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美術(shù)史，八大山人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盡管他去世只有三百多年，但其身世卻已迷霧重重，特別是關(guān)于他的由僧入道之說，更是撲朔迷離。在論及八大山人時，人們多認為他先僧后道：早年為躲避清廷追殺，遁入空門，后又還俗，信奉道教，變?yōu)橛鹂汀Ｄ喜烙^青云譜即以其為開山之祖。但事實真的如此嗎？如果說八大山人曾經(jīng)為道，那么他是在哪年入道，道號是什么？在他生前身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人們在對其諸多的記載中為什么沒有找到他做道士的點滴文字？在他書畫作品的大量題跋中，又為什么沒有任何道家思想的流露呢？答案只有一個——八大山人從未做過道士，更不是青云譜的開山祖。盡管八大山人涉道之說為謬論已有鐵證，但因各種原因，在學術(shù)上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且還在不斷被沿襲。在一些美術(shù)史專著、學術(shù)論文和美術(shù)作品中，晚年的八大山人都是以道家的面目出現(xiàn)，繼續(xù)影響著美術(shù)史界和宗教界，從而導致了人們對八大山人作品的曲解和誤讀，對其后期大量作品中所體現(xiàn)出的佛學、禪宗，尤其是曹洞宗的傾向無法解釋，對他在離開佛門之后的晚年還為明代丁云鵬《十六羅漢圖》作《十六應(yīng)真頌》（其中大量引錄佛經(jīng)和禪門話頭）感到不可思議。

《山水花鳥》冊頁之一

　　八大山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一說第十七子）朱權(quán)的九世孫，名朱耷。明亡之后的一段時間內(nèi)，清政府對明朝皇室成員采取斬盡殺絕的政策。遭遇家國之變的朱耷為保全性命，于順治二年（1645）隱居江西奉新山中，順治五年在進賢縣介岡燈社剃度出家，順治十年投弘敏禪師座下。禪師俗姓陳，字穎學，法名弘敏，號耕庵老人。他為朱耷取法名傳綮，字刃庵，號雪個。自此，師徒二人或同處一寺、或外出游歷吟唱。八大山人追隨師父二十余年，成為弘敏禪師得意法嗣，被稱許為“禪林拔萃之器”。順治十三年，八大山人隨弘敏禪師到奉新新田鄉(xiāng)蘆田創(chuàng)建耕香院。禪師圓寂后，八大山人承其衣缽，主持耕香院，為禪宗曹洞宗第38代傳人。他潛心研究佛學與藝事，從學者數(shù)百人，儼然一代高僧。

《山水花鳥》冊頁之二

　　康熙十六年（1677）末，應(yīng)縣令胡亦堂之邀，八大山人離開禪院，南下臨川。據(jù)清代邵長衡所著《八大山人傳》記載：“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余，竟忽忽不自得，遂發(fā)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還會城。獨自徜徉市肆間，常戴布帽，曳長領(lǐng)袍，履穿踵決，拂袖翩躚行。市中兒隨觀嘩笑，人莫識也。”康熙十八年，八大山人去臨川一年半后，回到南昌，從此還俗。這時，其繪畫藝術(shù)已趨于成熟。邵長衡描述道：“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能自成家；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鳧，翛然無畫家町畦。” 

《山水花鳥》冊頁之三

　　八大山人主持耕香院之時，南昌附近有一道觀青云譜，奉東晉道士許遜為祖　師。其宣揚“由真忠至孝，復歸本凈元明之境”的道教新派別──凈明道，又稱“凈明忠孝道”。時值傳到朱道朗（1622—1688）一代。朱道朗原名朱朗，號良月，道號破云樵者，因皈依道教，更名朱道朗。順治十八年（1661），朱道朗在距南昌東南15里的定山橋附近修建宮觀，歷時六載，于康熙六年（1667）建成，取名青云譜。14年后，朱道朗主持編修了一部《青云譜志略》刊行于世。該書詳細記載了青云譜的歷史、規(guī)模、建制，“凈明派”的教義、教法，以及參與創(chuàng)建青云譜的人物、吟詠青云譜的詩文等。八大山人所在的耕香院與青云譜相去不遠，雖是僧道兩家，但彼此也有往來。《青云譜志略》的作者中不乏八大山人的朋友，他們與八大山人常有酬唱之作。如作者之一的楊大鯤，曾與八大山人同游南昌西山，留下了《洪井洞詩》：“山光際晚空煙靚，雪公攜我尋洪井……山僧指我舊飛梁，春蔭碧蘅無人領(lǐng)。”（清魏元曠編撰《西山志略》）再如另一作者周體觀所作《雪公畫梅于吳云子扇頭曠如也殊有幽人之致，為題短句》：“一樹梅花斷續(xù)出，驚之細蕊照寒蕪。就中如許閑田地，或恐元來是兩株。”兩人所說的“雪公”即后來的八大山人，他當時的釋號為“雪個”。其他作者在《青云譜志略》中的文章里多次提到過“朱良月”“良月師”，卻從未提到“八大山人”或八大山人早期的一些名號。可見，在青云譜建成后的一段時間內(nèi)，八大山人與朱良月僧是僧、道是道，二人身份歷歷分明，沒有絲毫混淆的地方。

《山水花鳥》冊頁之四

　　青云譜道觀自朱道朗后，代有興衰，在風云變幻中薪火相傳，延續(xù)了二百多年。至20世紀初，因清政府對道教的限制，加之西方宗教的傳入，青云譜還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道院百間隨風寥落，一片荒煙，不第草木含悲，即文士亦裹足矣”（民國九年版《江西青云譜志》），已是岌岌可危。此時中國正處在動蕩不安的年代，清王朝日薄西山，風雨飄搖，各地義旗高舉，“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而八大山人的藝術(shù)經(jīng)過歲月的洗禮和歷史的沉淀，越來越顯現(xiàn)出巨大的魅力，并深刻地影響了有清一代的書壇畫界。他作為明朝遺民，不肯與清政府合作，從不用清朝年號，以書畫表達對舊王朝的眷戀，用象征手法抒寫心意。其作品造型極為夸張，魚、鳥之眼一圈一點，眼珠頂著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作品表現(xiàn)出強烈的個人色彩——孤傲不群、憤世嫉俗，充滿倔強之氣。此時的八大山人已經(jīng)完全跨越了藝術(shù)的范疇，在藝術(shù)和政治上具有了雙重象征意義，成為反清復明的一面旗幟，受到追捧和敬仰，被越來越多的世人所看重。一些人甚至用八大山人“明遺民”的名望大肆宣傳。

墨荷圖

　　光緒二十六年（1900），徐忠慶（1868—1928）主持青云譜，成為該道觀的第十九代掌門。徐忠慶年富力強，上任后為振興道觀，延續(xù)香火，可謂殫精竭慮，不遺余力。盡管如此，雖有所建樹，但起色不大。他深知，如不想辦法提高知名度，青云譜就難以恢復昔日的昌盛。徐忠慶想到了名聲如日中天的八大山人，于是采用偷梁換柱、移花接木之法，把青云譜的開山之祖換成了八大山人。他從1913年起便開始組織人寫文章，為將來修《江西青云譜志》做準備。在他的授意下，原來康熙年間《青云譜志略》中江西按察司副使周體觀所著《定山橋梅仙道院記》（青云譜在梅仙祠廢墟上重建）一文，被改成《青云譜道院落成記》。其中編造了一段“逮有明之末，寧藩宗室裔，自稱八大山人者，傷世變國亡，托跡佛子，放浪形骸之外，佯狂于筆墨之間，后委黃冠，自號良月道人，又字破云樵者”（民國九年版《江西青云譜志》中《青云譜道院落成記》一文）的內(nèi)容，把朱道朗和八大山人混為一人。康熙年間修的《青云譜志略》中的《定山橋梅仙道院記》里根本沒有這段話。光緒年間編輯出版的《南昌文征》收錄了周體觀的這篇文章，同樣也沒有這些內(nèi)容。此亦可為佐證。前面說過，周體觀為八大山人題畫時稱他為“雪公”。在他們交往期間，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做住持。這一時期八大山人使用并在書畫中簽署的名、號，也僅為“釋傳綮”“雪個”“刃庵”和“個山”等。“八大山人”這個名號是在周體觀死后多年才用，周體觀生前不可能預料到。

蘆雁

　　與八大山人同時代的陳鼎和邵長衡分別著有《八大山人傳》，還有當時龍科寶的傳世美文《八大山人畫記》。其中都有對八大山人曾出家為僧的敘述，但都只字沒提他還做過道士。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八大山人77歲的時候，他的一位叫吳埴的老友題他的畫冊，也只說其當過和尚，并沒有提及他做過道士（此論述可見謝稚柳著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79年版《中國畫家叢書·朱耷》）。八大山人從約1681年還俗之后到去世，有二十多年的時光。這段時間并不短，但除了徐忠慶編造的《江西青云譜志》外，沒有任何典籍記載過八大山人曾經(jīng)入道。再者，在八大山人的詩詞和書畫題跋中，包括那幅記錄八大山人身世信息密碼的《個山小像》中，佛家的典故、禪機和隱語比比皆是。他的釋號繁多，如“傳綮”“刃庵”“個山”“個山驢”“人屋”“驢屋”等及后來的“八大山人”，在其不同時期的作品上頻頻出現(xiàn)，唯獨未見他在書畫上題過道號或留下道家的任何片言只語。自1684年始，其作品出現(xiàn)“八大山人”四字署款后，其他名號皆棄之不用。陳鼎的《八大山人傳》中說八大山人解釋自己的這個名號時，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于我也。”“八大”出自佛家的《八大人覺經(jīng)》。這是佛家的一篇重要經(jīng)文，說明諸佛菩薩等大人應(yīng)覺知思念之八種法，以作自覺、覺他之修行。清張庚在《國朝畫征錄》中稱：“甲申后，號八大山人。或曰：‘山人固高僧。嘗持《八大人覺經(jīng)》，因以為號。’”鄭板橋在《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谿、八大山人山水》的詩中寫道：“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涂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張庚和鄭板橋都肯定了八大山人的僧人身份，而他們都與八大山人相隔不過幾十年，此時八大山人是僧是道應(yīng)已蓋棺論定。還有一說，佛家理想的天國是以須彌山為中心，四周有八大山環(huán)繞。“八大山”中“人”，就是環(huán)繞在佛左右的人，是一位對佛有信心的崇仰者，一位在家的佛弟子。我們雖然不知道八大山人離開佛門的真正原因，但通過八大山人一直使用這個釋號，就可以斷定他至死佛心未泯，哪里又會去做道士呢？

松鹿圖

　　綜上所述，八大山人沒有做過道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深信，隨著對八大山人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有關(guān)資料的進一步發(fā)現(xiàn)，這團歷史的迷霧終將會被徹底撥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