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在東南衛(wèi)視首播的《魯豫有約大咖一日行》，讓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刷爆了朋友圈。導火索就是那個著名的“先定一個小目標”、“先掙他一個億”的梗。其實細看，這段視頻里還有很多耐人尋味之處：比如，王健林收藏的藝術品，以及他對“在大師之作上蓋章”的看法。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局部 為明末摹本 乾隆帝在其上提下50多處題跋 圖片來自網絡

　　在先后向魯豫展示了石齊、劉海粟、吳冠中以及傅抱石的畫作之后，王健林開始緩緩傾吐他對“蓋章”一事的看法：“很多收藏者是這樣的，到了那種境界，都會在空白處，或是留白處寫上：我怎么怎么，或者打上一個章。我還沒到那個程度，因為我想，這么好……第一我是沒這個底氣，古代的很多名畫，值不值錢，當然首先是腕大不大，是不是真品。其次，是傳承有序，如果皇帝擁有，打兩個印，那就值錢了。或是明朝皇帝提兩筆，那就更值錢了。”
　　看得出，王健林對藝術品的鑒賞非常內行，且懷著敬畏之心。比如，他對魯豫提到自己對潑彩的看法，以及他總是堅持自己卷畫，不假他人之手，并認為“這（卷畫）是有專門功夫的”。

王健林對藝術品的鑒賞非常內行，且懷著敬畏之心

　　說起“蓋章”時，王健林沒有了在談論萬達食堂和萬達城項目時的自信與肯定，他顯得有些猶豫：“現在覺得底氣還不那么夠，就是不光是財富，還有修養(yǎng)，再說現在，哎呀，還沒到那個時候。”這番話透露出王健林對收藏的態(tài)度，雖有收藏的執(zhí)念，但對自己與文物藝術品之間的關系十分清醒。
　　其實，中國收藏家在古畫上題跋或蓋收藏印是古已有之的傳統(tǒng)。在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副主任凌利中印象中，這種傳統(tǒng)自唐代就已萌發(fā)，“這里面有兩種情況，入藏官府機構的收藏大都是需要蓋上印的。在民間，藏家也有蓋印或題跋的習慣。”
　　因而，人們能夠在《女史箴圖》、《鵲華秋色圖》、《浮玉山居圖》等許多歷代名畫上都能看到滿滿當當的鑒藏印。“古書畫上的印鑒其實有著正面的意義，比如它成為鑒定和研究的重要依據。而且，今天的人們也似乎能夠接受古書畫上的印章，成為一種審美習慣，拿掉了，反而會不習慣。”
　　“但題跋、蓋印太繁密，影響書畫本體，就不好了。”凌利中說。明代項元汴收藏之富一時無匹，他不愿出仕做官，連萬歷皇帝的面子都不給。但在蓋章這件事兒上，卻有著無與倫比的熱情。專家從他收藏過的名畫上搜集得到的鑒藏印共計40余方，包括“世濟美堂”、“天籟閣”、“墨林山房”等等他常常在同一件書畫上蓋上幾方不同的印鑒，以示珍愛，在真?zhèn)未嬗袪幾h的北宋蘇軾《功甫帖》上，就有其鑒藏印三方（同軸另紙裝裱）。
　　另一位酷愛在名畫上“發(fā)帖”的乾隆皇帝被今人稱為“蓋章狂魔”。他自詡文采風流，一生醉心于書畫，是明清兩代收藏最為宏富的皇帝。《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中著錄乾隆書畫近2200件，收藏之余，他也以史無前例的熱情在前人書畫上信馬由韁。這里頭還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案：當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子明卷》曾流入清宮，乾隆帝并不知其為明代摹本，喜愛之極，并在畫上留下50余處題跋，以至于畫卷上的空白幾乎全被填滿。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凌利中笑言：“幸好他看走眼了，提在了贗品上。”

元代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上的鑒藏印也頗多 圖片來自網絡

　　因為以上兩位收藏家蓋章的熱情實在太高，就招致了很多批評。有書畫研究者看不慣項元汴在名畫上留下的累累痕跡，譏諷道：“鈐印累幅，猶如聘麗人卻黥其面”。對乾隆發(fā)的層層“彈幕”，英國美術史家、牛津大學榮休院士蘇立文也看不下去了。他曾寫下這樣的評論：“他的御章遮蓋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跡上，有時候遮蓋范圍之廣令人咋舌。”
　　雖然人們現在所知的前代大藏家皆為達官貴人，但古時候，“提字蓋印”還是一項頗為“民主”的傳統(tǒng)，滲透于每一個階層，與身份高低并無必然聯(lián)系。“它并非貴族所特有，古時的平民百姓也會在書畫上提字。只是，普通人遇上傳世名畫的幾率比較小。而我們在鑒定的時候，也時常會遇到不常見的收藏印。”凌利中說。
　　在凌利中看來，這種習慣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只是不再普遍，背后其實是文物保護意識的改變：“保留原貌”被視為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率先做出改變的是博物館等公立收藏機構。“新中國成立后，博物館入藏的書畫就不再題跋蓋印。”凌利中說。至于私人收藏，“這畢竟是私人物品，沒有法律規(guī)定不能這樣做，個人有充分的自由，這樣的作法在民間依然保留著。

明代大藏家項元汴畫的《竹石圖》，兩位愛蓋章的藏家在此相遇。 其上有作者項元汴的鈐印，也有藏家乾隆、嘉慶兩位皇帝的鑒藏印 北京保利拍賣供圖

　　只是，僅從聚集了頗多民間收藏的拍賣會上看，清代以后便少有人在古人書畫上題跋蓋章，至多是加裱引首，把題跋寫在引首上。當然，這里面要撇除一種情況：文人的往來唱和，朋友的書畫饋贈，這種情況下的題跋或蓋章就要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