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鴻先生書法

　　書超
　　徐悲鴻（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原名徐壽康，江蘇宜興屺亭鎮人。中國現代畫家、美術教育家。中國現代美術的奠基者，與張書旗、柳子谷三人被稱為畫壇的“金陵三杰”。
　　悲鴻先生對于書法藝術一向極為重視，卻不同于一般迂闊之論，他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地將書法比作“音樂”之美、“金石”之聲。例如他在自己收藏的一部稀有的六朝殘拓———《積玉橋字》題跋中開頭便說：天下有簡單之事，而為愚人制成復雜，愈久愈失去益遠者，中國書法其一端已。中國書法造端象形，與畫同源，故有美觀。演進而簡，其性不失。厥后變成抽象之體，遂有如音樂之美。點畫使轉，幾同金石鏗鏘。人同此心，會心千古。抒情悉達，不減晤談。故賢者樂此不疲，責學成課，自童而老不倦。嗜者耽玩，至廢寢食。
　　由此可見他不僅深諳書法藝術的衍化興衰、來龍去脈，而且比喻精辟，語重心長。他早年曾受業于康有為，康氏書法及所著《廣藝舟雙楫》久已蜚聲藝林，而其主要貢獻在于提倡漢魏六朝書法。徐悲鴻在良師的影響下非但酷愛北朝書法，更在理論上有進一步的闡發，就在這篇跋文中他繼續寫道：顧初民刊甲骨已多勁氣，北魏拙工勒石彌見天真。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詳加考慮，多方策劃。妙造自然，忘其形跡。反之，自小涂鴉，至于白首，吾見甚眾，而悉無所成也。古稱‘業精于勤’，焉有結果相反，若此刺謬哉？無他，一言以蔽之，未明其道故也。其道絕何？曰書之美在德、在情，惟形用以達德。形自，疏密、粗細、長短，而以使轉宣其情。如語言之有名詞、動詞而外，有副詞、接詞，于是語意乃備。
　　此處提出的“勁氣”“天真”，正是他所欣賞的“妙造自然，忘其形跡”的具體表現。記得先生平時最喜談論“天趣”“稚拙”，聯系此說可謂如出一轍。其評論對象，除了我們日常所見的各種甲骨、鐘鼎文字與六朝碑板以外，本文引用的題跋原拓———《積玉橋字》，便是他平生最為喜愛的一本罕見的六朝字體。
　　徐先生對于這類字體的藝術性推崇備至，他在這方面的愛好之篤與功力之深，可列舉三事加以說明。
　　一是在他的故居客室里懸掛一幅摩崖隸書《漢楊淮表紀》的整張拓片，氣勢磅礴，結構天成。二是他在病危臨終前，床頭桌上仍放著一本《散氏盤銘》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時最喜臨習。先生曾送我兩紙《虢季子白盤》習字，可見一斑。三是他在中年流居海外的困難條件下，仍然研習魏碑不肯間斷。1950年曾以他1939年在新加坡臨的《魏靈藏》《龍顏》等碑字見贈，并且勖勉有加，發人深省。通過以上事例不難看出，他對鐘鼎文字及漢魏六朝字體的酷好已達到坐臥與共、患難不失的程度。
　　悲鴻先生在講述漢魏六朝字體時，常以所謂“奇而正”的成語來評論其價值。這種所謂“奇而正”“正而奇”的說法，雖然在清人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內也曾見及，但終乏深刻論證。而他在這方面則加以具體補充和進一步發揮。并且每以各種梨的味道來比喻各種字體的令人陶醉的藝術風格。記得當時我還提問“可否用各種人的不同風度來比況各種字體的美丑善惡？”更以六朝人奇而正的“山林味”來應對先生指出的某些正而奇的“廟堂氣”。先生對于這些均曾莞爾默許，至今雖已事隔三十寒暑，而此情此景宛然猶似昨日。
　　既然他十分重視那種渾穆天成、縱橫自如的三代六朝書風，因此在題跋最后補寫道：“古人并無‘筆’，更無今日之所謂‘法’。”
　　基于以上論點，他在文中指名批評何紹基說：“今號稱善書之何子貞，學《張黑女碑》才習數字，至于汗流浹益背。其乖如此，誤人如此，安得不去道日遠乎？”
　　再對照跋文開頭認為“天下有簡單之事，而為愚人制成復雜”的一段話，豈不正是指的這類言過其實、小題大做的事例么？當然，體會先生之評論并非全面否定何紹基字體，而是不同意其在書法上故弄玄虛而已。他的主要意圖正如跋文最后一段所說：“余悲此道之衰，而歸罪于說之謬。爰集古今制作之極則，立為標準。亦附以淆人耳目之惡，裨學者習于鑒別善惡之明，而啟其致力之勇，其道不悖，庶乎勤力不廢，克能有成。”
　　顯然，他這篇題跋的中心思想，是要“悲此道之衰，而歸罪于說之謬。爰集古今制作之極則，立為標準”，同樣的思想也貫穿在他平時教導的言行中。
　　應該提出的是，徐先生在欣賞商周甲骨、鐘鼎文字與漢魏碑志、造像字體的同時，還重視學習唐宋墨跡、閣帖及明人草書。他曾贈我一幅漢《子游殘石》全拓和一部《宋拓王義之十七帖》影印本，并且在上面親自用隸書及草書題簽。連同前面所贈篆書、真書，足以看出他的功夫全面，可謂篆、隸、草、真無不精能，而且別有新意。他尤其喜歡倪元璐、王鐸、傅山等人的行、草書。常對我稱贊說“倪元璐字格調最高”，“王鐸草書是懷素后第一人”。我曾見其室內周圍掛滿王鐸墨跡十余幅，因此受先生的啟發到處搜求王鐸真跡。然而由于鑒賞水平所限，幾次誤購贗品，均為先生點破，逐漸有所心得。由此也可見他是冶碑帖于一爐，并非偏廢一端的名副其實的書畫大家。為此我希望喜愛和學習徐先生畫法的青年們，切不可忽視他在書法方面的真功夫，只有全面領會方能得其真髓。否則恐將流于黃庭堅所謂“世人只學蘭亭面，欲脫凡骨無金丹”的困惑境地，很難再提高一步的。
　　在如何學習書法的具體教研方面，先生也是獨出心裁、別開生面的。他曾教我將碑帖、法書分別照字的部首加以剖析，臨摹若干遍記住其特征，即離開原作進行默寫，然后再對照原作找出不似之處加改正，并要懸之壁間自己觀摩，謂之“醫字”。如此反復行之數周，自然可以大體掌握其結構和神態。此種行之有效比較科學的臨習方法，我曾親身有所體驗，果然事半功倍。但這僅是為了初學某種字體打下結構上的有利基礎，并不等于說中國書法輕而易舉，可以躐等求進，甚或因此而忽視其藝術內涵。如筆力的蒼勁，氣韻的流暢，乃至格調的高超等等。這一點正如前面跋文中所說：“倘其中無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共久且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