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收藏的關仝　《溪山幽居圖》

  祝君波
  劉海粟美術館新館落成之日，筆者得以先睹，感慨萬千。早先的劉海粟藝術館館舍比較小，劉老的收藏難以展現(xiàn)給世人，所以他收藏的成就難免不為更多的人知曉。這次新館落成，有“藝海藏珠”專館展出他捐贈的古代書畫，使人們對他既是美術家、教育家，也是位收藏家的認知更為全面。
  劉海粟先生富收藏在專業(yè)范圍還是久聞其名的。筆者上世紀70年代在朵云軒當學徒，當時朵云軒木板水印中最精細的一幅，便是明代仇英的《秋原獵騎圖》，是圖繪原野上蒙古人持槍策馬、旌旗獵獵的景色，繪制工細、色彩鮮麗，分刻木版190余塊，凡有外賓來參觀，均要展示木板水印制作此幅精品的難度之大。而這幅作品的藏家即為劉海粟，由此知道劉海粟先生的藏品很有分量。
  自古以來，尤其是在沒有照相機和博物館的年代，學習繪畫要面對原作，一靠老師繪的課徒畫稿，二靠名家的原作。所以，很多畫家也成了收藏家。此一特點在海派畫家中尤其突出，而且一直傳承到現(xiàn)當代。比如吳湖帆、謝稚柳、唐云、程十發(fā)先生，都是收藏大家，藏品富甲一方。由上海去海外的張大千，去北京的徐邦達先生，也都是名聞天下的收藏家和鑒賞家。中國收藏界的這一特點也充分地體現(xiàn)在劉海粟先生身上，為了藝術需要收藏，而收藏行為無疑地保存了歷史文物，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給新落成的劉海粟美術館增色添輝，使觀眾獲益更多。
  “藝海藏珠”部分共有劉海粟先生所藏古畫136件近200幅之多。他的第一件重要收藏始于1919年藏關仝的《溪山幽居圖》（傳），最后一件收藏是1957年入藏的金代李早的《白描會盟圖》。所藏為明清書畫居多，內(nèi)有文徵明、沈周、八大山人、清初四王、揚州八怪、海上畫派等。
  近幾年收藏家大會的韋蔚老師在我們支持下，編寫出了《近代收藏家名錄》計300人，雖不全，卻給人們研究中國收藏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從中可以看出在近現(xiàn)代尤其是民國時期，我國精英層面由官、商、仕組成的結構非常明晰，其中官員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藝術家，有167人之多，文人是收藏的半邊天，所以稱中國的高端收藏為文人收藏是有根據(jù)的。
  由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實：一是文人在當時收入頗豐，買得起文物和藝術品；二是文人之間的交流頻繁，也有條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書畫家的饋贈；三是當時的文物藝術品確實便宜，不少教授、畫家可以跨過資金的門檻成為收藏家。
  這么多的文人進入收藏隊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個國家的收藏水準，文物為文化事業(yè)、為研究學問、為提升自身修養(yǎng)服務的特點就更為明顯。由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組成的收藏結構，則更受到社會的尊敬，誰也不會小覷。比如吳湖帆、徐悲鴻先生，因為收藏品豐富，一則為國家搶救了很多文物；　二則由于他們的研究和學識，鑒定了真?zhèn)危瑸楹蟠粝铝酥匾囊娊猓弧∪齽t也為他們成為大畫家提供了藝術涵養(yǎng)。1949年以后，中國內(nèi)地的博物館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贈、轉(zhuǎn)讓和貢獻，他們每家每戶都是優(yōu)質(zhì)文物的蓄水池，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則匯入大江、大河，支撐起了國家的收藏事業(yè)。上世紀80年代，筆者曾隨朵云軒總編輯黎魯先生與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洽商，準備把戚叔玉先生捐給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問有7000多件，真是驚人得很。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出版一事并未啟動，但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從一個藏家已見一斑了。
  問題是，如今的藝術市場價格暴漲，這幾年雖有回落，但好東西價格還是不便宜。以2011年為例，拍品均價30多萬元一件，哪里還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很多大學教授喜歡文物，但以他們的薪水及收入，只怕是無法涉足。
  在上海，韓天衡先生、童衍方先生由于意識超前，進入市場早，還是抓住機會收藏了一些與自己專業(yè)相關的珍品、精品。但這只是文人收藏的落日余暉，不能反映整體。文人淡出收藏圈，是令人痛心和遺憾的，因為它會使收藏界的結構單一，人文氣息和素養(yǎng)下降，逐利性上升。
  面對遠去的文人收藏，一方面內(nèi)心要向前輩文人致敬，另一方面也忍不住為此傷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