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墻黛瓦，小橋流水的古鎮是江南地區的標志。遁離喧鬧的都市，流連于青石板鋪就的街道，或徜徉于曲折的溪流，都能發思古之幽情。然而，在江南古鎮進行旅游開發二十余年的今天，不知是否有人同筆者一樣，覺得古鎮的千篇一律讓人審美疲勞？事實上，每個古鎮背后都蘊藏著豐富且多樣的故事。本文以湖州下屬的南潯鎮為例，講講南潯商人的故事。

今日南潯的通津橋

　　南潯的興旺得益于輯里絲的暢銷。這種原產自南潯鎮南面輯里村的生絲大約在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十六至十八世紀）已經行銷全國。自上海在十九世紀中開埠以來，當地所產生絲以其“白、勻、細、圓、韌”的特點贏得海外市場。英國駐上海領事Rutherford Alcock在1847-1848年的海關報告提到湖州府是中國產絲最多的地區，而其中南潯鎮又超過雙林鎮和菱湖鎮居于首位。
　　南潯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巨額財富，以至有民諺云“湖州一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作為商貿繁盛的重鎮，十九世紀中葉的南潯每到新絲上市的農歷四五月，水道里的船只往來如織，街面上的人流熙熙攘攘。英國博物學家羅伯特·福瓊在1855年探訪南潯時感嘆道：“早上五點，街道上已經擠滿了人……讓我感到最驚訝的是這里聚集著大批待售的生絲。天剛亮，鄉下人陸續帶著他們的小包生絲來到鎮上，準備售予商販。主要的街道上看上去密布著收購生絲的鋪子。每家的柜臺后面站著或六個或八個人（有時更多），這些衣著干凈，相貌堂堂的伙計負責檢驗生絲的質量并決定價格。有趣的是，這些伙計安靜地專注于手頭的工作，與鋪面前吵嚷的人群形成鮮明的對比。每個人都爭相夸耀自己所繅的生絲，以圖抬高收購價。”

19世紀英國人托烏斯·阿羅姆所繪南潯絲市盛況

　　伴隨著生絲出口的興旺，南潯興起了一個后來被統稱為“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富商群體，這是今日南潯旅游業的招牌之一。這一群體性稱呼最早出現在光緒舉人徐珂所著《可言》（載《天蘇閣叢刊》，1914年）：“湖州之南潯多富室……鎮多絲商，同光間之繁富甲于浙中，數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黃狗之喻。其最富者逾千萬，《史記·貨殖傳》云：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可以喻為南潯之富矣。”該書雖出版于民國初年，然所述實為清末同治光緒時事。
　　1935年，中國經濟研究所（隸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調查報告《吳興農村經濟》顯示，這一說法已經有了轉變。據載：“計南潯一鎮，以絲商起家者，何止數百十戶，舉其著者，竟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之稱焉。”由此而后，這一說法漸趨穩定。1980年以后出版的幾種材料中，周子美《南潯絲業小史》認為“民國初年有‘四象，八牛，三十六金狗’之謠”。林黎元《南潯史略》中名之為“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墩狗”。出版于1995年的新版《南潯鎮志》也采用了“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墩狗”的說法。
　　短短20年間，對于相同的富商群體的稱呼，為何不見了“五虎、六羊”，而以“四象”代之？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有兩點需要說明。首先，雖然以上材料大多并非來自正史，然而正如《吳興農村經濟》的編者所言，“民謠稗史，足為正史之補，吾儕考察社會史實，正宜利用此種材料，豈可舍棄之？”相比于記載帝王將相事跡和典章制度的正史，這些接地氣的地方文獻反映的是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的生活。其次，不少學者在解讀這些民謠時，常常執著于考察這些富商的座次及其所擁有財富的多寡。因此我們會讀到諸如以下這段話，“一般認為家產在白銀100萬兩以上者可稱‘象’，50萬兩以上者可稱‘牛’，10萬兩以上者稱‘狗’。四象的為首者劉家，家產超過2000萬兩，排行第二的張家的家產也近1000萬兩……粗略估算一下，整個潯商的總資產超過6000萬兩，與清末政府全年的總收入7000萬兩相仿。”然而，在1904年我國第一部商業法《大清商律》頒布以前，這些上層商人財富的數額，卻絕非外人可以得知。對他們的財富進行估算，雖然可以使其商業規模變得更為具體，卻難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筆者認為，這些民間史料的價值在于體現了南潯社會對于其地方上層人物的認知，而這種認知中最核心的部分不是頂層精英的數量從五家減少為四家，也不是究竟這五家或四家所指是誰，而是其代稱從“虎”到“象”的轉變。這一由“虎”到“象”的內涵值得深究。
　　事實上，無論是虎還是象，都不可能在十九世紀的江南鄉鎮見到。當時江南普通人頭腦中關于野獸的形象來自于想象，想象的來源大多是戲曲或者佛典故事，虎和象這兩種動物在民間的形象迥然相異。在戲曲和佛典故事中，虎的形象大多不佳，我們慣常聽到的“武松打虎”或者“舍身飼虎”之類的故事，虎都是作為“惡”的一方出現。反觀象的意涵，則是作為普賢菩薩的坐騎而出現。普賢菩薩所乘的六牙白象象征著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慧智等六波羅蜜。可以認為，在佛教盛行的江南地區，象的形象是正面的。
　　如果以上的闡釋成立，即上層商人群體的指代從兇狠且令人畏懼轉變為充滿力量與智慧的形象，那么這種轉變的機理是什么？
　　亂世
　　事實上，南潯鎮一直以來都有兩面招牌，一面是作為貢品的輯里生絲，另一面則是科舉的功名鼎盛。晚明時期，南潯附近就已經出現了后來被稱作“九里三閣老，十里兩尚書”的官宦世家，這一文脈經明清鼎革延續了下來。一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縱使生絲貿易依舊蓬勃，鎮上最有地位的仍是一群具有生員頭銜的讀書人，其中最為人稱道者當屬被合稱為“南潯三先生”的楊鳳苞、施國祁和邢典，三人都被選入由當時的儒學領袖阮元建立的詁經精舍。
　　道光八年（1828年），施國祁和邢典均已謝世，十位下一代的南潯生員在當地的妙境庵內建立了鄉先輩祠，用以祭祀前人賢者。兩年后，祭祀對象擴展到了自元代以來的35位先賢。這一活動彰顯了南潯的詩書傳統，也鞏固了讀書人在鎮上的地位。不幸的是，這一看似愈加牢固的權力格局卻在1860年前后的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遭到顛覆。
　　從1851年持續到1864年的太平天國戰爭，給整個長江以南的地區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和深遠的影響。據估計，戰爭造成了2000萬到3000萬平民和士兵的死亡。持續的社會不安更推進了地方軍事化的進程，二十世紀初年的軍閥混戰很可能濫觴于此。然而，當我們把視野拉近到南潯的地方社會，卻可以發現人口傷亡和軍事化都不是戰亂帶來的最主要后果。雖然南潯鎮在1861年底被占領，但由于南潯是生絲出口重鎮，而太平天國的政權既需要出口帶來的稅收，又不希望與洋人撕破臉皮，因此南潯附近的村莊并沒有遭到屠戮，生絲貿易額更是只增不減。同時，地方軍事化在缺少尚武傳統的江南地區并未發生。南潯鎮在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攻破清軍的江南大營并揮師東向時，只是由富戶雇傭了當地的槍船（賭場、妓院、煙館的混合體）進行過徒具形式的抵抗。對于大多數鎮上的居民而言，相比于真刀真槍的玩命，尋找其他的求生途徑更為實際。有能力者遠遁上海，一般家庭避難于鄰近村落。
　　當時對南潯的真正影響是破壞了當地的文脈，并且使得鎮上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讀書人作為正統的維護者和地方的領袖，既在意識形態上與太平軍宣傳的信仰南轅北轍，又是太平軍建立新政權所必須打倒的對象。根據清人溫鼎在《庚申粵匪據潯紀略》中回憶，“南潯自十年夏被賊擾，計一年有半，被賊距二年有半，蓋湖郡失守較各郡獨后，而克復亦較各郡為遲，潯地為郡城東蔽，適當其沖，故受禍最烈。房屋所遺不及十分之三。此后之生聚教訓，人民之被擄被掠尚少，而避鄉者之病死憂死者不可勝數，世家大族轉瞬幾成絕戶，期間衣冠士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計已絕，其貧苦為更甚。”
　　相比于“世家大族”和“衣冠士族”的絕境，躲避在鄉間和滯留在鎮上的普通民眾也是朝不保夕。可以想見的是，在太平軍占領期間，民眾必須依靠糧食補給，而糧食只能從周邊村落征集，這無疑會造成糧食緊缺，也就給從上海向南潯販賣糧食提供了契機。溫鼎還記述，“斯時石米貴至十二千以外，客米絕跡，農民上年糧租全免，尚不困乏，惟經紀小民、避居鄉間者最苦。幸絲商至滬，歸則販米至潯，借以接濟。”大多數的普通人雖然得以活命，但數年的動蕩和戰亂卻使其淪為赤貧。
　　相較之下，往來于南潯與上海的絲商與太平軍結成了利益聯盟，進入了財富積累的快車道。太平軍在南潯最重要的政權機構是均安局，負責維持治安，當時絲船前往上海貿易，均安局會令槍船護送至盛澤鎮外，直到確保絲船經過稅卡才返回，這樣稅收可以得到保障，絲船也能夠安然出境。因此，雖然絲商從上海運來了救命的米糧，但很難說普通的鎮民會對其懷有感激之情。這些商人更可能被認為是占領者的幫兇，他們中的佼佼者被冠以“五虎”這一帶有掠奪性意味的稱呼也就不足為奇了。

今日南潯的水道

　　轉變
　　后來被稱作“五虎”或“四象”的商人群體大多起于寒微，至多也只出自中產之家。劉鏞十四歲便因家貧而“舍儒習賈”，早年學業于棉綢布莊，每日只得點心錢十文。十七歲時經其叔祖推薦至某絲行學業，每年得洋銀十圓，歲末更有酬洋六圓，生活境況才稍有好轉。劉鏞在二十六歲真正迎來人生的轉機，是年（1851年），其與邢賡星、張聿屏各輸資本二百圓合開絲行。至此，劉鏞終于有機會一展拳腳，為發家積累資本。同樣，日后進入南潯地方社會上層的各家，原本也非世家大族。張頌賢的父親最初在南潯鎮上開設糕團店，繼而又開辦小醬鹽店。龐云鏳的父親則長期在湖南等地任官府的師爺或幕僚。顧家的創始人顧福昌初以開設小布店為生。
　　太平天國戰亂使得以劉、張、龐、周四家為代表的中小商人群體成為新貴。然而，其形象從掠奪者向施善者的轉變卻始于太平天國后的重建時期。戰后的南潯百廢待興，重建最需要的是財物，因此承擔起重建工作的是已經完成財富積累的新貴們，而非讀書人或破落的舊家大族。朝廷在1853年由于軍費的增加而向商人開征厘金，具體而言，生絲貿易額越大的富戶繳納的厘金越多，而重建的經費就提取自絲商繳納的厘金，所以越是富戶，相當于提供了越多的重建經費，在戰后南潯的領導權中占據的份額也就越大。另外，向商人開征厘金這一舉動也表明了朝廷對于商人的倚重，提高了商人群體的社會地位。
　　南潯當地的城隍廟在戰亂剛結束的1864年便得到重建，另一作為權力運作中心的廣惠宮也在1868年部分恢復舊貌，同樣在當地具有象征意義的兩處蠶神祠分別在1867和1868年重建。慈善方面，當地于1864年便組織力量掩埋戰時無處安放的尸體和棺槨，稍后復建于1867年的師善堂則制度化了這一善舉，防止了瘟疫的爆發；1868年建立的育嬰堂負責收容南潯的孤兒和當地家庭無力撫養的幼兒。廟宇的重建和善舉的開展對于安定人心、恢復社會秩序具有難以估量的作用。
　　出資進行重建雖然可以博得善士的名聲，卻不足以完成身份上的轉變。真正讓幾大商人家族從“五虎”變成“四象”的是他們與正統意識形態所建立的聯系。1873年，幾大新貴家族的代表（劉鏞、張頌賢、龐云鏳以及顧福昌之子顧壽松皆名列其中）集資在育嬰堂內建立九友堂作為集會場所。正如汪曰楨的《九友堂記》所言：“抑昔潯之人嘗祀鄉先輩于妙境庵，遭亂以來，此典闕而未舉。斯堂也成，曷即于斯薦蘋藻乎？僉曰可。則請將來以所筑歸之公，明我九人無私，可乎？僉曰可。”借助九友堂的建立，新興商人群體已經取代了戰前的讀書人群體，成為南潯鎮上文脈的繼承人。
　　相比于以個體形式進行的集會，建立宗族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一般而言，建立宗族的過程包括修族譜、立族規、建祠堂、捐義莊等步驟。其中祠堂是最能夠彰顯家族尊榮的部分，所以各新貴家庭在光緒和宣統年間紛紛出資興建祠堂。祠堂之外，南潯的劉家、張家、龐家和周家更捐立了義莊，用以贍養族內的孤寡并資助族內的子弟進學。周家的義莊只有五百余畝，劉、張、龐三家的義莊都超過千畝，并分別得到了題為“承先睦族”、“樂善好施”、“將信修睦”的御賜匾額。劉家更在其家廟前樹立了兩座牌坊，一為“樂善好施”坊，一為“欽旌節孝”坊，這兩座高聳的牌坊連同宏偉的家廟堪稱當時的摩天樓建筑群。

“樂善好施”坊

“欽旌節孝”坊

劉氏家廟牌坊

　　對于商人家族而言，這些極具標識性的禮儀建筑彰顯了其與正統的紐帶，也鞏固了其在當地的權力根基。相較于在亂世中與太平軍政權在商業上的“共謀”，現在向中興的清朝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投靠”顯然是長治久安之策。到了這一步，我們在文獻中便再也見不到“五虎”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四象”。而無論如何排列“四象”，劉、張、龐三家無不名列其中。
　　余論
　　“五虎”到“四象”的背后是南潯商人群體從“商”到“紳商”的轉變，也是太平天國之后的南潯重整地方秩序所帶來的結果。然而，地方秩序的重建直到清王朝覆滅也沒有完成。作為往來的要道和財富的集聚區，南潯在戰后駐扎了數十倍于原先的軍隊。雖說這些兵士的職責是緝捕盜匪和私鹽，但在當局積貧積弱的大背景下，軍隊的秩序和戰斗力很難維持。同時，開放煙禁造成鴉片擴散，執法力量薄弱使得湖匪橫行，鹽梟得勢。這些都說明清末的中興其實是外強中干的茍延殘喘。
　　無怪乎南潯當地的“四象八牛”們要在1887年設立洗心遷善局，用以懲戒當地紳富家庭中沉湎于鴉片和賭博的子弟，并拘捕盜賊和斗毆者。這群地方領導者更是在1895年組建團防局，出資雇傭兵勇以保一方之安寧。太平天國到來前的1860年前后，當地富戶們也只不過是雇傭槍船，而并非組建團防，可以看出清末的社會中彌漫著多么強烈的不安和騷動。在這樣的背景下，祠堂在當地的出現絕非單純為了炫耀，更具有震懾人心的作用。其雄渾的外觀更給人以一種安定感，這或許是“四象”這個詞所傳達的另一層內涵，也是南潯在辛亥革命到來時能夠和平完成權力過渡的原因所在。至于這種正統的威懾力能夠持續多少時間，則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