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樓臺圖（國畫） 吳轂祥 吳昌碩題

　　一長廊延伸至湖中，湖心處一樓閣，兩高士倚欄而坐，清談賞景。數株楊柳從岸邊斜出，垂下萬條絲絳。湖面霧靄沉沉，一望無際。這是畫家吳轂祥（1848-1903）筆下的一幅山水小品所呈現的景象。在畫幅右下側，吳轂祥自署“轂祥制”，鈐白文方印“吳轂祥”。在畫幅左上側，則有吳昌碩（1844-1927）題跋云：“楊柳綠沈黃歇浦，樓臺高并筑耶城。彼蒼位置閑如此，坐看寒潮六月生。小倉山下古隨園，景物依稀到眼前。殘月曉風呼即是，填詞不數柳屯田。翔父先生以《楊柳樓臺圖》索繪，蓋不知余盲于畫也，辭不獲，已轉乞吳秋農老友設色成此，題句補空，即乞是正，己丑長夏同客滬上，昌碩吳俊。”鈐白文方印“吳昌石宜壽”。據此可知，此圖實為“翔父先生”請吳昌碩繪，而吳昌碩自稱“盲于畫也”，故由其好友吳轂祥代勞。“己丑”為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時年吳昌碩四十六歲。吳昌碩早年以詩文、書法、篆刻馳名，拙于繪事。在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吳昌碩師從任伯年學畫，其時以梅竹為專長。現在所見吳昌碩這一時期的繪畫中，有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的《墨梅圖》和《墨荷圖》（均藏浙江省博物館）、十三年（1887年）的《綠梅圖》及十五年（1889年）的《瓶荷圖》（均藏中國美術館）等，唯獨不見山水。故此時，吳昌碩不是“盲于畫”，而是對《楊柳樓臺圖》這類的山水畫不能嫻熟駕馭，故有請人代筆之舉。此外，吳昌碩此詩并不見于其梓行的詩集中，因而乃其軼詩，可補文獻之不足。
　　吳昌碩跋語中所言“翔父先生”，為袁祖志（1827-1899），乃清代文學家袁枚（1716-1798）嫡孫。他字翔甫，一作翔父、祥甫，號倉山舊主、又齋，別署楊柳樓臺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曾官同知，于清光緒九年（1883年）隨唐廷樞（1832-1892）訪問歐洲，后寓居上海，歷任《新聞報》《申報》和《新報》主筆，著有《談瀛錄》《隨園瑣記》等。
　　清光緒七年（1881年），袁祖志在位于上海城北的四馬路筑楊柳樓臺，一時詩壇名流紛紛吟詩作賦，極壇坫之盛。袁祖志自己有《自題楊柳樓臺圖請同社諸君子暨大吟壇正之》詩記其事：
　　要把繁華俗轉移，大張旗鼓日吟詩。春歸楊柳千條盡，人在樓臺四顧宜。十里笙歌花簇簇，六街燈火漏遲遲。貧來百事從人借，借得園林景更奇。買鄰偏近可兒家，柳色深藏幕不遮。但有才人皆入座，斷無騷客不停車。拓開幾案爭評畫，倚遍欄桿為賞花。盡把風光共消遣，勝他俗吏唱排街。偶然平地學神仙，勝友良朋盡有緣。百首新詩題壁上，一樽清酒醉花前。才看棋局爭雙刦，又聽琴聲動七弦。也是浮生行樂處，何須十萬買山錢。綠陰濃覆盡沈沈，到此應無俗慮侵。蝸角客盈疑廣廈，馬蹄聲碎出疏林。吹人衣袂風常送，曠我襟懷月更臨。笑指三山森海上，穴濛蜃氣未須尋。
　　從詩中可知其興味之所在。而在樓臺建立當年，好友龍湫舊隱（葛其龍）亦有《辛巳暮春倉山舊主得小樓于城北綠柳深處，顏其額曰“楊柳樓臺”，集同人觴詠其中，因成四律以志其勝》，其一曰：“倉山舊主最風流，垂柳陰中作小樓。一片煙波翦淞水，二分明月借揚州。閑情聊復調鸚鵡，近局還堪約鷺鷗。此日冶春重結社，要將佳話播千秋。”此可從側面窺探當時楊柳樓臺的雅趣。據不完全統計，在袁祖志主筆的《申報》上，以“楊柳樓臺”為主題與其唱和的詩篇有數十首之多，足見其在晚清上海文壇的影響力。
　　不僅如此，袁祖志還邀請當時滬上的繪畫名家，以“楊柳樓臺圖”為主題，揮灑丹青，留下圖像記錄，上述吳轂祥作品即是一例。在此之外，為其繪制斯圖且作品可見者還有俞禮、陸琪、倪茹、潘耕數家。
　　俞禮所畫為三株柳樹迎風吹拂，柳堤右下側露出樓臺一角，一高士趺坐其中，數卷詩書陳列其側。作者題識曰：“楊柳樓臺圖，翔甫老伯大人囑畫并請大雅兩正，俞禮。”鈐白文方印“俞達夫”。俞禮（1862-1922），字達夫，號隨庵，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任伯年弟子，擅畫山水、人物和花鳥，在上海以鬻畫為生。陸琪所寫為一座樓臺矗立在山麓下，遠處山峰對峙，一人坐于閣樓中，眺望遠景。作者題識曰：“楊柳樓臺圖，倉山舊主屬，陸琪。”鈐朱文方印“琪”和“韻樵手筆”。陸琪，字云樵，一作韻樵，浙江蕭山人，擅畫山水、人物。倪茹所繪為一座閣樓屹立于湖邊，隱約可見一人之背影，近處為綠樹掩映，遠處則水天一色，一望無垠。作者題識曰：“楊柳樓臺圖，翔甫姑丈大人命繪，乙未冬日姪輩倪茹謹寫。”鈐朱文方印“儒粟”。倪茹，字儒粟，浙江杭州人，曾為諸生，自稱乃俞樾（1821-1907）弟子，擅詩文書畫。“乙未”為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倪茹言袁祖志為姑丈，則兩人有姻親關系。潘耕所繪為一條河流的兩岸，楊柳依依，一座茅亭坐落于河西一側，兩人對坐相談，亭邊水流潺潺。作者題識曰：“楊柳樓臺圖，戊子冬至日寫似倉山舊主，即請正之，稼梅潘耕。”鈐白文方印“潘耕私印”。據楊逸《海上墨林》記載，潘耕，字稼梅，浙江秀水人，擅畫山水，兼善人物，師法胡公壽。此處之“戊子”為光緒十四年（1888年）。
　　《楊柳樓臺圖》創作的時間集中在1888年至1895年間，可知是袁祖志在不同時段邀約畫家繪制。諸畫雖然都是圍繞袁祖志別業所繪，但就圖像來看，均各不相同，已然超越了樓臺本身。很顯然，畫家們刻意營造了一種詩意化的場景，創造了文人所期望的精神家園，其藝術的真實取代了生活的真實。諸畫將主人公袁祖志置身其中，這種狀態既是對明清以來行樂圖傳統的一脈相承，又是晚清時期文人畫的縮影。袁祖志作為藝術贊助人，客觀上成為諸畫這一主題性創作的推動者與策劃人，諸畫又成為詩人與畫家交游的實證，是其時海派文化的折射和反映。
　　因袁祖志有“太史文孫”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自己文采斐然，又為多家名報的主筆，故形成以楊柳樓臺為中心的上海文人交游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楊柳樓臺圖》即是在詩文唱和之外，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史實。
　　值得一提的是，五件《楊柳樓臺圖》被裝裱為一本冊頁，首頁有行書題箋曰：“楊柳樓臺圖，千尋竹齋主人藏。”不著題寫者姓名，亦無鈐印。“千尋竹齋”為朝鮮權臣閔泳翊（1860-1914）齋號。閔泳翊亦擅書畫，曾流寓上海，與吳昌碩、吳轂祥等人均有交游。吳轂祥曾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為其繪《千尋竹齋圖》。此圖連同《楊柳樓臺圖》，成為十九世紀晚期中朝兩國文人交往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