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鐸自作詩《問點平彭子作》，西泠印社藏

王鐸臨張芝《冠軍帖》，廣東省博物館藏

王鐸《西山紫翠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鐸在其落拓不羈的一生中，始終以書法為寄托，筆耕不輟，故而留下了大量的書法作品。輾轉流年，時光沉淀，歷史終公允地肯定了他的書法成就。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無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書數行也”。近年來，王鐸的作品被持續關注，王鐸書法熱持續升溫。王鐸已然成為書家學習、研究和收藏家追捧的熱點人物。9月2日至10月15日，由浙江美術館主辦的“健筆蟠龍——王鐸作品展”于浙江美術館開展，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學院、廣東省博物館、西泠印社、天一閣博物館、溫州博物館、紹興博物館的50件王鐸精品匯聚杭州，全面地展現這位書法大家的藝術面貌。
　　王鐸1592年生于河南的一個普通中小地主家庭。在王鐸年少時，父親被小人構陷奪產業，自此家道中落，貧時家中僅十余畝田，有時不能“一日兩粥”。這種生活狀況使作為長子的王鐸自幼便樹立起刻苦學習，以圖通過科舉改變自己和家族命運的觀念。18歲那年，他遠離家鄉來到山西蒲州（今永濟縣）河東書院就學，并開始習畫，善畫梅蘭竹石，尤善山水。直至31歲方才考中進士，從此踏上仕途之路。
　　交游廣泛的朋友圈
　　王鐸生平交游十分廣泛，書畫交游更是遍天下，包括董其昌、黃道周、倪元璐、錢謙益、周亮工、孫承澤、郭宗昌等等書畫界、收藏界活躍人物，都是他的好友。特別是其與同年登進士、同樣以書法著稱的倪元璐、黃道周，被時人稱為“三株樹”“三狂人”。
　　在書畫圏的這種廣泛交游不僅擴大了王鐸的視野，使其書藝不斷提升，同時也擴大了他的書法在大江南北的影響力。正如倪后瞻在《倪氏雜著筆法》中所說：“其字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東、山西、秦、豫五省，凡學者以為宗主。”這是王鐸同時代書論家的客觀記錄。
　　難以逃脫的“貳臣”境遇
　　崇禎后期，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矛盾更加激化，民眾暴動，清軍入關，最后導致皇帝身死，北京失陷。南明弘光政權初立，曾受惠于王鐸的福王朱由崧登上皇帝寶座，并任用王鐸入閣輔政，這使王鐸以為有振興之機。但弘光皇帝絲毫無意于修治政事。
　　1645年，清兵攻破南京，大學士王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開城門降清。盡管降清后他的官位依舊顯赫，逝后贈太保，謚文安，但由明朝舊臣變為清廷新貴，仍然不可改變其變節的事實，這在“人品即書品”的年代，自然遭受排斥。
　　王鐸自54歲的南京降清，到其61歲離世，人生中的最后7年是其最為空虛、苦悶的時期，也是其書法創作的頂峰時期。他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受到諸多猜忌和防范，無法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書畫詩文就成為他排遣內心壓抑的最好途徑，特別是風行雨馳的狂草書法最得渲懷，激發了其強烈的藝術創造性。這種傾注和釋放，使王鐸的書法藝術開創出魏晉以來全新的視覺面貌。一掃明末書壇因循守舊之氣，開創了明末清初大寫意書風新格局。
　　“神筆王鐸”的“神來之筆”
　　相傳，王鐸的“神筆”之稱，源自其入閣拜相后的一次創作。他奉命作書“天下太平”的匾額，當眾人將此巨額掛于堂上，愕然發現“太”字竟少了一點，正待發問時，見王鐸不慌不忙地將毛筆飽蘸濃墨，順勢一擲，正好點在“大”字中，瀟灑遒勁地將遺漏的一點補上，博得一片喝彩。自此，“神筆王鐸”之名流傳開來。故事當然有夸張的成分，但也可以一窺王鐸作書時的風采。
　　此次展覽通過三個板塊多角度全面展示了這位書家的風采：一是王鐸的臨帖，有軸、卷、扇面形制；二是王鐸的創作，內容上涵蓋了自作詩、他人詩、手札；三是其繪畫，山水、花卉等題材皆備。觀眾在觀展之前不妨讀一讀他的生平往事，了解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或許有助于在觀展時能看到一個更為豐滿的王鐸。
　　展覽的第一個板塊是王鐸的臨帖作品。在書法史上，王鐸是以臨帖勤奮著稱的書家，同時期的倪后瞻評論王鐸寫字的節奏，是“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即一天臨摹，一天創作應酬，這樣的節奏延續終生。時至今日，王鐸留下了近300件臨作。如果對這些作品進行統計，可以發現他的取法范圍包含了接近100位書法家（包括無名氏）的作品，今天所知的宋代以至明末清初的刻帖，王鐸都曾學習過，這樣的廣度是前所未有的。
　　浙江大學教授薛龍春在講座中說道：“從某種程度來說，他的臨摹帶有一種炫耀性。”的確，王鐸的許多臨帖作品，可以說太不“像”臨摹了。王鐸經常毫不理會“察之者貴精，擬之者貴似”的古訓。他的臨作較之原帖，在用筆、結構、章法乃至文字內容等方面都會有顛覆性的改變。比如展覽中臨摹《冠軍帖》的立軸，原本不足一尺的小信札被硬生生寫成了2米來長的立軸，原本輕快、飄逸的小行草被王鐸練成了鋼筋鐵骨的大字。如果你足夠仔細，就會發現寫到第三行時，王鐸似乎已經連文字內容都不在乎了，直接寫串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