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藝術精神，就是指藝術獨自具有的、內在的品質，或者是一種文化的根本理念。
   藝術的原動力來自于強大的精神力量。可以這樣說，失去了精神性的藝術很難用杰出或偉大的概念來評判。藝術作品中傳遞的精神性強弱決定了藝術創作主體的影響力大小。因此，如果藝術家創作毫無精神性所言，只能是美其名曰的藝術家而已。在我看來，精神性既包含了藝術家在藝術人生中的豐富性，也包含了藝術家在作品中的純粹性。或者說：藝術家自身的修養與閱歷建構了藝術價值中的精神性，反過來便制約了藝術價值。技法不過是從事藝術創作必須具備的表現手段，而藝術家的格調完全受制于學養。縱觀藝術歷史的發展，偉大的藝術家無不具備這種通過作品來傳遞氣息格調的能力，遂之形成藝術品的精神性。
   自康德起，藝術就不斷地尋找它自律的道路，像現代人尋找個人位置一樣，藝術在歐洲經歷了幾百年的注重“寫實”探索后，逐漸地開啟了新的方法道路。“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不但深刻影響了19世紀的法國文壇，同樣在藝術領域里掀起了軒然大波。直到20世紀，抽象主義作為主導藝術之一決定著我們這個世紀的面貌，叔本華在《康德哲學批判》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可見世界幻覺的產物，是一種騙人的巫術，一種把視覺幻想和空間加以比較所產生的無根基、即無自身本質的外觀，這個可見世界是一層環繞著人類意識的渾濁的迷霧，它是那種同時是錯誤和真實的東西，這種東西人們可以在說他不存在的同時說他是存在的。”康定斯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文化產生著巨變的背景之下，追求精神自由，強調內在力量的作用，成為了論藝術的精神的原動力。
   “在這樣的時代里，藝術只滿足低級的需要，滿足物質的需要。它在粗俗的材料中尋找內容，因為它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東西。客觀對象總是那樣，而人們認為藝術的目的便是把它復制出來。從此，是什么的問題消失了，唯獨剩下怎樣表現這個問題，即用什么方法來復制這些物質對象。方法變成了基礎，藝術也就失去了它的靈魂。”這是康定斯基在他的《論藝術的精神》中所談到的。
如果我們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傳統藝術精神，那便是“溫柔敦厚”。表現在中國藝術精神通常為清高、脫俗、質樸、天真。如《莊子》中說：“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道家強調素樸、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認為這是萬物之本。佛家和道家在這方面是相同的，比如司空徒對于詩的贊譽“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等這樣的描述。儒家強調要把握好“度”“中庸”，這也可謂是“溫柔敦厚”的精神訴求。表達情感可以，但要溫柔敦厚。
   而西方（主要指西方傳統藝術）藝術精神可以用黑格爾曾經的描述“靜穆的哀傷”。靜穆中透露出淡淡的哀傷是西方古典藝術極致的一種風格。這個概念中有兩個層次，即所謂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即狄俄尼索斯精神；“日神精神”就是阿波羅精神。這兩種精神形成了古希臘藝術的理想：靜穆的哀傷。
   無論是西方現代繪畫還是中國傳統繪畫，都以借物抒情，彰顯超脫、高尚為最高藝術境界，著力于對人生內在精神生命力的探求。梵高曾經說過：“芍藥屬于簡寧，蜀葵歸于郭斯特，可是向日葵多少該歸我。”中國畫家徐渭也曾經宣稱：“青藤是我。”中國畫家石濤的“遠塵”與高更的“遠離資產階級文明”如出一轍。由此可見，西方現代繪畫與中國傳統文人的藝術精神也有相似之處。雖然他們具有不同的特定時代背景和文化特性，但它們作為創作主體的個性精神，恰是深入挖掘藝術精神性思想精髓的重要依據。
   個別哲學家曾經談到，真正的藝術品應該具有比美感上的滿足更加重要的意義，創作者應該在創作和理論思考上更加注重對繪畫本質——藝術精神性的關注。在真正的藝術家眼里，關照藝術精神顯然要比感受現象重要得多。
   我們必須有這樣的認識，藝術價值的體現既在于形式和內容，然而更在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