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3世紀馬可·波羅游歷亞洲，關于遙遠東方的想象便成為歐洲人頭腦中揮之不去的奇景。《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通過800年來的藝術作品，考察了歐洲人對于中華帝國的理想化認識是如何變化和發展的。

代夫特陶器工廠生產的瓷匾

　　中世紀的時候，少量的中國陶瓷也運到了歐洲，雖然在這種商品方面好像并沒有出現什么有組織的貿易。然而這種商品，馬可·波羅也僅僅是提到過一次。他顯然覺得沒有必要去描述它，沒有必要對它在德化的低廉價格說上一二，也沒有必要對它的生產過程進行精細的描述。他的記述表明，他的讀者們或許已經見到了瓷器樣本，他們或許有了一個主要印象，知道用一個威尼斯格羅特就能買到不少于8個用這樣珍貴材料做的杯子。因為，跟粗糙的器皿（這可是歐洲制陶工人的頂級之作）相比，即便是最簡單的中國陶瓷作品（例如威尼斯圣馬可博物館收藏的據稱是馬可·波羅親自帶回來的那個罐）看起來確實也是極為精致的。不過，有關運達中世紀歐洲的瓷器最早的文字記錄出現得還要晚一些：一個灰白色的瓶子因一道銀框而變成了一個大口水罐，銀框上面飾有1382年駕崩的匈牙利路易大帝（Louis the Great of Hungary）的盾形紋章。15世紀時，埃及的統治者們就把中國的瓷器當作禮物贈送給威尼斯的共和國總督們。第一件在1442年贈送給了福斯卡利總督（Doge Foscari）。很可能就是從這些總督里某人的藏品當中，喬凡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構思出了他在《眾神的盛宴》（Feast of the Gods）中畫的那個明朝瓷碗。毫無疑問，他認為唯有陶瓷才配用來盛放眾神的美酒與美食。

喬凡尼·貝利尼和提香的畫作《諸神之宴》（局部），位于畫面后排中心位置的女神和男神手上和頭上的是中國明朝樣式的瓷碗。

　　1498年，瓦斯克·達·伽馬的航行重新開啟了到東方的海上路線。此后，運到歐洲的陶瓷數量不斷增長。不久，差不多所有最窮的君主們都會夸耀，說在他們的藝術藏品中有幾件精挑細選的寶貝。除了無以計數的陶瓷器皿，皇帝查爾斯五世（Emperor Charles V）還擁有一套盤子（現存放于德累斯頓），上面有在中國裝飾上去的、他自己的標記和徽章。另有一份詳細目錄表明，西班牙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的藏品絕不少于三千件。即便是遠在未開化的英格蘭，亨利八世也擁有一件——一個“陶瓷玻璃杯，兩個杯柄飾以金銀，而杯蓋則飾以寶物和石榴石”。而另外三件則于1587年和1588年作為送給伊麗莎白女王的賀禮藏于珍寶館中。歐洲對于中國陶瓷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在16世紀末以前，中國陶工就已經開始為歐洲市場而特意生產青花瓷器陶器了。
　　接近16世紀末的時候，洛伊斯·居永（Loys Guyon）宣稱他打算研究陶瓷。因為許多杰出的統治者和古玩鑒賞家根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制成的，也不知道（這點真是很奇怪）它是什么時候出現的，盡管有人估計說基督教的統治者（正如異教徒的統治者一樣）都把玩過它。
　　陶瓷器皿的所有者到底有多么相信它們的神奇特性，我們也無法明斷。但是，關于這種精美而貴重的材料是如何制作出來的，他們好像并不懷疑那些極富想象力的故事。因為就像早期中國風中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一樣，馬可·波羅一定要對此負主要的責任。他聲稱，“這個過程就是像下面這樣解釋給我聽的”：他們取來一種土，好像是從礦山里取的，堆成大大的一堆，任由風吹、雨淋和日曬三十或四十天，在這期間絕不翻動這堆土。這樣，土就變得細膩，也適合制成上面提到的器皿。我們認為漂亮的這些顏色就是那個時候加上去的，之后器皿被放到烤爐或者熔爐中烘烤。好了以后，那些讓人去挖土的人，就會為他們的孩子或者孫子取走器皿。

馬可·波羅一家從威尼斯啟程時的情形。英國微型畫，作者可能是約翰內斯，創作于1400年。

　　可是這個故事還是不夠浪漫，基本未加渲染。有的旅行家則宣稱，那種泥土（而有的人則聲稱是器皿本身）要被埋上一個世紀，甚至是更長的時間，以獲得足夠的硬度。的確，就有這么一個作家根本不信這種平淡無奇的故事。他斷言說，陶瓷是用蛋殼和龍蝦殼做成的。或許這個說法并非沒有詞源學的道理，因為陶瓷這個詞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葡萄牙語中表示外殼的那個單詞。后來的旅行家拒絕這些傳說。
　　關于這種神秘材料的來歷，他們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合理但仍舊不夠準確的解釋——因為他們并不明白，真正的陶瓷的秘密，就在于將長石同黏土混合起來，并用高溫進行燒制。此后很久的時間里，他們這些傳說還是流傳下去了，有時就是作為信手拈來的文學手法——遲至1716年，它們還出現在滑稽詩《擁擠的博斯集市》（Embarras de la foire de Beaucaire ）當中。
　　至于如何在歐洲制作陶瓷，這在很多年的時間里仍是一個讓足智多謀之人倍感困惑的難題。國王們懇請他們頗具科學頭腦的臣民來考慮這個問題（菲利普二世很可能就命令門多薩研究中國陶工的方法），而煉金術士們則放棄尋找點金石，以期發現陶瓷的成分。確實，用于制作歐洲第一個真正瓷器的配方就是由一個名叫約翰·弗里德里奇·伯泰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的煉金術士發現的。

美第奇軟陶瓶， 約1575—1587年

　　在大約1575年，在佛羅倫薩美第奇大公爵弗朗切斯科（Medici Grand Duke Francesco）的工廠里進行了生產陶瓷的嘗試，此為歐洲首個記錄。在這里，仿制的陶瓷是用很多成分制作的，包括沙子、玻璃、粉末狀的水晶石、法恩扎（Faenza）的白土以及維琴察（Vicenza）的黏土。這家工廠生產的幼陶器皿雖然已經比意大利產的花飾陶器要精美得多，但仍然不會被人誤以為是東方的陶瓷。它們中的大多數看起來就好像是在燒制過程中變得歪歪斜斜。流傳下來的產品（其中有40個有記錄可查）釉面有些模糊，里面還有細微的氣泡，而且差不多都采用了嘉慶（1522—1566）和萬歷（1573—1619）統治時期中國器皿上的白底青花圖案。羅浮宮里有一個松樹圖案的瓶，樹下吃草的那只鹿無疑是中國的，另一只瓶上畫著長尾巴的鳥，它們棲身于具有異國情調的花和植物中間。而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里則有一個大盤。畫面中， 一群歐洲人呆板地列隊走在中國風景中——或許這正是賞心悅目的中歐合璧之作最早的樣本，它后來在18世紀風靡一時。其他器皿在裝飾上表現的是伊斯蘭主題，這些東西在美第奇的陶工看來顯得東方味兒十足，一些還帶有古典的面具。

收藏于羅浮宮博物館的美第奇陶瓶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相傳威尼斯陶工偶爾也會在他們奇特的裝飾中采用中國圖案。但在一個由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藝術理論主導一切的國家，中國風并沒有因此成為流傳廣泛的風尚。大致情形好像差不多是這樣的：美第奇的陶工因為相信感應巫術之說而采用了東方圖案，用青花圖案裝飾他們的器皿，仿制這種圖案可比仿制中國陶瓷材料要容易得多。盡管美第奇的陶工早了大概40年的時間首先對中國主題進行自由發揮，也早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制作出幼陶器，但就艷麗程度和硬度而言，他們并沒有制作出能與中國瓷器相媲美的真正的瓷器。大膽的試驗似乎是作為失敗而一筆勾銷了。1587年隨著弗朗切斯科一世的逝世，工廠的生產也突然停止了。
　　在美第奇試驗失敗后數十載的時間里，似乎沒有人想再去仿制東方的陶瓷。但在1628年，一個名叫克里斯蒂安·威廉（Christian Wilhelm）的荷蘭陶工開始在薩瑟克（Southwark）制作容器。他用的是藍白兩色，主題則是多少有些生硬地從明代瓷器上照搬下來的。1637年，漢堡的一個陶器場也在制作類似的青花陶碟。我們對這兩個制陶場的情況幾無所知。它們似乎都是在1660年之前就破產了，當時，兩個更加有名的制陶場所已經在生產藍白相間、質量高得多的器皿。一個是荷蘭代夫特（Delft）的那批陶器廠。在通俗的說法中，歐洲所有的這類容器都被冠以代夫特之名。另一個則是法國納韋爾（Nevers）的陶器廠。代夫特的那批陶器廠始于何時，現在仍不確定，但已知的少量事實還是可以簡要概括如下。1614年，某個名叫克拉斯·揚松·維特曼斯（Claes Janszoon Wijtmans）的家伙從邦聯議會那里獲得許可，成立了一個彩陶廠，生產像“印度地域”的那種陶器。在該地點的挖掘，也僅僅出土了意大利產的錫釉陶器類型的陶瓷碎片，裝飾的則是純粹的歐洲圖案，有石榴、橙子、鳥、獸和花。直到17世紀中期，陶器場才以著名的藍青花陶器迎來了它的輝煌時期。起初，這些陶器中的大部分都是仿自當時由荷蘭人進口到歐洲的中國和日本的陶瓷容器。在接下來的150年里，代夫特制造廠生產了一大批仿制的（還不包括假冒的）中國容器。其中一些如此接近原型，以至于一眼看上去都不太會看出它們是出自歐洲。

羅切斯·霍普斯汀制作的代夫特彩飾錫釉酒壺，繪有中國人物形象。

繪有冬日雪景的17世紀代夫特青花陶盤。

　　17世紀50年代，的確也有一些代夫特陶器場的畫匠摒棄了仿制明朝裝飾的做法。他們轉而繪制花磚、罐子、盤子，上面有迷人的矮小人物，身穿奇裝異服，姿態古怪，這代表了他們對于中國人的認識。17世紀后期，更具膽識的畫匠們開始自由表達他們的奇思異想，并把源自中國和日本陶瓷的元素結合起來，讓自己從所有那些嚴格的東方常規中解放出來。他們制作的產品有時形狀怪異，如巍峨的寶塔一般的郁金香花瓶，凡是東方陶工精湛技藝中的裝飾主題，在那上面都被夸大了。日本女士更加纖弱，，大肚神更加大腹便便，龍、怪獸以及怪鳥則更加不可思議，房屋更加高雅、脆弱且華而不實，而巨大的花朵和樹木則更加繁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都認為，推動這一變化的藝術家是艾爾布希特·科內利斯·德·凱澤爾（Aelbrecht Cornelis de Keizer）。他于1642年開始了自己的事業。但是先前認定屬于他的這個成就，現在又歸到了一個年輕陶工的名下。

17世紀法國納韋爾陶器場生產的陶盤

　　要在17世紀70年代之前在代夫特大量生產不受約束的中國風格的器皿，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接近17世紀末的時候，跟那些在代夫特生產的器皿相比，雖然納韋爾的陶器場生產的少量器皿既不夠精美，也不夠奇特，但它更有資格說，是它開啟了歐洲制陶業的中國風。早在1644年，這個廠就在仿制中國容器的形狀，雖然這一時期的一個樣本（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上裝飾的是圣經場景，而不是中國風的東西。但到了17世紀50年代，帶有中國和巴洛克格調的容器也飾有歐洲或者東方的圖案。奢華的巴洛克大口水罐上有官吏和龍的形象，而在樸素的中國花瓶上則有源自同時代畫師之手的宏大的神話場景。很可能因為法國在這一時期沒有直接從東方進口任何陶瓷，所以陶工們也就沒有什么可以模仿的原型。抑或是因為公眾需要的不僅僅是復制品，因此在風格上，較早的東方式的納韋爾裝飾品就比那些17世紀50年代在代夫特生產的要隨意一些。畫像乃至鳥和花，雖然跟那些明朝晚期的陶瓷相仿，但已經衍生出具有法國特色的優雅。納韋爾也制作出用波斯藍底色襯托的白色圖畫的陶器，這樣就保留了傳統的青花色彩方案，并創造出了一種驚人的、新的裝飾效果，看起來差不多是仿效真漆的效果。

《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英]休·昂納著，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