玉檢轉贈給了圣棐相國，圣棐大喜之下又向董其昌索題，董氏見佳作得其所歸，遂復題之。《秋山圖》所用絹料也卓然有異它取用董其昌自制的麥芽黃絹本。據載，董氏即為一代書畫大家，其書畫所用絹、紙均極精心，曾自制麥芽黃絹用于平生得意之作。此畫曾為近代大收藏家虛齋龐萊臣收藏，并收入《虛齋名畫續錄》卷二。另外一件為1623年（癸亥）十月廿二日，董其昌為圣棐所題《山水冊》。上述四件作品在《董其昌年譜》中都有記載，也都堪稱董氏精品，可見圣棐與董其昌在1623年至1632年（《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作于1632年）的十年間，有著較為親密的交往；而圣棐則是一個極為精鑒之人，對于書畫有著極大的興趣，其中就包括董氏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的卷末最下角，有一方九字朱文藏印：“容若玉紅草堂書畫記”，其鈐印位置和古舊的印色均顯示，這是一方較為早期的收藏印。考字“容若”而有名于時者，或為清初著名詞人納蘭性德。

《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上面的收藏印

二 用紙獨特

該卷書于高麗鏡光紙上，由四段紙接成，卷首、卷尾有鮮紅的“朝鮮國王之印”朱砂大印。另外紙面上還有發絲粗細的“朝鮮國王李倧言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等字樣，前后分三段。其內容為朝鮮國王給明朝天啟皇帝的一段表文，言及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明朝派正使姜曰廣出使朝鮮，賜“彩幣文錦”。朝鮮國王率王妃及一國臣民，感激之余，隨表奉進各色細布、麻布、花布及三七等物若干。表尾落款天啟六年閏六月閏十五日，距姜曰廣出使朝鮮僅二日。

《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紙面上的字樣底紋

這張高麗紙確實紙質堅緊細密，沒有明顯簾紋，不愧鏡光之稱。表文字體為優雅圓潤的正楷，細如發絲，墨色雅淡，如不細觀簡直難以發現，從字形及行間排列而論，可能為銅版活字印刷。但也有專家認為筆畫有鋒，可能為特制小筆所書。

天啟六年為1626年，當時在位的朝鮮國王為仁祖李倧（1626—1649在位）。極為巧合的是，同年，皇太極在沈陽繼承汗位，后金勢力日益崛起，但朝鮮仍然公開支持明朝，認為“天朝（明）之于我國，猶父母之于子女也”。紙上表文中朝鮮國王對明稱臣，既有貢物，語氣又備極恭敬，可為明證。故雖一紙之微，有時亦能一證史實，這恐怕又出乎書畫鑒定之道以外了。

《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的騎縫章

高麗鏡光紙宋代即有名于時，并為當時書家所寶愛。將其為傳統特產，歷年進貢，大概已成定例。董其昌特好用之。此紙既屬貢品，圣棐相國想來亦得之不易，故鄭重其事地請董其昌寫，且點名要“請書新詩”，如此名紙、妙墨、新詩則稱得上是三絕了。而董氏也是性情中人，除了盡心盡力地照辦，在卷首尾書自作詩外，又在手卷中段因“適有持宋榻米元章帖見視者，為臨數十行”。米元章為董氏生平所愛，宋榻可寶，見之心喜，不免技癢，不自覺便要為臨數十行真是典型的藝術家脾氣。三絕之外，更成四美。

三 字體風格鮮明

董其昌歿于1636年，享年82歲。《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書于1632年，時年董其昌78歲。此作為其最晚年作品之一，也是他風格極鮮明、人書俱老的佳作。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局部

關于董其昌的書風與師承，董氏在其《畫禪室隨筆》中說：“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魏晉，遂訪《黃庭經》及鐘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自此漸有小得。”這段小述概括地道出了董書的淵源與經歷，由顏真卿而虞世南而王羲之、鐘繇，由中唐而初唐而晉、魏，算得上是書學之正途；由“自謂通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到“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自此漸有小得”。前倨而后恭的姿態體現出董氏隨著學養日深、眼界日廣，對前人名跡的理解逐漸深入，對自我書學境界的要求日益提高，爐火純青后的謙和替代了少年得志時的疏狂。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局部

仔細閱讀《畫禪室隨筆》，就會發現董氏的這段自述并沒有全面地敘述出他自己的學書經歷。他有“學宋人，乃得其解處”的過程，又遍臨過楊少師、褚遂良、柳誠懸、趙孟頫等人的作品，對文徵明、祝允明也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說，除了篆、隸基本未涉及外，董其昌對于明中期以上歷代最優秀的書家的法書、名帖都有不同程度的學習、了解與研究。除了臨寫極多的鐘繇、王羲之諸帖以及顏真卿、米芾書法外，懷素的草書，李北海、徐季海書法之異勢，柳公權用筆之古淡，楊凝式書法之騫翥簡淡。乃至于宋高宗書體，都在董書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而對米芾的喜愛與崇敬，是貫其一生的，以至于《明史》稱他：“始以米芾為宗，后自成一家”，所以我們也不難想象他為什么見到一本宋榻米帖就要臨寫一段了。可以說，既能熔鑄古今，又能食古而化，方才形成了今天看來獨具風采的董書。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局部

《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連落款共計79行，前34行與末24行為行書自作書，行草書體，中間21行臨宋榻米芾尺牘三通，自首至尾，用筆精審不茍，但是始終保持著董書風神蕭散、飄逸不群的特色。中段的臨米，雖然字體結構肖似，二人書法最終也都從晉人悟出，但米書勁健，董書簡淡，如同一套拳法以不同的內力使出，這大概不光是時代風格之差異，也緣于個人氣質秉賦之不同了。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局部

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四稱董其昌“年近大耄，猶手不釋卷，燈下讀蠅頭書，寫蠅頭字。蓋化工在手，煙云供養，故神明不衰乃爾······”董其昌在書《題武夷山圖詩并臨米帖卷》時，董氏已屆七十八高齡，但字里行間，氣韻流動自如，用筆松而不懈，筆墨堅凝而不遲滯，從中我們感覺不出絲毫的蒼邁老鈍，只覺得其精力彌漫、風神瀟灑處一如壯年，足證姜氏所言棐虛。將此卷同上海博物館所藏《行書臨帖冊》（作于1635年）作一對比，二者非但結體。用筆絕類，其精神、氣韻也如出一轍，堪稱董氏晚年行書作品之雙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