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與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故宮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并稱“中國近代古文獻四大發現”。據謝稚柳先生《敦煌石室記》，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箓與其雇傭的清掃沙土的伙計，發現16窟甬道北壁的壁畫后面可能有洞，“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更發泥塊，則為一小洞，約丈余大，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于白布包之下。”不幸的是，由于這座寶庫是由一個缺乏文化素養的人發現的，導致中國學者在第一時間與敦煌寶藏失之交臂，敦煌文獻散落各地，難窺全貌，給研究工作帶來極大不便。
   今天，敦煌遺書廣泛地分布在世界范圍內的公私藏家手中。據方廣锠先生的最新統計，就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而言，如果按照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約占藏經洞全部漢文敦煌遺書的40%；英國圖書館所藏，約占28%；法國圖書館所藏，約占10%；俄國所藏，約占4%。中國其他公私收藏，約占9%；日本公私收藏，約占8%；世界其他各國收藏，總計約占1%。
   日本作為敦煌遺書第四大收藏國，收藏達百卷以上的公私單位，有杏雨書屋、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三井文庫等，收藏數十卷乃至數卷的公私單位，如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國會圖書館、唐招提寺、藥師寺、大東急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此外，大量敦煌遺書收藏在日本私人手中，濱田德海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濱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兒島縣人。1924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后，隨即進入日本大藏省，歷經銀行局、專賣局和主稅局后，升至事務官，并曾以興亞院專家身份長期在華供職。濱田氏熱愛漢學，他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部分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購得，數量約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藏品。濱田先生辭世后，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稅務文書捐贈給了母校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即“濱田德海資料”專門文庫。其中的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出土文書部分，經日本第37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委員會于1960年12月13日進行審議，一部分以國庫預算由國會圖書館購藏，余下藏品一直由其后人秘藏。
   這批回流的濱田德海舊藏敦煌遺書有三十六件之多。鑒于目前國際通行的整理、統計辦法，文獻、題記、裱補紙殘片均需編號，則這批遺書的數量不止三十六號，研究價值不可限量。可以說，這批敦煌遺書無論在學界還是藏界、在中國還是海外，都是當之無愧的瑰寶，今得回歸故國實為幸事！
   首先，從時間上看，這批敦煌遺書從6世紀到10世紀，跨越五百年。展卷摩挲，我們可以看到書法的演變、寫經形制的演變，乃至經典在不同地域的流變。它們的文物價值、歷史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不可估量。其中三件南北朝時期寫經：《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第十八》、楊士驄舊藏《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第廿七》、端方、康有為舊藏的異本《大智度論卷第十九》。三卷書法嚴謹端麗，以示莊嚴，“橫畫都是尖鋒起筆，不用逆鋒，收筆處重按，轉折處不是提筆轉換筆鋒，而是略作頓駐后再調鋒，以取勁疾。”（華人德《論六朝寫經》）主筆橫畫收尾處和捺收筆時向上挑，隸意濃重。大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收藏敦煌遺書頗伙，共有256卷，其中南北朝寫本不過四卷，足見珍稀貴重。
   其次，從長度上講，這36件遺書，超過8米的有8件；5米以上、8米以下的有10件；1米以下的有8件。正如方廣锠先生在《談散藏敦煌遺書》一文中指出的：“敦煌遺書是古代寺院的棄藏，絕大部分斷頭殘尾。散藏敦煌遺書大都是人們從這些殘破遺書中挑選出來的。雖然這種挑選，實際不過是矮子里拔將軍，所以絕大部分散藏敦煌遺書依然是殘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遺書畢竟是矮子里拔出的將軍，它們的長度、保存狀態都要比第一類沒有經過中間環節直接進入收藏單位的遺書為好。”
   第三，從文獻內容看，這批遺書可圈可點。其中兩件社會經濟文書，雖然是殘片，但無法湮滅它們重要的研究和收藏價值。第27號《證明經》前面的《黃仕強傳》與目前已知的9個公藏版本差異甚大，是一號完整且重要的異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伍倫36號，該文獻雖然首尾均殘，卻從來沒有被歷代大藏經所收，未為歷代經錄所著錄，甚至是我們以前在敦煌遺書中也從來沒有見過的海內孤本。從內容考察，該文獻乃9世紀中葉歸義軍統治初期，敦煌地區著名沙門法成向弟子解說的《瑜伽師地論》卷一“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一”的記錄。
   現參考《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所收錄的《斯坦因劫經錄》、《伯希和劫經錄》、《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將這批敦煌遺書所涉及到的情況簡要羅列于下：

   南北朝時期寫本《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第十八：
   1.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第十八 北6392（咸092）
   2.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第十九 北6397（霜061）
   3.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S.1280 S.2082 S.3060 S.6142
   P.2281
   北6398（巨014） 北6399（呂073） 北6400（制097）
   北6579（宙027） 北6580（為021） 北8570（云002）
   4.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第二十 S.6614
   5.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S.0762 S.1858 S.2179 S.2591 S.4113 S.4483 S.4547
   北6407（雨097） 北6408（來075） 北6409（調027）
   北6410（云017） 北6411（文093） 北6412（芥051）
   北6413（宇046） 北6422（雨010） 北6582（位077）
   濱田德海搜藏的此卷《大般涅槃經》與《大正藏》本相比，分卷不同。它相當于《大正藏》本卷十八后部至卷十九前部，文字與《大正藏》本亦略有參差，可供校勘。因首尾殘缺，分卷情況不清，察其現存文字，其分卷約大體與《思溪藏》、《嘉興藏》本相同。
   由于《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未展示遺書的具體信息，我們只能看到其中北6397（霜061）與濱田德海舊藏《大般涅槃經》卷次一致，包括梵行品第八之四、梵行品第八之五，但未知版別。北京圖書館藏本存尾題，在未見實物或圖版的情況下，不知抄寫年代。也就是說，根據《索引新編》統計，敦煌遺書中的《大般涅槃經》，第十八卷、第十九卷寫在一起者，只有北6397（霜061）一件。濱田氏所藏之南北朝寫本當屬鳳毛麟角。

   南北朝時期寫本《大般涅槃經》（思溪本）卷第二十七：
   1.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
   北6462（河079） 北6463（芥099）
   2.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S.0626 S.1860 S.2197 S.4535 S.4998 S.6534
   北6464（光082） 北6465（金005） 北6466（金044）
   北6467（辰080） 北6468（乃007） 北6469（金014）
   北6561（出044） 北6562（玉069）
   將濱田德海舊藏的這卷《大般涅槃經》卷二七與《大正藏》本對照，可以發現其分卷不同，此卷相當于《大正藏》本卷二十七前部至后部，與《思溪藏》本、《嘉興藏》本分卷相同。
   其中，S.4998《大般涅槃經卷第廿七》，有題記，曰：“一校”。在未見實物或圖版的情況下，皆不知抄寫年代。楊士驄舊藏南北朝寫“思溪藏”本《大般涅槃經卷第廿七》，卷面潔凈，書法極好，堪稱六朝寫經典范。

   南北朝寫本《大智度論》卷第十九（異本）：
   與《大正藏》本相比，濱田德海搜藏的這卷分卷不同。卷尾相當于《大正藏》本卷十九后部。與歷代藏經分卷均不同，故為異卷。本卷卷次與歷代藏經差距較大，詳情有待研究，文獻價值非常高。
   而檢索《索引新編》，只有一件法國伯希和藏P.4584，《大智度論卷第十九釋初品中三十七品義第三十一》，是殘卷，不知書寫年代。濱田德海舊藏南北朝寫《大智度論卷第十九》曾經端方、康有為鑒賞，品質自然不凡。可見濱田德海搜集寫經的眼光是很高明的。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佛典寫本中，以唐朝流行最廣的五部大經數量最多，即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維摩詰所說經》。其中，由于《妙法蓮華經》在中亞、中國吸引了自古以來最多的信仰者，在敦煌和吐魯番寫經中占大多數。
   這批濱田德海舊藏敦煌遺書中數量最多的也是《妙法蓮華經》。其中包括卷第一、卷第二、第五、第六、第七和八卷本《妙法蓮華經》卷第八。根據《索引新編》大概可知，《妙法蓮華經》卷第一有388個寫本，卷第二有436個寫本，卷第五有340個寫本，卷第六有350個寫本，卷第七有441個寫本，單寫《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有89個寫本，卷第八有43個寫本。
但是，通過翻閱《索引新編》的條目不難發現，正如其他經卷一樣，《妙法蓮華經》寫本數量雖多，首尾相對完整者少，多是殘卷甚至殘片，有題記者更少。濱田德海舊藏的幾卷《妙法蓮華經》則各有千秋。
   其中，《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卷尾存題，并有小字題記四行：“顯慶五年（660年）三月十四日，濟法寺沙門重遷師奉為師僧父母，法界倉生敬造法華經一部，愿以斯景福抜濟有緣同離苦源，咸成仏道。”據方廣锠先生考證，“濟法寺”在敦煌遺書中凡兩見。一處出現在斯02278號《寶雨經》卷九卷尾譯場列位中，作“京濟法寺沙門戰陀譯語”，故知該“濟法寺”武周時期位于京城。一處出現在甘博121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九九題記中（圖錄見《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冊第265頁），作：“咸平元年（998）四月八日濟法寺法度沙門普惠敬造/《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拔濟有緣。愿一切眾生/咸蒙斯福。/”該遺書紙張與唐高宗時期那批武則天為母親做功德的宮廷寫經紙張相同，抄寫年代相近，風格相似。故頗疑本遺書并非敦煌地區寫經，乃流入敦煌之原長安濟法寺寫經。
   而許承堯舊藏唐寫本《妙法蓮華經卷第八》出自“清信女彭法藏”之手，可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第039號題記互參，實為難得。

   濱田德海舊藏敦煌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有卷第六十七、卷第二百八十四、卷第三百二十八、卷第四百八十四、卷第五百卅九。公藏情況如下：
   1.卷第六十七：
   S.4971 北2185（闕014） 北2186（昃095）
   濱田氏舊藏卷第六十七，末紙尾題后有小字墨書“懷惠勘”。此勘記見于中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圖書館、故宮博物院藏多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之卷尾勘記。如2006年第六期《敦煌研究》刊載《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目錄》，著錄有題記“懷惠勘”的首殘尾全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編號為新87165。起“訶薩般若波羅蜜多”，止“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七十七”。
   2.卷第二百八十四：
   S.1768 S.2531 S.3550 S.6369
   北2772（列030） 北2773（閏087） 北2774（霜027）
   北2775（海046） 北2776（宿065） 北2777（文006）
   其中，S.6369卷首背部有“五十秩至六十秩”七字。
   3.卷第三百二十八：
   北2889（官011） 北2890（夜067） 北2891（露025） 北2892（律065）
   濱田氏藏卷第三百二十八，第十三紙尾題后有墨書小字“尼妙相寫”。卷尾墨書小字“大蕃歲次戊戌年三月廿五日李斈生張涓子操寫故記之也”。“張涓子”為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經生，其題名今可見者有20余處。就吐蕃時期的寫經而言，此卷字跡較為工整，行筆流暢。
   4.卷第四百八十四：
   北3203（張003） 北3204（重088） 北3205（寒063） P.2790
   濱田氏所藏卷第四百八十四，末紙經文下書“佛弟子徐浩敬書”，另起一行書“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二月朔日”。建中二年（781年），為唐德宗年號。從這年起到大中二年（848），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由題記可知，此時敦煌尚奉中原正朔。
   5.卷第五百卅九:
   北3311（呂040） S.4833（僅存二十六行）
   濱田德海舊藏《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十，《索引新編》著錄68個寫本。濱田氏此卷尾題后有反切法注音一行，可作為中古語音流變與西北方音研究的重要資料。
   《金光明經》卷第四，《索引新編》著錄39個寫本。濱田氏此卷尾題后墨鈐長方形“凈土寺藏經”木戳記。據土肥義和《莫高窟千佛洞、大寺及蘭若》，“凈土寺”為歸義軍時期十七大寺之一。據方廣锠先生09年統計，鈐有凈土寺藏經印的敦煌遺書僅有17件。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公藏99個寫本。敦煌遺書《八陽神咒經》傳寫過程中頗多異本。濱田德海所藏之遺書與《大正藏》本相比，文字有參差。如卷首“爾時無邊身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略寫為“是時無邊身菩薩白佛言”；“無入無悟。無知無見。不得一法。即涅槃樂故”，“樂”后經文略去。詳情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卷卷尾有小字書題記：“清信俗弟子瓜州行軍兵馬都倉曹盧安多發心抄寫持誦一心受持”。卷末有行書一行：“比丘還真勘定”。
   據《索引新編》著錄的三個公藏機構的已知數據，《思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一有19個寫本，卷第二有7個寫本，卷第三有10個寫本。濱田氏舊藏之卷一，首尾完整，卷面除刮改痕跡，行間有墨、朱、黃三色校勘加字，實為難得。《思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一、第二》為細字本。且敦煌本《思益梵天所問經》一般均不分品，細字本首題下有“五力品第五”，卷中有“思益梵天所問經無二品第六”，但與《大正藏》本分品的段落、品名、品次均不相同，為研究《思益梵天所問經》提供了新的資料。
   《思益梵天問經第三》與日本《圣語藏》本分卷相同，首尾全，經康有為舊藏。這幾卷都是可圈可點的。
   據《索引新編》，《維摩詰所說經》卷第一（即卷上）在三個公藏機構有280號寫本。《維摩詰所說經》卷下有155個寫本。濱田氏舊藏之卷下首題、尾題具存。
   《入楞伽經》卷第七于三大公藏機構有7個寫本。濱田氏舊藏本為《佛性品第十一》，首尾全，有首題。
   據《索引新編》，《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公藏情況為：P.2136、P.2186、P.2297、北8698（鱗030）、北8290（陽21）、北8291（淡58）、北8292（堿92）、北8293（光97）。此濱田德海舊藏《普賢菩薩說證明經》，前寫《黃仕強傳》，首尾完整。敦煌寫本《黃仕強傳》目前已知有9個版本：伯希和收集P.2136、P.2186、P.2297、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Дx1672（孟列夫編L.2873）、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藏（大谷瑩誠氏購自李盛鐸）、國家圖書館藏北8290（陽21）、北8291（淡58）、上海圖書館藏上圖812531、浙江博物館藏浙敦026。此卷作為第10個版本，是一號完整且重要的異本。
   《索引新編》著錄《羯磨》七號。其中S.0600為比丘尼羯磨文，S.0754為尼律，S.1162a只寫“羯磨”，S.4650作“羯磨文（擬）”，北7148（月093V）為“羯磨”，北7150（列024）為“羯磨”，北7153（呂087）為“羯磨”。濱田所藏《比丘羯磨》與《大正藏》本相比，注疏多“爾時檀越請我欲布施及房舍比丘自念波遠不及七日還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聽有如是事受過七日法若十五日若一月羯磨應如是白也。”
   《索引新編》著錄《和戒文》十七號，《和菩薩戒文》六號。其中《伯希和劫經錄》P.2921“和戒文壹本（首題）”，標題下有梵文一行，背面有“此是趙僧正和戒文”等語。敦煌寫本《和菩薩戒文》，歷代《大藏經》均未收。《大正新修大藏經》收入“事匯部類”、“古逸部”。濱田德海舊藏《和戒文》，首全尾殘。與《大正藏》本相比，文字多有參差。二者可互相參校。如《大正藏》本“殺生必當墮大抗”，此本作“煞生必當墜火坑”，當以此本為確。
   疑偽經是中國僧人偽托如來所說而編造的佛經，是中國民間社會思想的表現，不僅是研究思想史的素材，也是研究社會史的重要資料。由于歷代整理佛經的高僧極力排斥疑偽經，所以大量疑偽經都已失傳。但敦煌的僧人沒有如此高的佛學水平，他們抄寫、保存下了不少疑偽經典，如《勸善經》。
   《索引新編》載《勸善文》二十七號，另有《勸善文》六號，《勸善文讃》一號。濱田氏舊藏此卷首尾全，末有“頒下”日期題記：“貞元十九年甲申歲正月廿三日”。與《大正藏》本相比，此卷文字多有參差，大部分可與《大正藏》對校，并可補其闕文。
   可見，此次日本回流之濱田德海舊藏敦煌遺書，不但數量眾多，而且質量優越，絕對是中國拍賣史上的一次恢弘盛宴！伍倫拍賣恭候各方大德結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