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素地彩缽

唐代耀州窯素地彩碗

唐代耀州窯素地彩盤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蓮花紋碟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櫬子”銘盤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鳥飛平無近遠”詩文碟

  素地彩，是唐代中晚期獨具特色的一個瓷器裝飾品種，顧名思義，即是在瓷器素胎上直接施以彩繪紋案。
  素地彩盛燒于北方的耀州窯與南方的長沙窯，但兩窯的素地彩，無論裝飾效果與藝術風格，皆因地域文化差異及燒造技法不同而迥然有別，可謂花開二枝，各具特色。
耀州窯素地彩
  “素胎黑花”呈現淺浮雕立體效果
  耀州窯的唐代中心窯場，位于陜西省銅川市黃堡鎮，故也稱黃堡窯。它創燒于唐代早期，盛唐之前以燒制黑釉、茶葉末釉瓷器為主，中晚唐時期新創素地彩。
  耀州窯的素地彩，也稱“素胎黑花”，產品數量大，藝術水平高。其工藝方法是先在器胎上施白色化妝土，然后入窯素燒；出窯后用黑釉繪制裝飾紋案，再二次入窯進行燒造。黑色紋案凸起于胎體表面，呈現出淺浮雕般的立體效果。
耀州窯素地彩裝飾紋案的題材十分豐富，但以花卉內容最為常見。主要裝飾在碗、盤類器物的內底。其典型構圖形式為：在黑色連弧環繞的白地中心，繪一朵或數朵花卉，寫意或具象，風格多樣。
  寫意紋案以這件素地彩碗為代表——
  唐代耀州窯素地彩碗
  碗口徑11.2厘米，足徑4.9厘米，高4.3厘米，1973年耀州窯遺址出土，現藏于耀州窯博物館。器內滿飾化妝土，器外飾化妝土至脛部，器外脛部以上施黑釉過口沿，內壁及底用黑釉彩繪花葉紋，釉色黑中泛醬紅，極富裝飾趣味性。
  具象紋案以這件素地彩盤為代表——
  唐代耀州窯素地彩盤
  盤口徑15.2厘米，底徑10厘米，高3厘米，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移交，現藏于耀州窯博物館。盤內外施白色化妝土，器壁施黑釉，呈五連弧狀環繞一周，中心留白露胎。露胎處繪三組折枝花卉紋，花紋動態十足，極具寫實藝術性。
  耀州窯的素地彩瓷器，除了常見的碗、盤類器物外，還見有缽、蓋盒等。其中缽施彩于外壁，蓋盒則施彩于蓋面上。
  有專家研究，耀州窯的這種素地彩，無論紋樣與風格應是受到了西亞波斯彩繪陶器與伊斯蘭早期琉璃器等裝飾藝術的影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盛況。
  長沙窯素地彩
  繪制紋案以掩飾內底露胎的粗糙
  長沙窯的唐代中心窯場，位于湖南省長沙市銅官鎮至石渚湖一帶的湘江東岸，故也稱銅官窯，是晚唐時期著名的彩瓷窯，也是外銷瓷產地之一。
  長沙窯原為唐岳州窯外圍窯區，故是在岳州窯制瓷技藝基礎上融匯北方瓷藝與三彩藝術發展起來的，它鼎盛于唐代中后期，衰落于五代，尤以青瓷釉下褐綠彩詩文、繪畫等裝飾為代表，產品聲名遠播，暢銷海外。素地彩雖說不上是該窯的主流產品，但隨著近些年來窯址考古新成果的不斷涌現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與關注。
  長沙窯的素地彩也主要施用于碗、盤類器物的內底，其工藝方法為：先在器物的胎體上施一層化妝土，器壁周邊覆蓋青色透明釉或不透明的褐色釉，中心不施釉，留出圓形、方形或多邊形的露胎，并于露胎處繪制紋案。如果紋案上再施一層透明青釉的話，燒成后即為長沙窯最具代表的青釉釉下褐彩瓷了。
  由于器物內底露胎，使器物在疊燒時相互不粘連，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裝燒量，達到了提高產量的目的。然而，器物內底露胎畢竟會讓器物顯得粗糙，影響美觀，其上繪制紋案就是一種十分巧妙的補救措施，不僅掩飾了露胎的地方，還反拙為美，呈現出獨特的裝飾效果。
  長沙窯的素地彩瓷器不僅產量大，裝飾題材與內容也極為豐富。常見有花卉、動物、文字與詩詞等。
其中，花卉紋案以這件素地彩蓮花紋碟為代表——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蓮花紋碟
  碟高4厘米，口徑15厘米，底徑5.8厘米，長沙窯灰坪遺址出土，現藏于長沙市博物館。器物敞口，四出花瓣形，曲腹，圈足，足部經修削，口沿處飾四組等距褐彩條紋。盤心作八邊形露胎，其上用褐彩繪雙層荷花紋，花瓣盛開，富有生氣。
文字紋案以這件素地彩“櫬子”銘盤為代表——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櫬子”銘盤
  盤口徑15厘米，底徑5.2厘米，1978年長沙窯廖家坡遺址出土，現藏于長沙市博物館。器物圓唇外卷，折腹，圈足，足部略經修削，盤心作圓形露胎，褐彩書“櫬子”二字，四周用褐綠兩色勾繪花草紋?？谘靥庯椚M褐色點、條彩。
詩詞紋案以這件素地彩“鳥飛平無近遠”詩文碟為代表——
唐代長沙窯素地彩
“鳥飛平無近遠”詩文碟
碟高4.2厘米，口徑14.7厘米，底徑5厘米，1978年長沙窯廖家坡遺址出土，現收藏于長沙市博物館。器物圓唇，敞口，折腹，圈足。碟心無釉， 以褐彩在碟心書寫：“鳥飛平無近遠，人隨流水東西。白云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后溪。”這是唐代詩人劉長卿題為《苕溪梁耿別后見寄》詩中八句的其中四句，全詩通過描寫飛鳥、流水、白云、明月等景物，以“遠近”“東西”“千萬”“前后”等對仗表露出作者遠離鄉土、懷才不遇的惆悵之情。
  長沙窯的素地彩裝飾，技法嫻熟，頗具文化內涵與藝術欣賞性，對研究唐代的文化與書畫藝術具有重要價值。
  顯然，耀州窯素地彩與長沙窯素地彩存在著很大區別。前者源自外來藝術與工藝因素的影響，后者則主要因“疊燒”燒造工藝發展而來。但無論怎樣，這種頗具時代創新精神的瓷器裝飾新品種，在滿足當時社會對瓷器產量與質量雙重需求的同時，也客觀反映了唐代瓷業開放、交流、包容與務實精神，并為宋代衡山窯粉上彩繪瓷工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堪稱是中國古代陶瓷裝飾史上的一朵奇葩。
  （本文原文載于《收藏》雜志2017年2期，作者楊俊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