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禽圖》，清代，八大山人，紙本水墨，縱103.5厘米，橫44厘米，價值6272萬人民幣，私人收藏。

　　《孤禽圖》，水墨紙本立軸，103.5×44公分，鈐印：八大山人、涉筆、普字堂。題字“賢昭陽涉事”，落款“八大山人”。整幅畫的畫面，僅在中下方，繪一只水禽，鳥的眼睛一圈一點，眼珠頂著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禽鳥一足立地，一足懸，縮頸，拱背、白眼，一副既受欺又不屈，傲兀不群的情態。形象洗練，造型夸張，表情奇特，構圖奇妙，筆法雄健潑辣，筆勢樸茂雄偉，墨色淋漓酣暢。流露出憤世嫉俗之情，透露出雄健簡樸之氣，反映出孤憤的心境和堅毅的個性，具有奇特新穎，出人意表的藝術特色，乃是八大山人藝術成熟期的精品。
　　畫家介紹

　　朱耷（1626—約1705年），明末清初畫家，中國畫一代宗師。本名由桵，字雪個，號八大山人、個山 、人屋、道朗等，漢族，江西南昌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九世孫。明亡后削發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譜道院。擅書畫，花鳥以水墨寫意為主，形象夸張奇特，筆墨凝煉沉毅，風格雄奇雋永；山水師法董其昌，筆致簡潔，有靜穆之趣，得疏曠之韻。擅書法，能詩文。
　　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寫心意，如畫魚、鴨、鳥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滿倔強之氣。筆墨特點以放任恣縱見長，蒼勁圓秀，清逸橫生，不論大幅或小品，都有渾樸酣暢又明朗秀健的風神。章法結構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存世作品有《水木清華圖》、《荷花水鳥圖》等。
　　作品賞析
　　八大山人“癸昭陽涉事”的隱筆
　　有明一代，摹古之風遍被名家。崛起吳門的文沈及余緒，融恣意與仿摹于一體，在朝野畫壇之上，聲勢頗盛地將文人畫衍為主流。諸家直抒胸臆的逸筆，根底與本質未脫摹古之范，及至“四王”山水，元人的“有我之境”，逆向地框入一種不失雍雅，但章法嚴謹而趨僵的風格化圖式。八大山人孤獨而絕前地鼓腹而歌，搦翰而繪，兼化梁楷的減筆與倪瓚的逸筆以及不可遏制的憤悶，以極簡的線條與墨色，在巨幅白紙之上，達到中國寫意畫持黑守白的極至之境，超凡脫俗地結束了中國繪畫的中古歷史。

　　《孤禽圖》是八大繪畫藝術的經典詮釋。整幅畫面孤禽一只，一足站立，無著無落，空靈寂寥。朱耷花鳥畫，承襲陳淳、徐渭寫意花鳥畫的傳統。發展為闊筆大寫意畫法，其特點是通過象征寓意的手法，并對所畫的鳥夸張，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簡練的造型，使畫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孤鳥 “白眼向人”，以此來表現自己孤傲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
　　八大是禪宗曹洞宗傳人，曹洞宗為禪宗南宗五家之一，由于良價禪師在江西宜豐洞山創宗，其弟子本寂在吉水（今江西宜黃縣）的曹山傳禪，故后世稱為曹洞宗。曹洞宗云其門風“其位玄玄”，意即道不在外，而在心悟。“鳥道而學”，強調是則是空觀，如鳥之行空，去留無跡，孤鴻滅沒，無影無形。置身佛門有近四十年的歷史，即使晚年離開佛門，思想仍在禪道之間。行鳥道，作為曹洞宗的立宗理論，對八大深有影響。
　　八大花鳥畫的獨特表現形式，其造型特點、境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洞宗“行鳥道”思想的影響。行鳥道，不逢一人，是說沒有影跡。足下無絲，是說無所羈絆。 本幅款識“癸昭陽涉事”，似紀年之署，實則伏有隱筆。 據《爾雅·釋天》：“（太歲）在癸曰昭陽。”昭陽，古時十干中“癸”的別稱，用于紀年。此款識只有天干，沒有地支。略考八大款識與繪畫風格，可以把創作年代，縮小至康熙癸亥年（1683年）或康熙癸酉年（1693年）。
　　畫史專家考證，有“涉事”款識的八大繪畫，目前存世的作品，集中在70歲之前的五年左右。70歲以后的作品中沒有發現。進一步可以確定為1693年作。 “涉事”二字，可能并非一種常規化的署款，如八山筆下的孤禽一樣，深隱地表達一種態度，一種暗喻。 八大的杰出與不凡，是之無可增刪的簡當構圖中，兼有已達至境的藝術完美與豐富而晦密的世情隱喻。它是八大作品獨具的面目，中國繪畫史上沒有此例。他將繪畫稱為“涉事”，突出的就是無心思想。八大在寫給友人方士管的信中，也曾說過“涉事一日即作畫一日之意”。 八大作品多不署年款，畫多有暗隱，如八大山人的寫法，極像“哭之”又像“笑之”，暗喻亡明后裔的復雜心境，不復贅言。八大曾云：“橫流亂世杈椰樹，留得文林細揣摩”。又說：“想見時人解圖畫”。他是很希望人們能夠理解他的畫中之意的。因此許多學者經細心的研究，從他的畫意和字里字間，探聽出許多真消息。
　　此幅年款只署天干，隱去地支，也是別有一番用意。 從史料得知：昭陽，楚將軍也。其祖父昭奚恤為春秋時楚宣王（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42年）大臣。楚王族本姓羋，本支為熊氏，另分為昭、屈、景三氏。《史記·項羽本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昭陽率兵攻打越國，殺死越國國君無疆，使興化一帶并入楚國。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昭陽又率兵攻打魏國，得襄陵等八邑，此戰在古代軍事史上影響頗大，稱“楚魏襄陵之戰”，威震齊、燕、趙、魏、秦、韓六國。為此，楚懷王將傳國之寶“和氏璧”賜給昭陽，又將“古勃海之地”封為昭陽食邑。 昭陽的有關事跡，記載于《國語》、《戰國策》和司馬遷《史記》及地方志等史籍中。成書于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的《興化縣新志》載：“陽有惠政，邑人祠而祀之。死葬于西山，去城三、四里高阜，隱隱隆隆，今俗稱‘山子廟’者是。”“勃海鎮軍壓六王而霸楚，陽山食采留三戶以誅秦”。由此判斷款識有隱喻雙關之意。似乎可解釋為 “（羋）昭陽涉事”。如此就清晰了，我們知道朱耷為江西人，為古楚地也。以此暗隱可以昭示八大的復雜悲憤的遺民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