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王右軍，就會聯想到他的《蘭亭序》。《蘭亭序》堪稱三絕：書法之絕毋庸贅言，文章也無愧名文，好書法和好文章所記名士們的蘭亭雅集也算得上一絕。《蘭亭序》說：“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也許是《蘭亭序》的背景效應，后人總把這位書圣也當成陶淵明那樣超然物外的真名士。誠如《文章志》所說，王羲之也確有“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的一面，這有坦腹東床為證。說的是，太尉郗鑒想與瑯琊王氏聯姻，派門生到王家相婿。門生回報：“王家各位少爺都不賴。只有一個人在東床坦腹大嚼，好像沒有相親事一樣。”郗鑒說：“正是此人是佳婿。”一問，知是羲之，便把女兒嫁給了他。

然而，小事有時最能暴露人的弱點。當有人把《蘭亭序》比做潘岳的《金谷詩序》，把他比為石崇時，羲之聽說“甚有欣色”。石崇之比，不倫不類，逸少竟會沾沾自喜，這與《蘭亭序》所展現的超脫相去甚遠，表明他內心深處實際上是好較短長的。

王右軍確有其為人的另一面。他的妻子郗氏出身名門，也是一個得理不讓人的角色。但比起謝家來，郗氏未免就差點兒。六朝高門，向來王謝并稱。到王羲之出道時，瑯琊王氏因王導去世而過了巔峰期，謝家卻因謝安兄弟的登臺而如日中天。因而羲之對謝、郗兩家的態度也不免厚此薄彼。郗夫人看在眼里，對弟弟郗愔和郗曇說：“王家見謝安、謝萬來，恨不得傾箱倒柜，找出好東西來款待。看到你們來，態度平常得很。你們以后就不必上門了。”二郗也都有令名，郗愔官至司空，郗曇則做到中郎將，決非平庸之輩。對謝、郗兩家的厚薄，反映出王羲之未免有點兒勢利眼。

這類小心眼的事，還不止一次。據《世說新語·規箴》記載，王羲之與王敬仁、許玄度友善。二人死后，羲之對他倆的議論變得有點忌刻，有個叫孔巖的人對他說：“你過去與他倆交往有情誼，人死以后，反而沒有慎終之好。這是一般人所不取的。”羲之當場就慚愧無語。

王羲之是一個講實際的人。有一次，他與謝安共登冶城，謝安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對他說：“當今八方多事，應該人人努力自效。而虛談礙事，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安不以為然，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難道也是清言惹的禍嗎？”與謝安相比，看來王羲之還缺少真名士應有的那種超脫與率真。但他對有這種真精神的人，倒是由衷歆羨的。據《世說新語·棲逸》載，阮裕隱居在會稽剡山，志存隱遁，蕭然無事，內心卻十分充實。有人以這事來問，羲之說：“此人說得上榮辱不驚了。即便揚雄所贊嘆的沉冥，也不見得能與他相比。”因為仰慕這種名士風度和精神，王羲之也試圖效法，但總有點形似神不似。令他在這個問題上出乖露丑的，就是他與王述的杯葛。

王羲之

王述，字懷祖，出身于太原王氏，雖然比不上瑯琊王氏，好歹也是士族子弟，后來封為藍田侯。有記載說他“清貴簡正”，少年時就被人推重，與王羲之齊名。但羲之一向瞧他不起。王述是個急性子，有一次吃煮雞蛋，用筷子去夾，屢夾不起，就勃然大怒，拿起雞蛋朝地上摔。雞蛋在地上骨碌碌轉個不停，他就離席用木屐齒去踩它，沒能踩到，揀起雞蛋就往嘴里塞，連殼嚼碎后就吐了出來。王羲之聽說這事，笑著說：“即便是他父親王安期那樣有名德的人，倘有這樣性格，也一無可取，更何況王述呢？”輕蔑之情溢于言表。不過，王述身負重任以后，卻能控制自己忭急的個性，“每以柔克為用”。有一次，謝安之兄謝奕當面罵得他狗血淋頭，他面壁而立，一語不答。謝奕罵罵咧咧了半天才走，他卻復坐如初。時評都稱他有肚量。王羲之與王述的關系不洽，而清議后來對王述的贊譽，反而超過了羲之，這更引起羲之內心的不平衡。

王述在會稽內史任上喪母，居留在郡內守喪。王羲之繼任其內史，按照禮節應該前往吊唁。據《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王述在丁憂的三年期間，以為羲之還會來造訪他的，每次聽到會稽內史出行的角聲，就灑掃庭除而準備羲之來訪，但總是空等一場，羲之竟一次也沒有光顧過他家。《王羲之傳》說王述因而“深以為恨”，似乎是他太在乎羲之的來訪，才有了過結。這是史傳在為羲之掩飾過錯。

據《世說新語·仇隙》記載：

藍田（即王述）于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后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構。

如此說來，二王結怨，錯在右軍。《晉書·王述傳》說王述“少孤，事母以孝聞”，是個大孝子。如今，相依為命的老母親死了，你一再傳語說要去吊唁，卻遲遲不去，害得別人空等。最后去雖去了，喪家接到通報后，擺出一臉哭喪的模樣等你到靈堂祭吊，以盡賓主之禮，你卻大門不進，揚長而去，讓主人下不了臺階。不要說王述這個孝子，無論誰都難以無動于衷的。更何況王羲之本人十分在意禮尚往來，這有《王右軍集》里上百首《雜帖》可以印證。由此看來，《晉書·王羲之傳》說王述在丁憂期間還一直等王羲之來訪，顯然有悖常理。誰都不會在受辱以后還殷殷期盼對手來訪的，王述只可能是在羲之傳語以后、登門以前的這幾天里干等他來。二王構怨，完全起因于羲之的無禮。而事后為了掩飾這一無禮，羲之編派出一種說法來減輕內心的不安，即王述是因對自己以后不再往訪才引起怨望的，這種說法后來竟被采入《晉書·王羲之傳》。

雙方恩怨如此，事情卻未完結。接任會稽內史以后，王羲之以揶揄的口吻對朋友說過：“王懷祖終喪應當去做尚書，到老就可以做到仆射。如果再來做會稽內史，那就懵懂了。”不料王述丁憂期滿，朝廷卻提拔他出任揚州刺史，會稽內史反而成了他的下屬。赴任前夕，王述“周行郡界”，該拜訪的一個也沒拉下，就是不上羲之的門，臨行，一別而去。雖說有點憋氣，但所作所為并未像羲之那樣出格。

這下王羲之受不了了，但卻未能忘情名位。他一聽到王述的任命，就派會稽參軍入朝去活動，要求將會稽由郡升格為越州。這是又一次出格的舉動：為使自己免受王述的領導，竟要朝廷特地變動行政區劃的建制和級別。打個比方，就像現在的紹興市長貿然要求國務院把紹興市升格為省那樣可笑。即便他的堂伯王導還在世做宰相，也絕對不會考慮這一荒唐要求的。他派出的那個參軍辦事能力也差勁，有記載說該人“受意失旨”，或許把羲之的隱情都和盤托出了。總之，這事使王右軍“大為時賢所笑”。

王羲之內心深覺慚愧和感嘆，回家對兒子們說：“我不比懷祖差，但職位和待遇卻相去懸殊，也許是你們不及坦之的緣故吧！”坦之是王述的兒子，據說他弱冠就“有重名”。不過，逸少的兒子中，除凝之才情較遜，徽之和獻之實在也不比坦之差到那兒去。尤其是獻之，后來的知名度還遠在坦之之上。羲之數落兒子的那番話，實際上還是內心失態的外在流露。比起陶淵明《責子》詩中所說的“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的曠達來，他離六朝名士的真精神確實還未達一間。

陶淵明

據《世說新語·仇隙》記載，王述到任以后，密令部屬找出會稽郡各種所謂“不法”的事情，說王羲之“先有隙令，自為其宜”，也就是指控他先頒布有機可乘的規定，再自行其是胡作非為。《晉書·王羲之傳》則說，王述檢查會稽郡的工作，“辨其刑政”，使逸少“疲于簡對”，大概是以疲勞戰術忙得他連寫工作匯報都來不及。無論何說為是，王述似乎也有點公報私怨之嫌。王羲之實在咽不下這口惡氣，便托病辭職。但王氏是名門，自己又是名士，盡管辭職，朝廷還會來請他出山的。那時，倘若他再出仕，勢必會貽笑士林；倘若再以健康原因拒絕，也會被人說成是矯情。思來想去，宦海風濤已與自己無緣。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初九日那天，他一個人跑到父母墓前，擺好了供品，磕好了響頭，發下了不再茍進的誓言。這篇百來字的《誓墓文》收在《晉書·王羲之傳》里，文章并不賴，簡潔明快，感情激越，令人千載之下也能想見其誓墓時的憤激和決絕。辭官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擔心“死亡無日，憂及宗祀”，因而“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似乎只是身體力行老子所說“知止不辱，知足不殆”的古訓，而完全無關乎其他。誓發得相當重，也確是指日為誓，信誓旦旦：

自今之后，敢渝此心， 貪冒茍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既然發了重誓，朝廷也不便相強。王羲之辭職以后，再也未入官場，忠實履行了《誓墓文》里的信誓。他對自己辭官遁世的選擇似乎很慶幸，與友人一再談起。他給謝萬的信里說：“古之辭世者，或被發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仆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他還勸一位朋友：“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王羲之有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內外孫有十六人。在家，他植桑栽果，率諸子，抱稚孫，游憩其間，有好吃的果子，摘下來與子孫分食，有滋有味地品嘗著天倫之樂。他寄情于山水之間，也熱衷于藥石之道，為了這兩大愛好，他遍歷東南諸郡，往往不遠千里，窮名山，泛滄海，感嘆道：“我終將快樂而死！”

王右軍是否“快樂而死”呢？人們有理由懷疑：在他一再嘮叨的話題背后，是否隱含著另一種情結？據《世說新語·仇隙》說，羲之“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他是升平五年（361年）去世的，離誓墓辭官時隔六年。也就是說，在這六年間，他表面上縱情山水，而內心至死都沒有把自己與王述的那段芥蒂恩怨放下。明朝張溥評論此事說：“逸少與藍田抵牾，愧嘆謝病，猶逐翰音而未睹登天者也”，也是惋惜他想學名士的超脫而沒有學到真精神。王羲之寫過“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的詩句，但在與王述的關系上，他不但未能“忘求”，反而一再“爭先”。他的《蘭亭詩》早就說過：“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但自己最后還是“未能悟”，纏夾進一場無謂的是非，貽笑于時賢，見譏于后人。難怪近人錢基博一針見血地指出：“羲之身在軒冕，哀樂未忘；不如陶潛之胸次浩然，亭亭物表也。”比起陶淵明，王羲之還差那么一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