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電子工業部部長李瑞鑒賞“大明通行寶鈔”后留下的題字。

  文\圖海南日報記者 陳耿
  海口民間藏品“大明通行寶鈔”：一張紙幣與一個王朝的興衰
  中國人的春節是屬于小朋友的，因為此時是他們收受紅包的“高峰期”，是最嗨的時刻。記得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給小孩子們的紅包里還有塞硬幣的，現在不但不再這樣，而且紙幣的面額越來越大，厚度也會越來越實在。
  眾所周知，中國最早的紙幣，有文字記載的是宋代的“交子”，元代也發行過紙幣，可惜傳世者寥寥無幾，因而其價值已不是用金錢所能體現。或許朱元璋覺得紙幣是個好東西，于是在建政后也頒行“大明通行寶鈔”，而且貫穿了整個王朝。
好奇心往往驅使人花時間費精力去做一些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
  30年前，海口市食品總公司的一位員工花了一筆不菲的錢財，從一個老人手中收到了一張“大明通行寶鈔”。30年后，當記者知悉有人收藏了寶鈔，幾經周折托人找到藏家，終于得以一睹這張“大明通行寶鈔”的尊容，于是查閱史料，竟然發現相關文字異常豐富。
  在這些紛繁蕪雜的史料中，還有明代中葉海南先賢丘濬論述“大明通行寶鈔”的文章，而在他身后，皇帝賜予的撫恤金中，也有寶鈔。

黃地福收藏的“大明通行寶鈔”正面

  花了一年工資流轉得來
  “大明通行寶鈔”的收藏者是年近七旬的海口市民黃地福，見到他的“寶貝”是在一次早茶之后。從包袋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來，黃地福遞給記者的，是一張用上下兩塊透明塑料板夾起來的深灰色的紙張，紙的兩面都有文字，正面的一些字樣清晰可辨，如上方的“大明XX寳鈔”、中間的“壹貫”和下方的“戶部”和“洪武”等，用卷尺一量，其紙張規格為34cm×21cm，背面僅能看出“壹貫”二字和一些紋飾。細看之下，可見紙鈔的邊沿有一些蓬松的較粗的纖維物質。
  說起這張紙幣的來源，黃地福說那是在1986年，他和一位錢幣收藏愛好者在府城東門附近碰到一位喜歡收藏錢幣的70多歲修燈老人，這位姓陳的老人家說家里急需用錢，有一張祖上傳下來的“大明通行寶鈔”想出手。黃地福與朋友多次判斷后，終于花了好幾千元從老人手中流轉了過來，那筆錢相當于他當年一整年的工資。
  從那以后，黃地福對這張紙幣珍愛有加，輕易不會示人。即使如此，椰城收藏界還是無人不知，海南銀行系統的一次展覽，就曾借去展出。
  “大明通行寶鈔”的誕生
  那么，大明王朝是出于何種目的發行“寶鈔”的？先看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的相關記載：
“（洪武）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三月立鈔法，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
  原來，1375年，明朝廷鑄造銅錢時，有關部門要求民眾毀掉銅質器物，以供官方鑄錢，老百姓叫苦不已，而且商家仍然沿用元朝的舊習，喜歡用紙鈔而不是用銅錢。于是，朱元璋順應民意，詔令中書省印制大明寶鈔。
  再看明人胡我琨所撰的《錢通》一書：“洪武八年，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鈔料，其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為質，外為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鈔貫狀十串，則為一貫，其下曰：戶部奏準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鈔為五串，余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對紙鈔的描繪極其詳盡。
  綜合這兩處文獻資料，黃地福收藏的大明寶鈔是6種面值中額數最大者，相當于一千文銅錢或一兩白銀，鈔上的文字內容也得以識別。其主要原材料為“桑穰”，即桑樹的第二層皮，后世也有說是將桑穰和廢紙一起搗成，或與樺樹皮兼用。
  此外，據記錄明代泰昌、天啟年間邸報、公文和奏章的《兩朝從信錄》記載，朱元璋之所以大力推行大明寶鈔，除了因為“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常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之外，還因為有奸民私下鑄造銅錢，損害到王朝的財政收入，因而一度停止鑄造銅幣，并禁止用金子和銀子交易。
  但僅過兩年，1377年，朱元璋又令各布政司寶泉局恢復鑄造小錢，與寶鈔同時通行。

根據故宮博物院館藏印版還原的“大明通行寶鈔”復印件。

  寶鈔發行弊大于利
  朱元璋力推寶鈔，大有“貨通天下”之勢，確實方便攜帶和使用。然而，在統計學和金融學尚未發達的年代，國家財富和貨幣發行根本無法匹配起來，有意或無意的“超發”在所難免。
  乾隆年間編修的《欽定續文獻通考》就記錄了“大明通行寶鈔”的種種弊端，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由于發行量快速增加而加速貶值。按發行之初的價值，寶鈔一貫等值于白銀一兩，但到朱元璋死前，一兩白銀則需要三五貫寶鈔來兌換；永樂中，寶鈔加速貶值，十二兩白銀能換一千貫寶鈔；到了正統元年，即1436年，一兩白銀更是可換一千余貫寶鈔。因此，時任太子少保黃福不得不奏請，以白銀換寶鈔，回收紙幣。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一度下旨停止印制寶鈔，但5年后又重新啟用。
  到了成化（1465-1487）初年，一貫寶鈔只能換取二文錢，與最初的一千文差之甚遠，老百姓拿到手后往往置之不用。
海南先賢、曾經官至宰輔的丘濬（1421—1495）對寶鈔的使用有過一番論述，他認為以造價僅三五文錢的一貫寶鈔，去換取價值一千文錢的物品，很不公平，強制推行自然不得民心，只會重蹈元朝滅亡的覆轍，但這并不是他的重點。
  丘濬分析和建議道：“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日久弊生。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將以通行鈔法，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詳見《大學衍義補》）可是，皇帝沒有采納他的觀點。丘濬逝世后，弘治皇帝欽賜了一筆撫恤金——“寶鈔一萬貫”，但是此時寶鈔的價值自然不能與洪武初年的同日而語。
  整個明代，寶鈔走走停停，身價時高時低，總的趨勢是高開低走。崇禎十六年（1643年），安徽桐城生員蔣臣諫言每年可發行三千萬貫寶鈔，每貫值一兩白銀，一年就可增加三千萬兩的收入；戶部侍郎王鰲永認為每年應該加印二千余萬貫“以蠲窮民”。于是，崇禎特設“內寶鈔局”，晝夜趕制，但真到募集商人售賣寶鈔時，別說一貫值一兩白銀，連“九錢七分”都無人肯買，京城商戶紛紛關門走人。
  “大明通行寶鈔”在明代越來越不值錢，但作為今世的藏品，在黃地福手上已經成為一件寶貝，還附帶了豐富的收藏價值和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