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山摩崖造像

佛教石窟是分布在絲綢之路上的藝術明珠，從南亞印度的阿旃（zhān）陀石窟，經中亞阿富汗的巴米揚石窟，到中國新疆的克孜爾石窟，可以管見佛教文化流傳的歷程。

石窟寺藝術在藏傳佛教中也頗為興盛。如被稱為“吐蕃第一窟”的拉薩藥王山查那路甫石窟，是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遺存。在四川、青海等地，也有一些重要的藏傳佛教造像。但在青藏高原之外，規模宏大的藏傳佛教摩崖造像群極為罕見。遼寧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可能是一個孤例。

海棠山，位于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大板鎮，為醫巫閭山之支脈，是蒙古高原到遼河平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地理位置極為重要。

早在元朝時期，蒙古族就已信奉藏傳佛教。17世紀初，蒙古貞部落從呼和浩特遷至阜新，藏傳佛教也隨之傳播。明崇禎三年（1630），即皇太極天聰四年，皇太極邀請乃濟托音呼圖克圖在蒙東傳法，并建瑞昌寺，此為阜新歷史上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此后，阜新地區陸續建有喇嘛廟369座，共有喇嘛5萬余人。其中，規模最大的寺廟便是普安寺。

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有很多裸露的巖石。藏傳佛教傳入海棠山后，依天然巖石之形狀，在巖石上雕刻佛教造像與題記。據載，在不到300年的歷史中，共刻有造像1400余尊。迄今仍保存有龕刻183龕，造像270余尊以及漢、滿、蒙、藏文鐫刻的題記50余處，集中分布于南區、中區和北區三個區域。

漫步海棠山，如進入佛國，眼前呈現出多種多樣的摩崖造像，有佛像、佛母像、菩薩像、度母像、護法像、人物像等，其中護法像數量最多，有22位。造像的形象千姿百態，有的慈眉善目、面露微笑，有的慧目圓睜、呈忿怒相，有的結手印，有的持法器，有的站立，有的禪坐。

從雕刻數量看，無量壽佛雕刻最多，有35尊，反映了世俗生活中人們長壽的愿望。從雕刻尺寸看，造像有大有小，其中最高的是佛祖殿的釋迦牟尼佛，有4.60米，最低的是犀甲護法眷屬，僅0.15米。從造像題材看，幾乎全是格魯派的崇拜對象，居于中心的宗喀巴大師像刻于全山最高處。從龕窟形制看，以平面豎長方形淺龕為主，龕楣多是拱形或方形，其中也有不少塔形龕。從雕刻手法來看，多是選擇天然石頭在巖面雕刻，且多為淺浮雕造像，也有一些高浮雕、線刻造像，還有的造像采取浮雕與線刻相結合的方式。

普安寺寺主一希仁波切認為，海棠山摩崖造像布局最奇特之處，是三大區域的所有造像均以海棠山峰頂的宗喀巴大師造像為中心，并依格魯派上師資糧田的布局次第雕刻而成。南區、中區和北區的造像依次排列，井然有序，圍繞著宗喀巴大師像，有廣大行派的彌勒菩薩，深見派的文殊菩薩，代表清凈傳承的普安寺第一世、第二世、第四世活佛，還有密宗四部即事部、行部、瑜珈部、無上瑜珈部的本尊護法與傳承諸師等。布局嚴整的造像群，將海棠山筑成一座密宗摩崖壇城。因此，海棠山也被認為是中國密宗名山。

在藝術風格上，海棠山摩崖造像繼承了北齊造像的風格，表現出北方少數民族淳樸健壯的形體美，同時借鑒了晚唐造像的風格，體態豐滿健壯，胸腹隆起，上著帔（pèi）帛，下著大裙，此外，還彰顯出蒙古族、藏族的藝術特色和審美情趣。

如中區第107龕的文殊菩薩，頭戴五佛冠，頂發髻，面形長圓飽滿，眉間有白毫。雙耳垂肩，戴大耳珰，耳邊寶繒向上翻卷。佩珠寶瓔珞，戴手鐲、臂釧、腳環。帔帛搭肩繞臂，于身體兩側翻卷，帛帶繞雙腿，于兩側又向上翻卷。腰飾佩帶，左手于胸前持經書，右手上舉，緊握智慧劍。結跏趺坐于蓮臺之上。雙層圓形頭光與背光。這一菩薩像在體現晚唐造像藝術風格的同時，又具有濃郁的蒙古族特色。

古代工匠們還運用礦物質和植物質兩種天然顏料對造像進行彩繪，使其具有耐腐蝕性，故部分造像雖歷經數百年風雨，仍能看到當年的斑斕色彩。如中區第2龕度母三尊像中的綠度母，至今面容仍呈綠色，笑容超然，飽含慈悲。

題材如此多樣、規模如此宏大、布局如此嚴整的海棠山摩崖造像究竟創作于哪個年代，是學術界非常關注的問題。當今學術界基本的看法是：摩崖造像藝術創作于清代，但具體始于哪一朝，卻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康熙二十二年建廟的同時，就已開始雕刻造像。另一種觀點認為，先有寺廟后有造像，如李翎認為“可能于乾隆年間約18世紀70-80年代已開始造像”。還有學者認為，道光年間開始雕刻造像，這主要是因為道光年間的石刻題記比較多。

一希仁波切依據中區第16龕“關公像”后的方形印章判斷，這尊塑像應該是在康熙帝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這一時期雕刻完成的。蘭州大學杜斗城教授認為，在藏傳佛教傳入此地之后，人們可能就開始雕造佛像了，只是當時沒有留下名字和年月。至于康熙以來修建的木構殿宇，應該是海棠山的佛教活動有了一定影響之后才開始建造的。

海棠山摩崖造像群見證了清代藏傳佛教在蒙東和遼西地區的傳承、發展和繁榮，是一座鮮活的蒙藏佛教歷史、文化與藝術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