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紀念的大年，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媒體早早就發表關于魯迅的文章，美術與魯迅，自然也繞不開。我覺得，有一個具體問題是老話了 尚需要厘清，即圍繞《北平箋譜》的出版，魯迅和齊白石——到底魯迅怎么看齊白石？他具體“贊美”過作為國畫家的齊白石嗎？這個問題，涉及魯迅對于以文人畫 為代表的中國畫的批評，事關魯迅的美術觀，同時也可以看出魯迅與周作人的差異來。

齊白石，《草蟲畫》

　　魯迅和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在《北平箋譜》中選入陳師曾和齊白石的箋紙畫若干。魯迅獨撰《北 平箋譜》一書的序言，羅列包括齊白石在內的諸位畫箋高手的大名。另外，在與鄭振鐸編書通信里幾次提到過齊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信里說：“去年冬季 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箋譜，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 久也將銷沉了。”特別是在他與鄭振鐸共同擬寫的發行《北平箋譜》的廣告詞里，又說：“三十年來，詩箋之制作大盛，繪畫類出名手，刻印復頗精工。民國初年， 北平所出者尤多雋品，抒寫性情，隨筆點染，每涉前人未嘗涉及之園地。雖小卡短箋，意態無窮。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這些，都算作他正視和審看齊白石的明 證。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他評論與欣賞的視覺，始終不離從木刻藝術的主流和木刻發展的主題著眼，因為畫箋在版刻藝術一脈里獨具一格。周作人則不一樣， 他除了民間藝術、古代藝術之外，似乎沒有魯迅特別地要搜求外國畫外國藝術品的興致。他卻正視國畫中的文人畫，由衷欽敬同時代的陳師曾和齊白石。他在《陳師 曾的風俗畫》一文里這樣說：“陳師曾的畫世上已有定評，我們外行沒有什么意見可說，在時間上他的畫是上承吳昌碩，下接齊白石，卻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為 是有書卷氣，這話雖舊，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見吧。手邊適值有陳師曾的《北京風俗圖》影印本二冊，翻閱一過，深覺得這里有社會的意義， 學問與藝術的價值，不是一般的畫師所能到的。”他還特地求齊白石治印，又精心保存齊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信里表示，因為只有名家齊白石的兩三 方印，名印過少而深覺遺憾。

陳師曾，北京風俗·墻有耳

　　即使梁啟超說陳師曾的意外死亡，對于中國美術界的損失無異于一場東京大地震。但魯迅沒有專門寫陳師曾的文字。魯迅對陳師曾的刻銅藝術和畫箋藝 術，對齊白石畫箋藝術的評點，對國畫傳統及現狀那些零星的議論和評論，并不是疏忽，而正與他的美術思想完全一致。五四時期，魯迅的美術觀，實際上承接了康 有為，與陳獨秀高舉“美術革命”的旗幟一樣，齊力主改造中國畫。后來南下定居上海，參加左翼運動，美術觀進一步變化。正因為反對提倡國粹，所以對文人畫總 體上傾向于否定。即使是陳師曾這樣的友人，受贈其畫其印章多多，陳師曾故后，也留心收藏《師 曾遺墨》多集，但卻不肯正面述及作為國畫家與文人畫大家的陳師曾。1918年，上海美專的《美術》雜志創刊，年底魯迅署名“庚言”，在《每周評論》第二號 上面發表小文章為之鼓與呼，對其關于“中國畫久臻神化”的說法則不予認同。后期即晚期，1930年2月21日，他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的講演《繪畫雜論》， 更是公開指出國畫的弊病：“古人作畫，除山水花卉而外，絕少社會事件，他們更不需要畫寓有什么社會意義。你如問畫中的意義，他便笑你是俗物。這類思想很有 害于藝術的發展。我們應當對這類舊思想加以解放。”“工人農民看畫是要問意義的，文人卻不然，因此每況愈下，形成今天頹唐的現象。”
　　楊永德、楊寧二 人編撰的《魯迅最后十二年與美術》，單列有“魯迅與木刻團體”一篇，記錄從1931年6月，魯迅為“一八藝社”舉辦展覽會并寫《一八藝社習作展覽小引》開 始，到病逝前的1936年10月8日，最后參觀廣州“現代版畫研究會”組織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木刻聯展》，他與各地進步木刻團體有直接聯系并出面指導的就 多達十一個。這時團結在他周圍的，是上海與各地的另一批反體制的青年。魯迅不僅反對提倡國粹，也主張引進西方和俄國的東西進來，用以改造封建、專制、腐朽的中國。

趙延年，狂人日記，木刻版畫

　　按說，以魯迅和陳師曾的同事關系，南下之前與后來，完全可以直接接觸和聯系齊白石的，但沒有。沒有收藏齊白石的畫，也沒有請齊白石刻印。他當然 知道美術界和國畫界的事情，可是對民國畫界的主流，即使是徐悲鴻和林風眠，也刻意保持了疏遠的距離。“政治正確”的意識之外，或許也和他的名士氣有關。
　　總之我認為，魯迅對齊白石評價是有限定有限度的，局限于“畫箋高手”而已。談不上是對國畫名家齊白石特意的贊美。魯迅為著力引導木刻，而興致勃勃地搜集民初的畫箋作品包括齊白石，像他搜集南陽的漢畫像磚、朱仙鎮年畫一樣，全是為了新美術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