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人：胡介報
策展人：吳鴻
策展助理：肖鋒 馬建 申振夏 楊青 李曉婷
視覺設計：胡峪瑋
展覽主辦：宋莊當代藝術文獻館
展覽協辦：南京藝厘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開幕時間：2017年11月8日 下午三點
展覽日期：2017年11月8日—2018年1月8日
展出空間：宋莊當代藝術文獻館二、三層展廳

13歲，南化公司職工子弟第二中學美術興趣小組，教師趙家興，1978年，后面站立者為沈敬東

曉莊師范畢業照，1984年

沈敬東《世界》布面油畫，47.7×74cm，1984年

沈敬東《陶行知》布面油畫，47.7×74cm，1984年

南京藝術學院期間

《1937年》油畫，1992年

新兵鍛煉時（右1為沈敬東）

在前線話劇團期間

參加95時段系列展Ⅱ——“突圍”海報

參加新面孔展覽海報，1994年

新面孔展現場，1994年

《請觀眾與我作品合影》之三，1997年

《請觀眾與我作品合影》之一，1997年

1997年與自己作品合影

《百年百人百家姓》（局部），1999年

《刮刮刮》行為藝術現場，藝術家好友成勇記錄，2002

《抓壞人》行為圖片，南京海軍指揮學院展出，2002年

2003年開始做英雄系列雕塑，攝于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大院內

布朗和他第一批訪問藝術家，2004年

《小瓷人》油畫，布面，150×200cm，2004年

《最可愛的人》今日美術館個展現場，2008年

《軍人三口之家》油畫，布面，200×300cm，2008年

《開國群英圖》布面油畫，200×700cm，2009年

《三位偉人》，油畫，布面，200×300cm，2010年

《包扎之一》布面油畫，150x200cm，2012年

《英雄會》，版畫，絲網，60×80cm，2013年

《無題》，油畫，布面，200×300cm，2017年

《小王子二》，油畫，布面，100×100cm，2017年

《吶喊三》，油畫，布面，80×80cm，2017年

《國際玩笑No.3》，布面油畫，2017

“國際玩笑”第四回展覽現場，美國羅斯美術館，2017年

“國際玩笑”第四回展覽現場，與策展人吳鴻先生和學術主持甘一飛教授，2017年

《致羅斯科一一海》油畫，布面，200X200cm 2017年

《致羅斯科一一陸》油畫，布面200X200cm 2017年

《致羅斯科一一空》油畫，布面200X200cm 2017年

沈敬東＋廖尚勇 《接班人》，攝影，138×483cm，2017年

    玩笑，或詼諧、幽默，一直是沈敬東作品中最主要的特質，這種玩笑感的最主要的手法是身份錯位所引起的荒誕性、場景挪用、自嘲式的揶揄、平民化的政治反諷。從世界范圍來看，與沈敬東的作品手法相近似的藝術形象有捷克作家哈謝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歷險記》，以及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的《堂吉訶德》。沈敬東的作品與上述兩部文學作品所能引起的共鳴，一方面是用世俗化來解構和揶揄虛偽的經典性以及盲目的崇高感；另一方面則是在這種玩笑的背后，用笑中帶淚的方式來宣告信仰主義的終結。
    這種藝術手法的靈感來自于他自己一次真實的心理體驗。
    沈敬東的人生履歷在剛開始的階段，似乎與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同行們所經歷過的那些階段并無二致。少年時在當地的少年宮美術班學習素描和色彩，“文革”以后又幸運地進入了專業藝術院校接受系統的訓練。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的那一刻是從南京藝術學院畢業之后，被分配進了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文工團從事舞臺美術工作。軍隊中的文藝團體，或戰士中的所謂“文藝兵”，是很多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一種獨特的現象。當然，對于在那個時代的很多中國人來說，這理所當然地是一個非常好的理想職業選擇，既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又有體面的社會身份，同時還可以堂而皇之地從事著自己所喜歡的專業。這些文藝兵還有一個特權，就是可以不用像那些作戰單位那樣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即便是平時的著裝也可以是以便服為主。
    在他的絕大多數軍中同行們還滿足于這種御用文藝身份的時候，沈敬東對于自己的身份自覺或許來自于一次偶然的機緣。在他們的文工團某次排練一出話劇的時候，他的很多同事們為了好玩都把平時難得一穿的軍正裝穿在身上拍照留影。沈敬東也隨著拍了照片。但是在拿到沖印出來的照片之后，他發現了一個不認識的“自己”，一個被政治化和符號化了的自己。我想，在這之后，“到底是一個戰士還是一個藝術家”的問題在此后的數年中，如何平衡這二者的關系，可能一直是讓他無法找到一個解決方案的身份困惑。
    在他當時所身處的南京，自85新潮以來，一直都有著一個很好的實驗藝術傳統，偏好觀念性的藝術表達，與之后在藝術市場中大放光彩的那些符號化的作品相比較，南京的藝術界有著一種文學象征性的群體特征，這或許是與江南地區久遠的人文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我第一次見到沈敬東的作品是在2002年南京的一個群展上，他的參展作品是以錄像的方式呈現的一個行為藝術。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刮刮刮”，赤裸全身的沈敬東讓別人將自己身上所有的體毛都刮掉。根據我的記憶，沈敬東當時在展覽現場給我介紹的作品背景，似乎是與自己的一段情感經歷有關。在上述的南京的觀念藝術的范圍中，我當時也沒有太在意這件似乎太過于個人內心情感化表達的作品。但是現在看來，這件表層意義解釋為被男女之情所困的作品，其更為深層的心理動機，或許正是此前一直困擾著他的身份錯位和矛盾。而這個藝術行為，似乎是和那個長期困惑自己的身份焦慮做一個了結。因為在此后不久，他就移居北京開始了一個職業藝術家的生活了，雖然那時他還沒有從軍隊退役。當時我在TOM.COM美術同盟擔任主編，澳大利亞人布朗·華萊士（Brian Wallace）在北京主持的紅門畫廊計劃在全球征集住訪藝術家，消息在美術同盟發布之后，沈敬東成為了第一個被選中的藝術家，由此，他開始了在北京的藝術創作經歷。我認為，這是在沈敬東的人生經歷中，改變了他人生軌跡的一次最重要的選擇。
    在他還沒有來北京的那幾年中，我認為他還沒有及時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創作方向，因為在那幾年的作品中，他還延續著偏重純觀念性的“南京傳統”。事情發生變化的機緣是他在2003年做的一件陶瓷作品，那是一個穿著老式軍裝的軍人半身像，圓圓的臉龐，憨厚而無辜的眼神中又透著一絲狡黠，這里面有著明顯的他的個人形象和性格印記。毋庸置疑的是，在他此后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作品創作中，這件體量很小的作品無疑是一個貫徹始終的意義母題。但是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這件作品在語言表達上還稍顯單薄，它是單向度的，而缺乏更為豐富的語言轉換和意義并置。
    轉機是來自于他以這個陶瓷作品為對象，將之經過形式轉換，經由油畫語言轉移到畫面上的時候。這并不是一個如現在很多藝術家所做的那樣，用不同的媒介將自己作品的語言符號不斷的復制；而正相反，由陶瓷的造型方式和質感再經過油畫語言進行轉化，其結果對于沈敬東而言，是其作品的能指更為鮮明，所指更為豐富而深刻的一個再創造過程。
    首先，陶瓷原作的三維立體方式使形象主體成為實在的、觸手可及的，而其環境背景則是虛構的。但是，在平面繪畫中，其造型語言則是虛擬的，這就為形象塑造留下了極大的再創造空間。同時，在畫面中，背景又可以成為具體而現實的，雖然在沈敬東的作品中，大多數的形象背景是單色的扁平空間，但是，色彩也是有具體而鮮明的心理指向意義的。這樣，經過平面繪畫的造型轉換之后，其作品形象的能指和所指關系就變得更為豐富和多層次。其次，在繪畫語言中，他又進一步強化了光線在陶瓷材料表面所形成的那種浮光掠影的視覺效果，這樣，他的創作語言體系中那種世俗化和喜劇詼諧性的特征就得到了加強，并由此而成為了他的個人作品符號。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以陶瓷原型為對象的繪畫方式，它所表現的不再是具體的人，而是一件件“制成品”式的玩偶，它們必然也具有著范式化、類型化、復數化的特征，這些在藝術理論體系中并不是正面的術語，在沈敬東的創作中，反而成為了可以深化他的作品內涵的手段。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沈敬東成熟化的創作階段中，其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復調式的文本結構，以及那種錯位式的形象和意義并置手法，其心理來源正是那次曾經困擾過他多年的身份錯位和焦慮。在經過長期的社會經驗積累和藝術語言嘗試之后，那場身份災難終于成了他豐富的創作源泉和作品的個性化特征。
    綜上所述，當我們再來看他的《英雄》系列和《包扎》系列的時候，可以發現，輕喜劇式的玩笑方式，一直是貫穿在他作品中最為顯現的一條主線，甚至是，他在作品中都并沒有刻意表現出明確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他的畫面中那些無辜而憨厚的近乎木訥的人物形象，在認真、努力地扮演著一場關乎著“崇高”的游戲的時候，幽默、狡黠的一面便顯現了出來。這便是喜劇的力量，它的形象、場景并置的荒誕性，自嘲式的無聊感，世俗化的、小人物式的揶揄和反諷，在輕松的玩笑中，便使那種在國家意志的主導下所呈現出來的集體無意識式的經典化和崇高感瞬間坍塌。就像那個在哈謝克筆下塑造出來的好兵帥克，他越是要努力認真地扮演一個“好兵”的角色的時候，由于其“好”的價值標準的整體荒誕性，所以，這種表面上的無辜的“一本正經”所帶來的戲劇性的反諷效果便越強烈。同時，沈敬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頗似堂吉訶德那樣，在一個錯誤的時代背景中卻還要偏執地踐行“正確”的理想價值判斷，雖然他的整體行為方式是荒誕不經的，但是，這種用笑中帶淚的方式來宣告信仰主義時代終結的方式，其心理基礎恰恰來源于在中國社會文化整體向商業消費化轉型的過程中，沉郁在國人內心的中那些各各不同的失落感。
    很奇怪的一點是，沈敬東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是帶有個人形象特征的自嘲，狡黠地將自己歸為平凡、庸常的大眾中的一員，所以，但凡在他的作品能指和所指范圍內，稍有所指涉的人，并沒有感覺受到明顯的侵犯，相反，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在用一種集體狂歡的方式參與到了他作品的解讀中。這是一種更為深層次的反諷。
    在沈敬東的作品中，玩笑和幽默的方式一直是他最為鮮明的一個藝術個性化特征。這種藝術語言方式的形成，與他早年曾經歷過的一段社會身份錯位所帶來的困惑有關。在他藝術成熟階段的創作中，以這段早年經驗為基礎，并延展到對于中國自“紅色”時期以來，幾代中國人所經歷過的集體無意識的思考。其作品表面上充滿了荒誕不經的自嘲和反諷，但是，在這種喜劇化的荒誕和虛構的背后，是中國人最為真實的一段情感經歷。
——節選自《國際玩笑：一個“士兵”眼中的國際地緣政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