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 再畫印度之一

葉淺予 1946年作 印度舞 

　　近現代以來，諸多中國美術家赴印度進行采風寫生、舉辦展覽、拜訪名流、講學等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傳奇與名家名作。印度，這個與中國同樣有著古老歷史的國度，成為中國美術家一個重要的域外創作題材，去印度寫生、交流的步伐至今仍在延續，且愈加頻繁。
　　在我去印度之前，我聽見印度的音樂就會感動。
　　1955年，我就聽到了《流浪者》的音樂，雖然我聽不懂，但它卻讓我感受到一種悲哀的力量，我喜歡，我聽到印度的音樂就想哭。偉大的音樂是讓人哭的，不是讓人笑的。構成人生的魅力，是良心；促動了人流眼淚，就叫藝術。
　　佛教的魅力也在那里。為什么要慈悲？慈悲者就是要流眼淚。你也哭，我也哭，是真哭，但是互相安慰：“別哭，別哭”，這才是慈悲。
　　我到印度，也看見很多很丑的人，但我畫的全是美人。生活里頭有很多丑，但是全靠藝術家來抹上很多漂亮的顏色。藝術家天生就有這個責任，把丑的東西擦掉，變得漂亮。痛苦是永遠的，只不過我們老天有眼，讓我們幸福一個瞬間。（作者林墉系廣東美協原主席）
　　泰戈爾來華，林徽因徐志摩陪同
　　從大的文化層面說，現代以來，中國與印度的交流相比以往大大提速。
　　我國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陶行知先生曾兩度訪問印度。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為時僅四五天，他寫下了五首詩，即《二十萬人同進牢》《阿黑煞的農人》《不可親近的人》《印度三姊妹》和《印度高利貸者》。詩中，他以無限同情的筆致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悲慘處境。
　　1938年8月，他再次訪問印度。其間，他拜訪了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他同泰戈爾交談了一個小時，并一起聽了孟加拉樂曲。其后，他還拜會了圣雄甘地。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見客人，但得知有一位遠道而來的中國學者訪問，便破例同意會面，并用筆與陶行知“談話”。甘地說：“我有朝一日會訪問你們的偉大國家，沒有什么比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學者、文人奔赴印度學習交流。比如，著名作家許地山曾于1926年6月至9月在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學習梵文、研究佛教。
　　而印度也有文化人來華交流，最著名的要數泰戈爾。1924年，63歲的泰戈爾突然想來中國。泰戈爾獲得了著名學者梁啟超的邀請，這年4月，詩人和他的隨行人員終于來到中國，在中國文化界刮起一股泰戈爾熱。
　　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激情的語言歡迎泰戈爾：“為了通過知識獲得真誠的解脫，通過憐憫得到真誠的愛，應該擴大理智和同情。”詩人泰戈爾先到上海，隨后來到北京。北京的學術界、文化界在天壇草坪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白須飄飄的詩人泰戈爾在年輕俊美的女詩人林徽因小姐的攙扶下，登臺發表演說，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擔任翻譯，贏來一片贊嘆。
　　宗白華：葉淺予印度舞畫結合古典現代
　　1924年泰戈爾訪華時，徐悲鴻遠在法國，二人沒有相見。1938年，徐悲鴻接到詩人泰戈爾的邀請赴印度進行藝術交流。當年10月，他帶上一批作品自重慶奔香港，在東南亞輾轉達一年之久，于次年冬季到達印度，在印度國際大學舉辦了一場中國近代畫展。這一年，他在印度創作了油畫《印度牛》和素描《印度人像》等。
　　1940年1月間，徐悲鴻多次為泰戈爾畫像，并畫馬贈泰戈爾。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國際大學，徐悲鴻在歡迎會上為甘地畫速寫像兩幅，并經泰戈爾介紹會見了甘地先生。當年11月，徐悲鴻才向泰戈爾辭行。這一年，他在印度所作的畫有油畫7幅、國畫24幅和素描14幅，是他空前高產的一年。
　　他在印度作的畫中，有幾幅特別著名。他為泰戈爾畫的肖像，有一幅至今仍掛在泰戈爾故居的墻上；為泰戈爾畫的馬，上題“哀鳴思戰斗，回立向蒼蒼”，也一直掛在那里。《愚公移山》是他的代表作，1937年著手創作，在印度終于完成。在這幅作品里，他用了印度人作模特兒。畫面上有五人是中國人的形象，其余多數都是印度人的形象。他對此的解釋是：“藝術但求表達一個意思，不管哪國人，都是老百姓。”
　　上世紀40年代，葉淺予從漫畫轉向國畫，第一批作品便是他訪問印度歸來所作的印度舞畫。對這批畫，徐悲鴻的評語是：“淺予之國畫，如其速寫人物，筆法輕快，動中肯綮。”宗白華也給出了很高評價：“淺予的印度舞畫，是古典美與現代美的結合。”
　　1949年之后，赴印度進行藝術交流的畫家則有石魯等人。1955年，36歲的石魯赴印度參加萬國博覽會中國館總體設計工作，在印度，他畫了大量的寫生作品。
　　高劍父印度之行后 畫風又一大變
　　具體到嶺南，赴印度開展藝術交流的畫家亦并不鮮見。
　　1930年10月，高劍父由廣州出發，經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到印度，出席12月的亞洲教育會議。之后，他在印度各地以及周邊的尼泊爾、不丹、錫蘭（今為斯里蘭卡）、緬甸等國旅行作畫，并攀登喜馬拉雅山。
　　從1931年春至1932年秋，高劍父在印度等地除了寫生之外，就是考察佛教藝術遺存、臨摹古代繪畫。據他自述：“凡美術院、博物院，梵宮古剎，莫不參觀臨摹；并于喜馬拉雅山探求佛跡……”高劍父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還撰寫了《喜馬拉耶（雅）山的研究》《佛畫的研究》《印度藝術》等文稿。
　　其間，他還拜會了泰戈爾。泰戈爾稱贊他是“具有釋迦牟尼之大無畏精神的藝術家”，對“折衷派”的主張亦頗為贊賞。
　　經過南亞特別是印度之行，高劍父認為他真正接觸到東方美術的源頭，領略到東方美術的內涵。之后，他的繪畫逐漸脫盡日本風格的印記，畫風又一大變。他歸來后對自己的藝術革新方案作這樣的描述：在立足傳統的基礎上，既取法西洋畫的經驗，又兼采埃及、印度、波斯的作風，一爐共冶。
　　到了當代，楊之光、林墉等著名畫家都曾到訪過印度，且畫了不少經典作品。 1985年3月27日至4月17日，楊之光訪問印度及尼泊爾，并進行寫生、講學活動。他曾畫了名作《印度泰姬陵》及大量的印度人物舞蹈畫。
　　林墉對印度的藝術情有獨鐘。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言：“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是因為他的作品吸收了大量的優點。就我自己來說，我是大量吸收了印度的東西，同時也吸收了很多歐洲的優點。”對于他的印度題材的繪畫，他如是解釋：“我把我在印度產生的美感，融入中國流傳的美感，就變成你們現在看的畫。”