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藏家》雜志刊登了一篇著名古代書畫收藏家朱紹良先生撰寫的鑒定論文《<唐后行從圖>考析》，這篇萬余字的文章思路縝密、論證全面、引經據典、出處明確，采用國際通用的論文寫作模式，即說明了張蔥玉、啟功、徐邦達、傅熹年等鑒定大師的個人意見，也詳細闡述了作者自己的鑒定觀點，成為了一篇不可多得的古畫鑒定的標準樣本。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書法美學研究學者王冰先生讀后給予了這樣的評價：“紹良先生的文論，足見現代考證的學術特點，將所有可供比對的相關因子解析羅列，不僅廣征博引，還需逐一反思，更要邏輯歸納。尤其注重‘否定性’因素，既非人云亦云、也不尋章摘句，讀來確有教益。”
　　這使我想起三年前內地有關蘇軾《功甫帖》真?zhèn)我约氨澈笳嫦嗟拇笳搼?zhàn)。當時，上博幾位研究員、蘇富比拍賣行、朱紹良等多位收藏家，雖倉促上陣，卻都拿出了自己的鑒定論文，這場“論文大戰(zhàn)”，顯示了民間鑒定力量的崛起，使人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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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鑒定現當代書畫、古董瓷器時，專家們往往主要靠目鑒方式，采用“排除法”，一項不對即斷為假，很短時間就能得出“對”與“不對”的結論，不必再去寫文章詳細論證。
　　而鑒定古畫，經常需要鑒、考并用。“鑒”就是目鑒，要從作品本身去尋找，如筆墨、作者款印、他人題跋、鑒藏印記、質地、尺寸、裝潢等，即著眼作品反映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考”即考證，借助于文獻資料，比如畫家傳記、書畫著錄、有關詩文、歷史知識、避諱習俗等，對作品與之關聯的某些問題作一番考證，以此來判斷真?zhèn)?。這常常需要詳細說明和提供文獻佐證，因此，歷史上就有了靠文字說明鑒賞古畫的傳統。
　　朱紹良先生侃侃而談地對我談起了古代鑒定家以文為鑒的歷史。
　　“最早見諸記載古代書畫鑒賞文章的應該是北宋米芾的《畫史》，書中記錄了米芾本人收藏及平生所見的書畫，品評真?zhèn)危婕霸u價、印章、紙、絹、服飾、裱褙、收藏、考訂等，內容詳盡，品評尖銳精刻，故歷代書畫賞鑒大家，都將此‘奉為圭臬’。”
　　“明代的文嘉有《鈐山堂書畫記》及《天水冰山錄》，是他奉官府之命，記錄被籍沒的嚴嵩收藏書畫，每件書畫后均附有簡要記述，從此書可了解嚴氏父子書畫收藏情況；明代詹景風的《詹東圖玄覽編》，為筆記體，分四卷記述作者生平所見書畫碑帖名跡，不僅著錄作品的內容、款識、印章等，并有很多對畫家及畫派在筆墨技法、風格上的評價和闡述，較客觀公允，卷末附錄作品題跋；明代張丑的《南陽書畫表》，記載了張丑赴大收藏家韓世能府邸觀畫，詳細描述了書畫作品的內容，其對《清明上河圖》卷所進行的詳細論述，已經接近今天的論文水準了。”
　　“清代書畫鑒賞家顧復的《平生壯觀》，全書10卷，分書法、繪畫兩項，所記為魏至清初作品，真?zhèn)尾⑹?，但作者于每件作品后附以評論，以辨真?zhèn)?，頗多精湛見解；吳升的《大觀錄》，全書20卷，書、畫各10卷，均為作者平生所見，多有名跡。體例按時代編次，于每件作品下詳記質地、尺寸，凡法書則并記行、字數以及釋文，繪畫敘述內容并記款識、題跋，間有評語，頗有見地；最著名的是乾隆皇帝的書畫收藏記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他經常在作品上品評，鑒定真?zhèn)?，如《富春山居圖》子明本和無用師卷、《三希堂·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伯遠帖》等。”
　　這些都說明古人已經開始用文章來說明書畫作品的品質了。
　　新中國以來，以張蔥玉、啟功為代表的鑒定家們加大了對于古代書畫的研究力度。張蔥玉曾在他的著作《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中，將156幅古畫用筆記形式對每件作品的筆墨、印章、用紙、題跋等都進行了詳細說明。
　　隨后，海內外出現的幾場古代書畫的著名論戰(zhàn)，也都是通過發(fā)表文章進行的。
　　1965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從王謝墓志出土論〈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該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志（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王羲之遺留下來的作品。郭文發(fā)表后，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以為然，于是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與郭沫若爭論。該文的觀點認為，唐初各大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等都在學王帖，而唐太宗也酷愛王之書法，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唐初書法家的鑒別能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于隸書，而《蘭亭序》卻是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人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再者，從美學的觀點上看，《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灑、飄逸，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高文堅持《蘭亭序》為晉代王羲之手筆，其論點與郭沫若文針鋒相對。

《蘭亭序》

　　毛澤東關注和支持了這次論戰(zhàn)，《光明日報》和《文物》雜志均先后刊載了高二適《〈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的文章。郭沫若再次針對高文發(fā)表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與之辯論。爾后，高二適也再次寫了《〈蘭亭序〉真?zhèn)沃亳g議》一文，回敬郭沫若。剎那間，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zhèn)蔚恼撐?。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還有龍潛、啟功、徐玉森、趙萬里、史樹青、沈尹默、嚴北溟等人。啟功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蘭亭帖考》參與論戰(zhàn)，支持郭沫若的觀點。
　　兩派爭論不休，但因雙方都沒有充足證據，最后也沒有結論。
　　上世紀末，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幅五代時期董源的《溪岸圖》，關于這幅畫是否為董源所作，曾引起一場國際大辯論。

《溪岸圖》

　　徐悲鴻1937年在桂林發(fā)現并收藏了這件《溪岸圖》，張大千得知后，托人轉告徐，愿意用自己任何收藏與之交換。最終，張大千以金農《風雨歸舟圖》軸交換到了《溪岸圖》。后來，他又將之帶出國賣給了收藏家王季遷。1997年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華人企業(yè)家奧斯卡·唐出資500萬美元從王手中購得包括《溪岸圖》軸在內的12件藝術品， 珍藏后贈予大都會博物館并進行展示。
　　1970年， 海外藝術史家班宗華先生曾對《溪岸圖》是否董源真跡問題兩次發(fā)表文章；1991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詹姆士·凱希文也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談到溪岸圖》“肯定是近代的偽作，很可能是作于20世紀40年代的”；1997年8月11日，《紐約客》雜志發(fā)表了加州伯克利分校藝術史教授高居翰關于《溪岸圖》是張大千所制造的贗品的說法。
　　1999年12月，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專門舉辦了一場《溪岸圖》是否董源真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對《溪岸圖》軸從物質狀況到歷史風格，以及有關證據材料，進行了詳盡研討。
　　以高居翰教授為代表的一方，對《溪岸圖》提出了種種質疑，諸如“皴法模糊不清”，“遠景的彎曲河流忽變?yōu)槿诵衅溟g的小徑”，并強調說：“這一偽作之所以跟張大千的一般偽作不同，是因為這“是張大千最成功的偽作。”
　　以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顧問、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方聞和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為代表的一方則認為：《溪岸圖》是一張董源早期的作品，可定為10世紀30年代末。
　　當時，啟功先生認為，時代為北宋，接近董源；徐邦達先生認為，這是一幅北宋繪畫，不能證明是董源繪畫；傅熹年先生認為，雙拼絹，有款幅窄，疑為后添款，北宋畫非董源畫，與文獻記載董源的繪畫特點不明顯。其他中國專家大多認為，應為10世紀作品，其筆墨與傳世五代作品《高士圖》和《江行初雪圖卷》相似，認為是張大千偽作，并沒有確切明證。
　　無論誰對誰錯，兩種截然相反的論點都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1978年，傅熹年先生寫下了《關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探討》一文，發(fā)表于《文物》1978年第11期，對著名收藏家張伯駒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題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中所畫建筑和人物服飾進行了考證，認為《游春圖》是北宋的復制品，而非隋代繪畫，也非展子虔原作。

　　《游春圖》
　　此后，徐邦達、楊仁愷、陳傳席等專家學者大都認同此說：關于《游春圖》的鑒定，諸如款識、著錄、質地、題材、畫風等等，均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基本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游春圖》為展子虔真跡之說恐怕難以立足。張伯駒先生隨即也在《文物》1979年第4期發(fā)表《關于展子虔（游春圖）年代的一點淺見》的文章，表示：“以上余簡略之言，不敢斷定圖非隋畫，或必為隋畫，只對傅同志之文，表示存疑而已。”
　　1991年，在第4期《文物》雜志上，傅熹年發(fā)表了《元人繪<</span>百尺梧桐軒圖>研究》的文章，對上海博物館所藏題為趙孟頫繪《百尺梧桐軒圖卷》提出質疑：“吳興趙孟頫”款識筆法滯澀，為裁去原款所補添的偽款，但繪畫精雅，當屬元人之作”。

　　21世紀以來，朱紹良先生虛心向啟功、傅熹年先生請教古代書畫鑒定的方法，并學習運用論文方式鑒定古代書畫作品。他曾先后針對董源的《溪岸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李公麟《孝經圖》卷、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宋徽宗趙佶《五色鸚鵡圖》卷、巨然《溪山蘭若圖》軸、克利夫蘭博物館藏趙孟頫《竹石幽蘭圖》卷、克利夫蘭博物館藏張渥《九歌圖》卷、蘇軾《功甫帖》等書畫作品撰寫文章，提出過自己的鑒定意見。
　　近年來，朱紹良先生在清華大學講授古代書畫鑒定研究課程時，也支持和輔導學生用論文方式學習鑒定古畫，在朱先生的訓練下，學生們也嘗試寫下了《由唐代江帆樓閣圖>看書畫鑒定中“建筑斷代”》、《南宋界畫考析：劉松年四景山水圖>》、《從高手仇英看宋元明界畫特征》、《從書畫本身看十詠圖>的時代特征》、《據歷代輿服志賞歷代帝王圖>之服飾》、《臺北潑墨仙人圖>是真跡嗎？》等數篇挑戰(zhàn)古代名畫和名鑒定家的文章。
　　在古今中外眾多研究學者們的推動與傳承下，方法不斷被拓展，人才代代有后繼，以文鑒定、以理服人、以據定論成為了當今古代書畫鑒定必不可少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