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一〇年，漸江出生在安徽南部的歙縣─當時的安徽在經濟上極為發達，雖然也經過了明清易祚的戰亂。漸江俗姓江，名韜，字六奇。他早年曾經師從于汪無涯讀“五經”，習舉子業，做過明朝的諸生。三十四歲那年，李自成帶領他的起義軍殺入京城，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明朝滅亡了。隨后，清兵入關，占領了京城之后又揮師南下。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兵進攻徽州，城陷，他的家鄉就在清軍的鐵蹄下巢傾卵覆。

清 漸江 梅花圖 52.8cm×78cm 1657

上海市文物商店藏

一六四五年，在歙縣抗清的金聲、江天一被抓，送往南京后遇害。另外一位參加抗清武裝的汪沐日（一六〇五——一六七九），則與同鄉吳霖、王玄度、汪蛟等人一同逃到了福建，投奔在南明隆武政權之下。次年八月，隆武政權覆滅之后，復明的希望到此徹底宣告破滅。汪沐日皈依于古航道舟門下，出家為僧，法號弘濟。

清 漸江 天都峰圖 99.9cm×307.7cm 1660

南京博物院藏

在歙縣失陷之后，江韜（漸江）與友人程守哭別于相公潭上，然后跟隨殘存的部隊到福建投奔唐王朱聿鍵，繼續他的抗清復明運動。康熙《歙縣志》中的《弘仁小傳》記：“師汪無涯，受五經，乙酉年，自負累累卷軸，偕其師入閩。”擅長考評畫家史料的汪世清曾經在一篇名為《弘濟與弘仁》的文章中問道：“汪無涯是誰？”一向以嚴謹著稱的汪世清，此時也不能不大膽猜測：“汪無涯就是汪沐日……他們都同于乙酉冬入閩，或即結伴而行。后來，他們同依古航為僧，不僅其志相同，其遭遇相同，而且有可能一人就為另一人的引進。”雖然并無史料進一步證明此推論的“準確性”，然而卻是理解漸江的一個重要環節。

清 漸江 幽亭秀木圖 50.4cm×68cm 1661

故宮博物院藏

古航道舟（一五八五——一六五五）原姓鄭，福建泉州人。能文章，有時譽，事母至孝，母亡后出家，是博山無異元來（一五七五——一六三〇）的法嗣，先后主持浦城、建陽、江西等地的幾大寺院，所以在晚明，他在福建、江西一帶的聲名極盛，但在收徒方面，卻“如鐵壁千尋，絕無肯諾”，因而漸江能夠拜在他的門下，實在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從法嗣的角度說，漸江屬禪宗青原下第三十七世。

清 漸江 曉江風便圖之一 256.5cm×28.5cm 1661

安徽省博物館藏

附帶一提的是，“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五燈會元》第十七卷），就是青原惟信的名言！

清 漸江 桐阜圖 91cm×27cm 1662 上海博物館藏

應該與汪沐日同時，漸江在福建皈依古航禪師，出家為僧，這一年，他三十八歲。出家后，他法名弘仁，號漸江學人、漸江僧；又號無智、梅花古衲。出家后的他在福建住了多年，除了習禪，也云游各地。

以下是他大致的行蹤：

四十二歲，在南京。四十三至四十六歲，在蕪湖。四十七歲，返歙，游黃山。四十八歲，復游南京。四十九歲，在南京，住惠應寺。五十歲，回歙，并在黃山云谷寺掛單。五十一歲，住在歙縣五明寺，在休寧建初寺掛單，又回五明寺，往廬山，阻于雪，留鄱陽。五十四歲，渡鄱陽湖，游廬山，返歙，居五明寺。未數月，尋昔日游廬山時所脫下的殘破草鞋，仿佛又要遠行的樣子，卻在大呼佛號之后示寂，死時，僅得五十四歲。

清 漸江 疏泉洗硯圖 69.7cm×19.7cm 1663

上海博物館藏

以“甲申之變”為標志，明代的知識分子們經歷了一場大變故。在這場變故中，有的在英勇地抵抗，有的自殺殉國；更多的人則是隱退山林，或在佛寺中安身─漸江走的便是后一條路。

在我看來，漸江同時具備兩種身份：一是僧人，一是“遺民”。

清 漸江 臨水雙松圖 24.3cm×20.7cm 上海博物館藏

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遺民”大概是最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遺民”身上所特有的一種“氣節”，也非尋常文藝學所能理解。

何謂“遺民”？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說：

“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故遺民之稱，視其一時之去就，而不系乎終身之顯晦，所以與孔子之表逸民、皇甫謐之傳高士，微有不同者。”（《歸莊集》卷三）

清 漸江 黃山圖 47.6cm×145cm 1661

江西省博物館藏

身處變革之際的歸莊所言甚確，“遺民”不同于“逸民”和“高士”，雖然他們有重疊之處，但“遺民”卻是在國家政權發生變動之際，不服務于新朝。

生于一六一〇年的漸江，早年生活正值晚明最為黑暗與動蕩的歲月，雖然他并未做過明朝的官吏，但是在一六四四年清軍入關，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的讀書人如何面對異族統治，卻成為考驗士人的一道人生難題，也是每個人必須交出的一份考卷！

清 漸江 山水冊頁之一 22.6cm×30cm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士人所面對的，無非兩種選擇：合作與不合作─要么承受變節投敵的恥辱，成為新朝的官吏或順民；要么選擇成為“遺民”，即：雖然仍舊生活在新朝之中，但是卻拒絕變革原來的身份與態度以維持對前朝的忠誠。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十八辨“征士”之名實時，就注意到了“遺民”─不妨暫以“遺民”這一名稱代指包括“逸”在內的人的復雜性：

“被征不屈，名為征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篡逆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寧、陶潛是也；矯厲亢爽，恥為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也；閑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魏野是也。處有余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所便，則韋、種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其高下可得而睹矣。”

清 漸江 山水冊頁之二

在辨析名、實的同時，王夫之還順便給“征士”即后來的“遺民”分了類，這大概也給我們研究“遺民”的性格，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參考視角。

而像王夫之這樣明清之際的“遺民”的主動選擇與承擔，除了是其存在方式的一種選擇之外，更意味深長地承擔了士的另外一種職責：他們繼承了中國的“士”的傳統，并將自身置身這種傳統之中，并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它的活力，雖然這是他們終生無法擺脫的困境和痛苦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