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 1904—1986

      蔣兆和是現代卓越的人物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他在傳統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西畫之長，創造性的拓展了中國水墨人物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謹，表現人物內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國人物畫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曾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川娃子闖進大上海

生活中練就過人技藝

       誕生在重鎮瀘州一個沒落秀才的家庭里。幾間破敗的木屋，雖然陰暗潮濕，也算得是書香門第。蔣家從此有后，當然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這春苗之上。讀四書五經、攻《史記》、《資治通鑒》、背詩詞歌賦、習字繪畫，蔣兆和的心靈早早就種下了藝術的種子。

       瀘州是三江匯合之地。那往來穿梭的白帆似乎把山外的一切文化都沉淀在這盆地中濃濃的酒壇里。集市上熱鬧非凡，茶樓外“龍門陣”聽客熙熙攘攘。蔣兆和好奇地游歷其間。他聽說有畫像人用炭精粉描摹作畫，遂產生極大的興趣，也仿效之。他曾回憶：“當時用擦炭畫法給人寫照很時興，后來一位本家叔叔不知從哪兒打聽到這種繪畫的方法，就告訴我說要用炭精粉和削尖的筆在橡皮紙上作畫。我沒辦法搞到炭精粉，就把燃燒著的大蠟燭對碗一薰，把碗中濃黑如墨的煙灰當炭精粉用，經此一試還可以，就開始動手給左鄰右舍的朋友畫起像來，同時也臨摹一些山水花鳥畫。瀘縣有一個春榮照相館，知我能畫，就同我聯系為其修補布景，最初把鍋底胭脂對膠來修補，效果還好，掌柜的很滿意，又要求我給他畫些照相背景。記得我畫的竹石云霧，虛虛實實模模糊糊，燈光照耀下效果尚佳，他也很滿意。我因此獲得一些報酬來添補家用。”

蔣兆和《杜甫》

       窮則思變。也許是天賦使然，思變，驅使著年僅16歲的蔣兆和懷揣借來的50元路費，隨著江上涌動的潮水，隨著辛亥變革的腳步，加入到20世紀初中國第一批數百萬從鄉村流入城市謀生的“打工仔”的行列中。他懷著對春天的美好憧憬，闖進當時亞洲最繁華的都市大上海，向著更廣闊的天地敞開了心扉：“余命屬龍，云則升天，水則入海，可以翻天覆地，騰降自如，于是吞吐大荒焉。”

        上海，確實成為蔣兆和“升天”“入海”“騰降自如”之地，也是他求學未成的社會大學。雖然剛開始的上海歲月里，少年蔣兆和便飽嘗忍饑挨餓的滋味，有時甚至露宿街頭，但憑著畫炭像的本事，蔣兆和很快就在當時最時尚的先施百貨公司找到份裝潢設計的工作。他大膽創新，把中國字也寫成像洋文那樣的美術字，制成廣告牌陳列在公司門前吸引顧客，結果效果顯著。此舉也算開一時風尚，從此中國美術字開始遍地開花。蔣兆和后來又進入新新百貨進行專門的櫥窗裝幀設計，在廣告設計、圖案、裝飾畫里開始了他藝術生涯的青春期。

蔣兆和 《執扇人像》

      當時的上海各種文藝思潮都分外活躍，年輕的蔣兆和被深深地吸引到其中。中外畫家的美術展覽、各類世界美術名作的畫冊極大開闊了他的視野。16世紀的文藝復興賦予他人文思想，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又給予他敏銳的目光。蔣兆和不再滿足于炭粉畫帶來的愉悅，愈發感到其表現力的貧乏。他不斷通過自畫肖像來練習表現技巧，也開始借鑒西方美術技法，嘗試油畫創作和雕塑。晚年的蔣兆和在回憶錄中寫到：“我是沒有進過美術學校的人，也沒有經濟條件去接受正規的美術訓練，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奮斗。這點上可以使用社會生活的大學這個字眼，我上的正是這樣一所大學。”

蔣兆和 《寫字兒童》

徐悲鴻引領下走向成熟

傳統水墨人物畫的現代革新

     1928年，對于年輕的蔣兆和來說，是他一生中的轉折之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外交博士黃警頑那里結識了徐悲鴻。愛才如命的徐悲鴻請蔣兆和留住于南京大學他的畫庫里長達兩年，而后，又留于家中數月。蔣兆和有幸觀摩徐悲鴻作畫，并飽覽他的收藏，兩人還一起暢敘中國畫業的前程。在恩師的引領下，蔣兆和從萌動開始走向成熟。1929年，25歲的蔣兆和帶著極富浪漫色彩的兩張人體變形圖案畫參加了第一屆全國美展。他的前衛畫風在眾多才子之中脫穎而出，被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看中，一舉成為中央大學助教。后經徐悲鴻介紹，他又成為上海美專的素描教授。

蔣兆和 《少女》

        20年代的中國，新舊勢力激烈碰撞著，貧苦的中國民眾在封建與殖民的雙重重壓下抗爭著，蔣兆和亦在其中。他抱著求學、謀生、為藝術而藝術的那份純真，在大上海燈紅酒綠花花世界的背后，深深觸摸到生活的殘酷與寒涼。蔣兆和與數不清的棚戶區的貧民一樣，經歷過乞討、失業……他理想的明媚王國與現實的黑暗每時每刻都在猛烈地沖突。他說：“災黎遍野，亡命流離，老弱無依，貧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眾，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豈知人間之有天堂與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們為藝術而藝術的同志們，又將作何以感？作何所求？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碗苦茶來減渴。我不知道藝術之為事，是否可以當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我當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於大眾之前……”蔣兆和開始將筆觸對準他身邊的貧民，與他們同呼吸，和他們掙扎的命運一起脈動，以寫實主義的技法表現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和他們內心的苦痛。

       1929年，他的處女作油畫《黃包車夫的家庭》展出了。它的問世立即在美術界產生轟動。徐悲鴻說：“時代在變化，藝術也應該隨著時代發展。像你這樣從真人寫生出發的，在中國還少見。”這幅表現高樓下貧民窟生活的畫作標志著蔣兆和從“為藝術而藝術”轉到“為人生而藝術”的理念變革，開啟了蔣兆和藝術創作的全盛時期。從此，他把自己用心繪出的畫作當一杯苦茶，奉獻給饑渴的人們。

蔣兆和 《 太白沉思圖》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軍在上海閘北轟炸，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大樓倒塌了。老百姓的平房淪為一片火海，孩子哭啼著臥在被炸彎的鐵道旁，尸骸遍地，滿目瘡痍。國難當頭，在上海美專任教的蔣兆和參加了19路軍組織的臨時宣傳隊。蔣兆和胸中波瀾起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只有以我們愛國熱血染成我們最后一片光榮的歷史。只有把我們殉國精神葬在四萬萬未死的人們心坎里。我們沒有回顧，我們不管成敗利鈍，一刀一槍，死而后已！”這是蔣兆和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在難民當中不停地畫著速寫，不停地觀察，不停地思索……

        戰爭，流亡，前所未有的觸動，使他多年的藝術積淀猶如火山噴發了。憑著一支禿筆，一盒池墨，一卷豆紙，他為街頭比比皆是的窮苦百姓寫真。蔣兆和發現，蕓蕓眾生性格各異，但抓住瞬間內心的精神世界，就能寫出栩栩如生的神氣。他摸索出先畫眼神的勾勒法，抓住瞬間的靈感讓紙上的人物迅速地鎖定在各自的人格當中。他圍繞著人物性格，在臉部特寫，眼部刻畫入微，而衣褶忽略而過……一張張不是素描、不是白描、如雕塑那樣結實的人物畫誕生了。

       1936年，是蔣兆和推出《賣小吃的老人》、《朱門酒肉臭》、《縫窮》、《賣報童》等一系列驚世之作的一年。他以獨有的水墨技術表現逼真的現實生活的畫風，得到了齊白石的熱情鼓勵。齊白石說：“兆和先生為吾友悲鴻君善，嘗聞悲鴻稱其畫，今始得見所做人物，能用中國畫筆加入外國法內，此為中外特見，予甚佩之。”并題：“妙手丹青老功夫自有神賣兒三尺畫壓倒偕三人。”

蔣兆和 流民圖 局部

       戰亂的烽火迅速地燃遍了大半個中國。“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軍的鐵蹄使中華大地生靈涂炭，每個中國人的人生軌跡都被這場大災難改變了。此時的蔣兆和被圍困在淪陷區北平，交通中斷了，錢大部分用在了開畫展上，一時籌措不出逃離的路費。日本兵看守日趨嚴密，要想離開北平，要查身份證件、交保人證明、要搜身、盤問……他沒有職業、孤身一人，時局的迅速變化使他最終沒有離開淪陷區，成了無奈的“北漂”畫家，成了一個難民。他面對的是侵略者的喧囂、欺騙、誘惑與淫威。他看到的是流離、逃難、饑餓與死亡。他彷徨、苦悶、悲憤。這個淞滬抗戰中的熱血男兒，這個能把生靈再現于紙上的男兒，最終選擇了用他的畫，共赴國難。

       他在這一時期創作的《拜新年》、《甘露何時降》、《戰后余生》、《傷兵》等作品都傾訴著淪陷區人民的痛苦與哀愁。1941年6月蔣兆和創作《田園寥落干戈后》，畫的下面他寫下這樣一段文字：“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像這樣的情景，千古如斯……尤其在中國的環境，不是災于兵，就是劫于盜，以至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成千上萬的民眾，餓殍溝壑，嗷嗷載道，其情之哀，其聲之痛，世上之最可憐而最可恤者尚有過于此呼？”

蔣兆和 流民圖 局部

        蔣兆和感到無論以“四尺整張”，還是用“丈二匹”都不足以表現“成千上萬的民眾，其情之哀，其聲之痛”。他開始醞釀畫大畫的構想了。“轟炸，逃亡。這就是我要表現的主題。”為了避過日偽當局的注意，他計劃把長卷形式的大畫分割成表面形象與內容看不出關聯的單張小圖。蔣兆和不顧日偽當局的監視，四處奔走，在難民、工人、農民、知識階層當中尋覓形象，一個又一個模特兒被請進了畫室……他胸中壓抑著的屈辱化作如疾風之行筆，水墨淋漓，氣韻浩大，渾然天成！從松花江頭到永定河畔，從淮河兩岸到黃埔江邊，到處是流離失所的難民，定格為蔣兆和筆下不屈的靈魂……整整一年，1943年10月的一天，高2米、長27米、有百人之眾的反戰巨作《流民圖》終于誕生了！

周恩來說：“畫歷史人物，找蔣兆和”

      1949年10月1日，蔣兆和與百萬民眾一起，親自高舉著由竹竿擎起的大紅旗，行進在歡慶的隊伍中，在天安門廣場迎來人民共和國燦爛的一天。從那時起，蔣兆和變了，他不再彷徨、苦悶，興奮與激動、希望與喜悅洋溢在他的臉上。10月1日當天，蔣兆和就將自己的所見所感畫在高麗紙上，繼《流民圖》之后，又一幅大作產生了。與《流民圖》不同的是，以往那灰暗的墨色讓位于鮮明的色彩。枯澀的線條變得沉著有力。畫中人是工人與農民舉起五星紅旗，堅定、自信地展望未來的神態。他在畫中題道：“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蔣兆和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上世紀50年代初，根據周恩來總理“畫歷史人物，找蔣兆和”的批示，當時中國科學院的負責人郭沫若便請蔣兆和為中國古代科學家畫像。蔣兆和運用現代人物的表現手法，賦予歷史人物鮮活的血肉風骨。張衡、祖沖之、僧一行、李時珍四大古代科學家的形象一經推出，立刻印成郵票、招貼畫。從國內的教科書進入大不列顛的百科全書，四位古代科學家的形象從此定格在人們的心中。

為人生而藝術

      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蔣兆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美術教學中，以變革的精神引領后生在“為人生而藝術”的路上前行。他會將學生請到家中手把手地教導，其中就有蒙族小伙齊·巴雅爾、農民子弟馬振聲、刻苦自學的王明明、書生氣十足的紀清遠……在教學中，蔣兆和反復強調人物塑造要從結構出發，堅持“以形寫神”為造型基礎。他非常欣賞學文史出身的范曾那股刻苦讀書的精神，曾語重心長地對自己的孩子說：“一輩子不畫畫沒關系，但不能不讀書。”學生盧沉面對“怎么變形”的問題好生困惑，蔣兆和解釋：“不在變形不變形，只要是美的。”而當他看到學生只是從皴擦、渲染的表象中理解現代水墨人物的技法，則不無擔憂地說：“不要像我。”他最期望、也最早預示現代中國水墨人物畫的多元化發展。

蔣兆和 童趣

      處境艱難的六十年代末，蔣兆和還是固守著對藝術的那份執著，在“紅、光、亮，高、大、全”禁錮了學生們的頭腦，只能畫油畫和宣傳畫的年代里，年近“古稀”的他會渾然忘卻被批判的危險，登上二層樓高的畫架，親自手持畫筆做示范。學生們驚嘆：“您還能畫油畫！”他毫無顧忌地指導學生們要借鑒法國印象派的點彩技法和他們對色彩的認識與貢獻，令在場的學生們即驚詫又敬佩。

蔣兆和 一籃春色

      蔣兆和被稱為20世紀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畫的一代宗師，中國現代畫壇獨領風騷的藝術巨匠。蔣兆和學貫中西的代表作《流民圖》，以其前所未有的宏大、悲壯，以渾厚有力的筆觸揭示了大師至真至善的人性，傾泄著對戰爭的憤怒，表達了對正義與和平的呼喚，為現代中國水墨人物畫在世界藝壇上確立了光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