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此前曾撰寫《石溪》一書，對石溪作品做過梳理和校訂。而本文所提及的三件石溪作品——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山中閑游圖》、大英博物館藏石溪《山水冊》，嶺南微珍園藏《崒屼凌霄圖》為作者近年所見石溪作品，都是石溪盛年時所作，代表其典型風格，是其藝術由師法宋元諸家而漸趨獨立，漸入佳境之時。
　　有意義的是，三件作品均未出現在以往的美術史研究中，在胡藝的《髡殘年譜》中也失載，這對于我們深入認識、全面洞悉石溪的繪畫風格與藝術嬗變，無疑可作查漏補缺之資，也是錦上添花的美事。

清·石溪《山中閑游圖》（局部）

　　石溪法號髡殘（1612—1673），俗姓劉，號電住道人、天壤殘者等，湖南常德人，長期流寓江蘇南京。其畫以山水見長，偶亦擅人物、花卉。在清初“四僧”（原濟、朱耷、弘仁、石溪）中，石溪是唯一因宗教信仰而落發為僧者。筆者在撰寫《石溪》一書[①]時，曾對其作品做過全面梳理和校訂，算是對其傳世的作品有所了解。近日獲悉中國國家博物館近年新入藏一件《山中閑游圖》。同時，筆者在參與編撰《海外藏中國文物精粹·大英博物館卷》時，亦獲悉該館也藏一件石溪《山水冊》。而不久前在嶺南微珍園，亦獲觀一件《崒屼凌霄圖》。此三件石溪山水均系寫《石溪》時未曾寓目，且都為盛年力作，現不妨記錄其觀感，以志鴻爪。

清·石溪《山中閑游圖》，紙本設色，55.5x35.5厘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清·石溪《山中閑游圖》（局部）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年的四月，石溪尚作有一件同題材的《崒嶂凌霄圖》（上海博物館藏），其題詩與此圖一致，亦為紙本設色，縱91.2厘米、橫44.6厘米，其構圖與此圖略有不同，是描寫崇山峻嶺中的深山幽寂圖，一高士獨坐山溪邊古亭中，亭后是巍峨山峰、遼闊山勢和人跡罕至之深林，嶙峋的山峰中云霧繚繞。其構圖、意境與此圖有異曲同工之處，可見石溪在成熟期的山水畫創作中，不乏模式化傾向。在臺北黃君璧（1898—1991）的白云堂，亦藏有一件《崒嶂凌霄圖》，題詩之前半部分與此圖一致，只是后半部分的“始識蒲團意，何求海外山。靈臺應不遠，端原在人間”句為“始識此中意，何求海外山。一杖多趣思，端必出人間”。白云堂所藏此畫作于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作者四十九歲時，屬較早年作品，當時的閱歷與對世界的感悟自然不如三年以后所作此畫時，所以他將“此中意”改為“蒲團意”，足見其“意”乃從參禪中悟出，這也正映證了他所說的“從蒲團中得來”的畫學思想。在白云堂所藏的這件《崒嶂凌霄圖》里，石溪還題道：“……地回列群山，蒼崖半倚天。猿啼青障外，鶴唳白云邊。太古留遺跡，星壇隱舊仙。瀑泉長曳練，谷澗暖生煙。古洞排虛險，高巖列碧蘚。靈峰遙可望，異境畫中緣。曉霧開遠翳，山嵐斷復連。樵歌時響亮，谷鳥鎮翩翩。寺隱孤峰側，松欹二嶺巔。墜屐深有意，一笑是何年。庚子仲冬作于天闕山房之南窗下，石溪殘道人”，則是將前面未能表述殆盡的意旨作了深入補充。所以，有理由相信，上海博物館藏本和嶺南微珍園藏本都是在此基礎上的演進與變革。其實，石溪這種“同題異畫”的現象在其傳世作品中并不鮮見，如廣東省博物館所藏作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黃峰千仞圖軸》，為紙本設色，281厘米、橫128厘米，作者題詩曰：“黃峰千仞十日宿，煙霧如幄障茅屋。侷促轅下胡為乎，辜負蓮峰三十六。忽然逸去心胸開，仰首踞峰發狂叫。何物澤滓點太空，倏忽云君玩眾妙。攜將碧落千里翠，散作青冥五色文。君不見百尺側瀉如匹練，晴云寒玉起紛紛”，而在香港藝術館也收藏了同題畫作，題詩、時間均一致，亦為紙本設色，但尺寸為縱141厘米、橫39厘米，僅相當于前者的一半，其構圖及筆法則大相徑庭；再如上海博物館所藏作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蒼山結茅圖軸》，紙本設色，縱89.8厘米、橫33.8厘米，作者題詩云：“卓犖伊人興無數，結茅當在蒼山路。山色依然襟帶間，山客已入云囊住。天臺仙鼎白云封，仙骨如君定可從。玄猨夜嘯清溪曲，白鶴時依檻外松”，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了一件同題畫，名為《垂竿圖軸》，亦為紙本設色，縱290厘米、橫131.5厘米，題詩之前半部分幾乎與《蒼山結茅圖》一致，只是個別字句略有不同，后面則增加兩句，全詩為：“卓犖伊人興無數，垂竿漫入深松路。溪色猶然襟帶間，山客已入云囊住。此中仙鼎白云封，仙骨棱棱定可從。玄猨夜嘯清溪曲，赤豹晨棲澗底松。蓮花翠岱晚霞紫，索筆傳神今爾爾。知是前身一畫師，萬古山靈應待我”，兩畫在構圖上也并無相似之處。在明清畫壇，這類“同題異畫”的現象在很多畫家中均可見到，此不贅述。
　　在“四僧”中，石溪是唯一專攻山水者，其山水源自于古人與寫生，但也多寫心中山水，故其筆下，常見《崒屼凌霄圖》這種枯寂的山水展現的草木華滋，是其胸臆的表達。正如清人秦祖永（1825—1884）所言，其“筆墨蒼莽高古，境界夭矯奇辟，處處有引人入勝之妙”，“蓋胸中一段孤高奇逸之氣畢露毫端，誠元人勝概也”。秦祖永認為石溪之所以能有如此高古脫俗的畫風，乃從“蒲團上得來”，以筆墨作佛事，是其內外兼修的結果，這是很有道理的。正因如此，石溪“不輕為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③]，因而在“四僧”中，其作品也是傳世最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溪的山水中，常常綴之以一二人物作為襯景，為其山水畫注入生機。此圖中，一高士頭戴斗笠，坐于漁舟上，悠然自得地垂釣，船篷及船舷以淺赭色繪就，與山石的格調一致，船篷以互為交叉的“#”字形線條描寫，形斷而神足。輕舟隨水勢而搖曳，高士則巋然不動，氣定神閑，似要表現一種超然世外、遠離塵囂的出世之景。這樣的人物在石溪的《雨洗山根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有驚人相似的一幕，可知在其模式化的構圖中，人物襯景也不例外。至于畫中的茅亭、古樹與飛瀑，在其他的名作中都能找到相似的構圖，無論其筆法與賦色，都有程式化傾向。這種現象，在現存的很多石溪作品中都能找到范本，如作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層巖疊壑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中茅亭里對坐的二人，便與作于康熙九年（1670年）的《山水圖冊》（上海博物館藏）之梧蔭芭蕉下茅亭中的二人如出一轍。雖然如此，這并不妨礙我們對石溪獨具一格山水畫風的嘉許。該圖的鑒藏印有：“仲篪審定”（白文方印）、“曾藏震澤徐仲篪家”（白文方印）、“徐望之頌慈父考藏印”（朱文方印）、“莊敬鑒賞”（朱文方印）、“紫伯秘玩”（朱文圓形方孔印）和“章氏紫伯鑒賞”（朱文方印）等。其中，“仲篪審定”（白文方印）、“曾藏震澤徐仲篪家”（白文方印）、“徐望之頌慈父考藏印”（朱文方印）為徐仲篪藏印。徐仲篪（1862-？），字望之，號鹿民、樂民，江蘇吳江人，富藏書畫。“仲篪審定”和“曾藏震澤徐仲篪家”兩印為徐三庚（1826—1890）所刻，見于《徐三庚印譜》[④]，“徐望之頌慈父考藏印”獨不見于《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⑤]，或可補此書之不足；“紫伯秘玩”、“章氏紫伯鑒賞”為章綬銜藏印。章綬銜（1804—1875）為清代書畫鑒藏家，字紫伯、子伯，號辛復，別號爪鱸外史，浙江歸安人，擅書法，富藏書畫及典籍，所藏書畫以明以后作品多且精，曾鑒藏王冕的《梅花》、金農的手札、王鏊的《行書壽陸隱翁七十壽序卷》、張學曾的《秋興詩畫冊》、王翚的《山水卷》、張庚的《溪山行旅圖軸》、錢陳群的《尺牘卷》等，著有《磨兜堅室書畫錄》、《磨兜堅室詩抄》。章綬銜所藏書畫后來大部分到了陸心源（1834—1894）齋中，但遍查陸氏《穰梨館過眼錄》和《續錄》，并無這件石溪山水，這就說明在章氏藏品轉入陸氏家中之前，此石溪山水便已從其家中流出。另有一方“莊敬鑒賞”印，未詳何人藏印，其年代當在徐氏、章氏之后。

清·石溪《山水冊》（之一），紙本設色，31.8×65厘米，大英博物館藏

　　大英博物館所藏石溪《山水冊》為兩頁，紙本設色，每頁縱31.8厘米、橫65厘米，被合裱為手卷。其畫風與其常見的干筆皴擦、老辣而蒼渾的氣息相近。第一頁題識曰：“丙午深秋，清溪大居士枉駕山中，留榻經旬。靜譚禪旨及六法之微，論畫精髓者必多覽書史，登山窮深，方能造意，然大居士為當代名儒，至殘衲不過天地間一個懶漢，曉得什么畫來？余向嘗宿黃山，見朝夕云煙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居士遂出端本堂紙冊四幅，隨意屬圖，聊記風味云耳。居士當棒喝教我。石溪殘道志爪”，鈐朱文聯珠印“介”“丘”、朱文方印“石溪”和白文方印“殘道者”。從題識可知，此畫是作者游覽黃山后有感而寫，山中景致，或為黃山寫生，乃描寫秋天之景。此畫作于康熙五年（1666年），時年作者五十五歲，故此畫乃其盛年之作，反映其成熟時期的畫風；第二頁題識曰：“煙波常泛艇，石洞掛云瓢。不識此間意，何人詠采樵。石溪殘道人作于天闕山房”，鈐朱文橢圓印“好夢”。此畫是描寫冬天的景致，其畫境與詩意融合，互為參差，畫中有詩，詩中有畫。該畫題箋為近人符鑄（1886—1947）所寫：“石溪上人山水四景畫冊合卷。五云雙星硯齋珍藏。丙寅十月符鑄題”，其鑒藏印有：“無等庵收藏印”（朱文長方印）、“吳氏家藏”（朱文方印）和“侯士泰鑒定”（朱文長方印）。符鑄（1886—1947）為符翕之子，字鐵年、號瓢庵，別署閑存居士，署其居室為脫靜廬，原籍湖南衡陽，生于廣東潮州，晚居上海，擅詩文、書畫，與湯定之、謝公展、王師子、鄭午昌、陸丹林、謝玉岑、張大千、張善子共同成立“九社”，稱“民國九友”。其中，“五云雙星硯齋”為上海徐氏齋號，其詳情不可考；“無等庵收藏印”和“吳氏家藏”當為近代鑒藏家吳普心藏印。吳普心（1897—1987），號庭香，江蘇南通人，富藏書畫，其室名為思學齋，所藏書畫常鈐“南通吳氏收藏書畫印”、“崇川吳氏”、“吳氏珍藏”、“吳庭香印”、“普心”、“思學齋”、“思學齋鑒藏印”等印，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藏一件明代唐寅的《垂虹別意圖卷》，便鈐有“無等庵收藏印”和“吳氏家藏”兩印；“侯士泰鑒定”為德國裔收藏家侯士泰（1914-2007）用印。侯士泰富藏中國書畫，其收藏的名跡除此件石溪山水外，尚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和任仁發的《五王醉歸圖》等，其常用鑒藏印有“天目山人”、“侯士泰鑒藏”、“尊古堂真賞”。據此可知，此畫流傳有序，歷經上海徐氏五云雙星硯齋、吳普心和侯士泰鑒藏，于1963年入藏大英博物館。

清·石溪《山水冊》（之二），紙本設色，31.8×65厘米，大英博物館藏

　　三件山水都是石溪盛年時所作，代表其典型風格，是其藝術由師法宋元諸家而漸趨獨立，漸入佳境之時。有意義的是，三件作品均未出現在以往的美術史研究中，在胡藝的《髡殘年譜》中也失載，這對于我們深入認識、全面洞悉石溪的繪畫風格與藝術嬗變，無疑可作查漏補缺之資，也是錦上添花的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