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日前發布了新的展覽信息，將于2019年1月16日舉辦特別展，屆時，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顏真卿傳世名品——天下第二行書《祭侄文稿》（見下圖）也將亮相。

顏真卿無疑是繼王羲之之后，又一位劃時代的書法大家。清代王澍在《論書剩語》中講到：“古人稿書最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稿》，天真爛然，莫可名貌。”魯公就是指顏真卿，《三稿》則是指顏真卿的三件手稿：《祭伯父帖》《爭座位帖》和《祭侄文稿》。

但凡練習過毛筆字的人，一定都是從顏真卿的諸多楷書名帖中入手的。但顏真卿最著名、也最為后世稱頌的作品，卻是那篇充滿涂改的凌亂草稿——《祭侄文稿》，全篇行書、草書畢見，在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的《蘭亭序》已不存于世的情況下，這幅作品可稱天下行書之最。

天寶十四年（755），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發起兵變，史稱“安史之亂”，這場歷時七年之久的叛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這一年，顏真卿五十歲。

安祿山大軍一路勢如破竹，唐玄宗倉皇逃往四川，在大唐江山搖搖欲墜之時，勢單力薄的顏真卿卻固守平原（山東陵縣），而他的堂兄顏杲卿則出任常山郡太守，顏氏一門共同堅守在戰火的第一線。顏杲卿最后孤城被圍，成為俘虜，但仍不肯投降，安祿山遂以其第三子顏季明為威脅，最終，顏杲卿和顏季明雙雙罹難。那一戰，“顏氏一門死于刀鋸者三十余人，其狀慘絕人寰”。

安史之亂后的一天，顏真卿收到一個木匣，里面是侄子顏季明的頭顱，顏真卿頓覺大刀砍下的是自己的頭顱，悲痛之余，親自為侄子寫下祭文，這便是《祭侄文稿》，“賊臣不救，孤城圍困，父陷子死，巢傾卵覆。”這反復刪改涂抹的一句話，是顏真卿最悲憤與痛苦的表達。

二十五年后，年近八旬的顏真卿，被宰相派去叛亂的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營中宣布詔書。面對李希烈，他依然是那位忠烈之士，毫不退縮與動搖，終被殺害。

顏氏一門忠烈的故事、精神與氣節都留存于筆墨之間，就像黃庭堅所說：“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顏真卿的書法，正是顏真卿這種烈士型個性的彰顯，正所謂“字如其人”。

細觀《祭侄文稿》，可見全篇皆用一管禿筆寫就，墨色濃枯變化，但又氣韻連貫，筆調圓渾厚重，真情流露。臺北故宮博物院專家王耀庭寫道：“一見如瞻仰盛德君子于眼前，油然生起敬意。”天下第二行書的評價，應該也是基于這種書法水平與創作心境的自然流露。

如此珍貴的法書作品，最近一次亮相，還要追溯至十年前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晉唐書法展”，而此帖從1997年在美國展出后算起，這次即將到來的赴日之旅，是二十多年來這件國寶第一次離開中國臺灣。

展覽信息一經發布，在網絡上即引發了激烈討論。畢竟在兩岸關系最為和緩的年份里，雙方都希望能進行文物與展覽的雙向交流，但最終實現的卻都只是大陸單方面的文物輸送：2009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展37件文物，參與了臺北故宮博物院當年的“雍正大展”；2010年10月，浙江省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合辦“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浙博《富春山居圖》（剩山卷）赴臺展出，而浙博希望臺方能夠同意“愿意在適當的時候，促成本院所藏《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到大陸展出”，卻一直未能等到回復。

兩岸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均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積淀的見證與精華。當年文物的遷移，不管出于何種原因，最深層的意圖，還是一個中國的祈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是全人類共享的精神食糧，臺北故宮博物院也確實舉辦和參與了眾多海外大展，為中華優秀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然而，如今越發復雜的局勢，都令兩岸間文物的交流成為奢望。　

當年，護送文物南遷與赴臺的莊嚴先生，在內心深處曾有兩大遺憾，一是未能促成三希堂法帖，即《快雪時晴帖》《中秋帖》與《伯遠帖》的聚首；二是在有生之年，不能親自帶著這批遠渡重洋來到臺灣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回到他成長求學、立業成家、浸潤深耕歷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永恒故鄉。先生殊不知，他當年的遺憾，如今，仍是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