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印度藏敦煌藝術品專題原本包含兩個板塊，博物館藏品研究與石窟現場調查。作者對新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勒克瑙邦立博物館、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金奈政府博物館、（舊稱）西印度威爾士親王博物館等5所主要博物館館藏分別進行了資料收集和研究。親睹并仔細觀察、記錄了新德里藏敦煌吐魯番藝術品中部分藏品，集中對11件敦煌散失絹畫進行了觀察、記錄和初步整理；并集中踏勘、調查、記錄了德干高原以比德爾科拉、奧蘭加巴德、阿旃陀、埃洛拉為代表的西印度石窟寺。因篇幅所限，本篇著重呈現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與孟買威爾士親王博物館館藏研究部分。

學術背景

近代有關印度犍陀羅與馬圖拉藝術的學術開端，可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以降伯蓋斯、夏伯拉、弗格森等人在阿旃陀石窟的調查。之后相繼以探險家、考古學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26年在犍陀羅地區斯瓦特河谷的考察。繼斯坦因調查之后，1938年巴格爾與賴特也進行過調查與清理。20世紀上半葉的工作主要是以調查、發掘、清理為主。進入20世紀下半葉，國外相關研究工作可分為以下四方面：其一，以意大利圖齊、法切那、塔代伊、卡列寧、奧里威利等幾代學者致力于西北印度犍陀羅藝術的發掘與研究，前者體現為意大利亞非研究院在斯瓦特地區歷經60年的發掘工作，后者則以圖齊四卷本《梵天佛地》為代表；其二，以法國、俄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學者為代表的考古學及藝術史研究，如繆斯、康巴斯、普魯祖魯斯基、博世、貝尼斯蒂、戈溫達、施林洛夫等；其三，以日本學者為代表的佛教圖像學研究傳統，如松本榮一、宮治昭、杉本卓洲、小杉一雄、高田修、田枝幹宏、辻直四郎等人；其四，以印度本土學者為代表的考古與美術史研究，如米特拉、德什班德。

就學科分野而言，國內研究大體包括兩個板塊：前者從美術史學科出發，考察佛教造像藝術的歷史演變、題材、風格流變等問題；后者在考古學科體系觀照下，從佛教考古與石窟寺考古研究石窟與造像遺存。

先賢前輩的篳路藍縷，為該領域研究奠定了相應的討論框架，確定了基本問題與方法體系。但之前的學術史積累，并未壓縮后來者的研究空間，反而為后學提供了開拓新問題、新空間的若干可能。這體現在兩個方面：新材料與新問題。近年來陸續刊布的海外發掘與研究成果，為新問題的提出與展開奠定了基礎。尤其是以犍陀羅為代表的西北印度與巴米揚、彭吉肯特為代表的中亞，以及與克孜爾為代表的西域地區，三者間的關系在過往研究中往往落于相對空疏的大框架下，而缺少個案層面進一步細致的推進。此外，以往學者或因學科背景緣故，角度難免受限，在某種程度上不免忽略了與其他區域佛教美術間的總體關系。

新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

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成立于1949年，是該國規模最大、館藏最豐的博物館之一。其館藏時段涵蓋史前至當代藝術，數量超過20萬件。

印度國家博物館設有史前、考古、中亞等多個部門，展廳則包括以1世紀到3世紀的犍陀羅和馬圖拉為主的貴霜廳、以4世紀到6世紀的馬圖拉和薩爾納特為主的笈多廳、涵蓋7世紀到13世紀的中世紀藝術廳、中亞廳及佛教藝術廳。其中，中亞廳的藏品基礎是斯坦因在絲綢之路上3次主要考察（1900—1901、1906—1908、1913—1916），歷經百余座古代城市所搜羅而來的壁畫、絹畫、木雕、石雕、陶塑、瓷器、金銀器、宗教及世俗文書。佛教藝術廳則囊括了大量來自印度本土、巴基斯坦、尼泊爾、中亞、中國西藏地區、緬甸、柬埔寨等地的古代金銅石木及彩繪造像。

貴霜廳、笈多廳、中亞廳、佛教藝術廳、中世紀藝術廳，上述5個廳的展品及庫房內相應主題分類下的館藏不僅在數量上極為可觀，而且在涵蓋年代、出土物地域、造像題材、教派種類、風格樣式等諸多方面，有著極廣大而深厚的覆蓋面。其中大多數藏品在學術層面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1。早期印度本土佛教造像藏品

在新德里國立博物館中，印度本土制作與出土的佛教造像主要陳列于以下6個展廳：孔雀王朝/巽伽王朝/薩塔瓦哈納王朝藝術廳、貴霜王朝（含犍陀羅及馬圖拉風格）與伊克什瓦庫王朝藝術廳、笈多朝藝術廳、笈多朝紅砂石與早期中世紀藝術廳、晚期中世紀藝術廳、佛教藝術廳。其中，公元1-6世紀造像集中于前3個展廳。

作為公元前的早期佛教造像藝術，孔雀朝的造像很有古風：造型樸拙、情節簡易。這種直覺觀感或許是一種錯覺，似乎孔雀朝缺少壯觀的營建。阿育王不僅派遣使者宣教四方，據說還曾派遣18名藝術家、工匠、畫師隨其子摩欣陀前往錫蘭，并在錫蘭故都繪制壁畫、營建廟宇。事實上，對于始終浸淫于中國本土佛教造像傳統的研究者，從孔雀朝、巽伽朝到薩塔瓦哈納王朝，乃至貴霜王朝，最大的視覺與觀念雙重沖擊，源于印度本土的象征主義傳統。?

2。斯坦因所掠中亞及敦煌佛教美術品概況

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藝術品及文書，主要來自斯坦因第2、3次中亞考察。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開展的第2次中亞考察，沿絲綢南路北上，先后重訪了其第1次中亞考察到過的和田、尼雅，繼而發掘樓蘭、米蘭等古代遺址。在敦煌，斯坦因發掘了漢代長城烽燧遺址，拍攝了莫高窟洞窟壁畫，買走了藏經洞24箱文書、5箱絹畫及其他絲織品。在吐魯番，斯坦因初步考察了部分古代遺址，為第三次中亞考察做準備。之后，經焉耆、庫車、喀拉墩，返回和田，并發掘了老達瑪溝及麻札塔格等古代遺址。

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第3次中亞考察，仍沿絲綢南路北上，先后發掘了和田的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瓦石峽等古代遺址，以及尼雅、樓蘭等古代遺址，再到敦煌獲得了藏經洞570件寫本，發掘了敦煌至酒泉間的漢代長城烽燧遺址。之后，至居延發掘了西夏黑水城（即喀喇浩特）遺址，至吐魯番阿斯塔那，切分了10個墓區，發掘墓葬34座。在吐峪溝、伯孜克里克等石窟揭取壁畫。返程時，調查、發掘了焉耆的七格星古代遺址和庫車的一些古代遺址。

根據榮新江的研究，“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亞考察的一部分經費來自印度政府，所以根據英、印雙方的古物分配方案，一大批以文物為主體的斯坦因中亞收集品于1918年運往印度新德里。1929年建立的中亞古物博物館，主要就是收藏這些斯坦因的收集品。1949年，印度國立博物館建成。到1958年，中亞古物博物館被合并為國立博物館的一部分，藏品歸新館中亞古物部保存。收藏在新德里的斯坦因中亞收集品，主要是壁畫、絹幡畫、木雕、陶制小雕像、錢幣、陶瓷器、皮制品、玻璃器、金銀制品等文物材料，有不少佉盧文木簡也保存在這里，漢文文獻很少，藏品總數在1100件以上。這些材料有的見于斯坦因本人的《西域考古記》和《亞洲腹地考古記》，但其時尚未區分哪些后來屬于印度所有。”

斯坦因獲得的繪畫品共計536件，其中282件收藏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254件收藏在今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536件繪畫品中，絹本畫約有335幅，麻布畫94幅，紙本畫107幅。在中亞部古物廳內，長期陳列的敦煌藝術品主要是佛教絹麻幡畫，還有吐魯番地區各類藝術品。如阿斯塔那墓葬出土陶俑、花園美人絹畫、伏羲女媧絹畫、吐峪溝石窟壁畫、伯孜克里克石窟壁畫等。在敦煌絹畫中，觀音題材最多。其他尊像畫及經變題材為數不少。另有供養人供奉觀音與佛像絹畫1鋪，北方毗沙門天王紙本畫稿1件。在吐魯番藝術品中，泥灰質騎士俑1件，出自阿斯塔那3號墓區2號墓；泥灰質女俑1件，出自阿斯塔那10號墓區1號墓；泥灰質女俑頭1件，出自阿斯塔那1號墓區8號墓。花園美人像約有2幅出自阿斯塔那3號墓區4號墓。伏羲女媧像約有3幅出自阿斯塔那9號墓區2號墓。另外，還展出焉耆七格星遺址泥灰質菩薩雕塑、米蘭遺址佛與6僧侶及供養人壁畫殘片、和田巴拉瓦斯特遺址出土盧舍那佛壁畫一鋪等。

盡管2012年出版的《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佛畫》披露了143件館藏佛畫，但存在四個問題：一、作者雖熟稔印度本土佛教美術，但對敦煌為代表的中國中古佛教美術本土特點了解較淺，圖像讀解難免差池；二、圖錄披露畫作缺少細節，這是圖錄與實物的根本差別；三、罕有中國佛教美術史學者能夠親睹該批藏品；四、披露不完全，仍有超過100件作品從未示人。

3。編號與分類

Ch。表示的是斯坦因的原始編號，即為英文千佛洞的縮寫；Stein表示Stein painting（SP），SP表示的是大英博物館館藏號；NM表示National Museum代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館藏號，以SL.1（NM 2003-17-312）為例：2003代表年，17代表藏經洞（莫高窟17窟），312代表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對繪畫品的編號。該批絹畫從主尊神格劃分，可大致分為16類，包括：佛陀、阿彌陀、藥師佛、彌勒菩薩、觀音、十一面觀音、千手觀音、日月觀音、武僧、文殊、地藏、五方佛、供養菩薩、四大天王、金剛手護法菩薩、七寶。

上述16類題材，其佛教圖像學價值、史料價值、美學價值，遠非單一的題材劃分可以概括顯現。絹畫看似幅面有限、題材單一，無法在體量規模與細節豐富方面與佛教石窟寺相媲美。然而，絹畫作為中古中國社會與宗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與石窟寺共同形塑了彼時民眾信仰、觀念與圖像共生的生活形態與面貌。

此外，這批絹畫收藏于印度迄今已近百年。討論相關問題時，間或需參照作為收藏地的印度本土學者研究。盡管印度佛教史學者中強調原發地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古時代中國本土佛教圖像的自律性與本土化，但這也提醒我們中國學者，如何把握這些絹畫與印度乃至中亞等題材原生地之間的關系。

縱觀古代亞洲世界內佛教的傳播與衍生，其內在層次之豐富，遠非早前學術研究中“A地首創題材a型，傳播至B地，摹仿為a1型”這類單一線性的因果關系所能涵括。就佛教美術而言，圖像與經典的關系，亦非單純的一一對照。恰如宮治昭在其堪稱典范的涅槃圖研究中，揭示了同一題材在同一區域前后文化期的演進，以及周邊區域的接受與衍生。在本地演進與向外擴散中，題材分解為多種層次，如文本、信仰、觀念、圖像、畫風等。這些層次，被受眾與信眾按照各自相異的需求所遴選，最終創作出各區域看似同源，實則各有千秋的佛教藝術。

佛陀與比丘可謂佛教美術中最常見的基礎題材。在這批絹畫中，既可見到“夜半逾城”這類經典且面貌穩固的題材，也可見到伴隨著中國本土高僧信仰而起的新圖像。旗幡作為一種特殊的禮儀畫形制，時見于佛事活動。旗幡所繪手印，或許微妙地反映出當時的信仰取向與偏好。瑞像在中古時代頗受歡迎，由此衍異的圖像與文本的變體，造成讀解此類圖像的困難，卻也使探索過程變得生動有趣。更重要的是，瑞像所反映的不僅是宗教觀念，亦是西域各國往來交流的旁證。

孟買威爾士王子博物館

相比之前拜訪的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勒克瑙邦立博物館、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金奈政府博物館，威爾士親王博物館在佛教造像藏品上種類之豐、數量之巨、年代跨度之大，或許難以望其項背。但作為西印度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其藏品頗具特色。

自1906年奠基伊始，該博物館即會同孟買亞洲學會搜尋文物。最重要的收藏無疑來自于英國著名考古學家Henry Cousens在印度次大陸西部及西北部的發掘。其中，1909年在Mirpur Khas（位于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發掘佛塔所獲早期笈多朝文物于1919年入藏后，公認為該博物館鎮館之寶。在此之后，許多重要的考古發掘品陸續入藏，盡管印度國家考古調查局曾下令將其中部分藏品調入其他博物館。這些藏品出自賈馬爾尕爾、馬拉坎、沙梨巴洛與塔克特依巴依等地。除了來自Pauni和Pitalkhora兩地的早期西印度造像外，孟買自身也有著悠久的造像傳統，從保存于該館的犍陀羅藝術和米爾布爾哈斯遺址出土藝術品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