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賓虹 廬山圖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高奇峰 梨花雙鳩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

趙浩公 水墨云山扇面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馮緗碧、李硯山合作 山水扇面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陳樹人 月牙山秋月圖軸 廣東省博物館藏

　　大量作品及文獻顯示，嶺南畫派的出現終結了廣東繪畫以輸入和接受為主的歷史
　　由廣州美術學院、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嶺南畫派紀念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廣東美術館等單位共同主辦的“曙色——二十世紀前期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展覽從昨天開始至3月26日，在廣州美院美術館、嶺南畫派紀念館展出。本次展覽整合了“嶺南畫派在上海”“國畫復活運動與廣東中國畫”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大量文獻史料與作品，綜合了六個文博單位的作品及文獻資料，全面呈現二十世紀前期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嶺南畫派紀念館館長李勁堃表示：“重讀這些歷史文獻與史料，留給我們更多感動的是他們為文化理想奮斗而帶來的猶有余溫的情懷，同時也是對當下藝術研究與藝術批評的重要啟示。”
　　展覽
　　大量作品及文獻展現
　　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
　　據了解，此次“曙色——二十世紀前期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展覽籌備六年之久，組織過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四冊論文專著。展覽集合了嶺南畫派紀念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廣東省博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廣東美術館、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珍藏的作品及文獻資料，包括報刊雜志、照片、手稿等，立體呈現二十世紀前期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
　　展覽分兩個展場進行，廣州美院美術館展場從“嶺南畫派興起”“嶺南畫派在上海”“中國畫的革新與珠江流域”三個部分展開，特別是“嶺南畫派在上海”一節，借助嶺南畫派畫家代表作品、藝術活動、與業內交游、參與出版和實業等等文獻，首次以展覽形式將嶺南畫派在上海，乃至全國藝術生態中所發揮的作用呈現給觀眾。
　　第二展場嶺南畫派紀念館則展出“國畫復活運動與廣東中國畫”，通過“歷史背景”“國畫研究會之緣起與演變”“論爭”“嶺南畫派、國畫研究會與新國畫的建構”向觀眾呈現廣東中國畫的變革主旋律。展覽通過重要的國畫研究會成員作品，結合豐富的史料、文獻以及來自廣東省博物館和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珍藏之古籍，與第一展場共同展現出二十世紀前期廣東中國畫變革之路。
　　歷史
　　“二高一陳”
　　引領中國美術向現代全面轉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廣東，是中國社會變革、文化變革、藝術變革最為突出的地區，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史稱：“二高一陳”）率先高揚“美術革命”的旗幟崛起于中國現代畫壇，迅速改變了中國文化藝術的格局，引領中國美術進入從傳統向現代全面轉型的新時代。
　　1912年至1913年間，《真相畫報》第一期至第十六期連續刊登陳樹人的文章《新畫法》，較為完整系統地闡釋了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藝術理念。高奇峰在《真相畫報》第十一期“本報同人美術畫”專欄中將自己的畫作《麻雀圖》徑直標明為“折衷派”。“折衷派”，后又稱“新派”或“新國畫派”，成為了嶺南畫派的稱謂。高劍父亦提出折衷中外、創造新國畫的“折衷”藝術主張。畫報刊發高劍父《題畫詩圖說》旁征博引中外動植物圖籍，從研習博物圖畫入手，推動中國繪畫從專重臨摹走向精確寫生，以革新中國繪畫，推動寫實繪畫興起。
　　據研究顯示，以“二高一陳”為代表的嶺南畫派的畫家出現，終結了廣東繪畫以輸入和接受為主的歷史。畫家、理論家傅抱石曾提出：“中國畫的革新或者要寄希望于珠江流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廣東畫壇另有一些畫家對中國畫的危機亦有所認識，他們感受到了外來文化藝術的強烈沖擊，對“新派”畫家的一些作品借鑒日本的折衷做法感到不滿，希望通過傳統的正道來改變“膚淺庸俗”的繪畫作風。
　　爭論
　　“嶺南畫派”和“國畫研究會”
　　激烈論爭帶來覺醒
　　1921年，“廣東省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在廣州舉行，西洋畫、折衷畫和傳統中國畫不同風格流派畫家的作品并置一堂。一批中國畫家感受到西洋畫的強烈沖擊和中國畫的日益沒落，對新國畫發展過程中模仿、借鑒日本畫的做法亦深為不滿，急切希望通過弘揚“正宗”傳統繪畫來改變畫壇的“庸俗作風”。為了抗衡“折衷派”，1923年，“癸亥合作畫社”成立。該社發起人之一——趙浩公指出：“我們的國畫，就是中國傳統的藝術，有別于從日本抄過來的不中不西的所謂‘新國畫’；為著正名分，紹學統，辨是非，別邪正，我們要樹立國畫的宗風，豈徒是抱殘守缺而也。”“癸亥合作畫社”最初有趙浩公、潘致中、黃少梅等14人，1925年，改組為“國畫研究會”。
　　1926年2月在廣州舉辦的越秀公園游藝會上的書畫展覽，由于“折衷派”畫家的作品因畫風不被一些傳統中國畫家所接受而被另辟一室展出。為此，高劍父授意學生方人定寫了一篇題為《新國畫與舊國畫》的文章刊于《國民新聞》，指“舊派”畫家因循守舊，“新派”反映時代等等，國畫研究會則由黃般若撰寫了《新派畫是中國的衣冠嗎？》予以反擊。這場筆戰你來我往長達兩年之久，雙方就文人畫的價值，繪畫與寫生、借鑒與模仿、抄襲，中國畫、西洋畫與日本畫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最后在葉恭綽的調解下才告一段落。史稱“方黃之爭”。
　　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嶺南畫派”畫家和“國畫研究會”畫家就傳統文人畫的價值、借鑒與模仿、中國畫、西洋畫與日本畫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這些論爭超越了地域的局限，體現了本土文化藝術對外來沖擊的回應與覺醒，成為中國畫變革發展中“新”“舊”激烈碰撞的重大學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